【摘要】金岳霖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上的“困难”，促成了关于哲学的普遍性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的见解，并影响了21世纪初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金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成《中国哲学》一文，提出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是“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天人合一”“哲学与伦理、政治合一”“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回顾金先生对“中国哲学”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和中国哲学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金岳霖 中国哲学 特殊性 认识论 天人合一
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1895—1984）在逻辑学、西方哲学和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卓有建树，而他与“中国哲学”的直接联系主要见于他在20世纪30年代为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上）》写的“审查报告”和他在20世纪40年代写的《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回顾金岳霖先生对“中国哲学”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和中国哲学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中国哲学史”名称的“困难”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绪论”中开篇讲“哲学之内容”，首言：“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这应是近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在最初建立时所直接面对的问题。因为中国传统学术并无“哲学”这个名词，也就没有近现代意义的“哲学”这个学科，所以要认清中国传统学术中哪些属于“哲学之内容”，不得不参考西方哲学。
冯先生认为，“哲学之内容”大略可分为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此“三分法”既是西方哲学所普遍流行的分类，又“约略”与中国哲学讲的“性与天道”及“为学之方”的内容相对应。如此说来，“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冯先生又指出，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但有“实质上的系统”。“一个哲学家之哲学，若可称为哲学，则必须有实质的系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冯先生也指出了“中国哲学之弱点”，即中国哲学家大多不是“以知识之自身为自有其好，故不为知识而求知识”，“逻辑，在中国亦不发达”，“又以特别注重人事之故，故于宇宙论之研究，亦甚简略”。这些是中国哲学的“弱点”，如果换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是中国哲学的特点。如冯先生指出，“因中国哲学家注重‘内圣’之道，故所讲修养之方法，即所谓‘为学之方’，极为详尽。此虽或未可以哲学名之，然在此方面中国实甚有贡献也”。
金岳霖先生在为冯著写的“审查报告”中虽然对冯著有所肯定，但重点提出了“中国哲学史”有其名称的“困难”：“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这个问题如果用英文表述，其意义更清楚，即“It i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in China?”如果从后一种意义上说，即“哲学史在中国”，此“哲学史”就是一般的或普遍的哲学史，而不是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史。
金先生举出写中国哲学史至少有两个根本态度，“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根据前一种态度来写中国哲学史，恐怕不容易办到”，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都是取第二种态度，即“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金先生说：“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遍的哲学问题。……以欧洲的哲学问题为普遍的哲学问题当然有武断的地方，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易中止。”可以看出，金先生当时提出“中国哲学史”名称的“困难”，其前提条件是当时流行的而且“不容易中止”的“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遍的哲学问题”。
金先生认为，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著作都采取了第二种态度，即“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我想这一点起码不会被冯先生接受，因为冯先生所说中国哲学关于“性与天道”和“为学之方”的学说只是“约略”相当于西方哲学的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而且，冯先生也指出了中国哲学“又以特别注重人事之故，对于宇宙论之研究，亦甚简略”，“各哲学之系统，皆有其特别精神，特殊面目。一时代一民族亦各有其哲学”。冯先生后来在1937年还专作有《论民族哲学》一文，认为“某民族的哲学，是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底，是用某民族的言语说底”，这样的民族哲学“就于一民族在精神上底团结，及情感上底满足，有很大底贡献”。
就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而言，金岳霖先生当时提出“中国哲学史”名称的“困难”，其积极意义是促进了对于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自觉意识，从二者的辩证关系中确立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这主要表现在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
张岱年先生是张申府的胞弟，他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就发表多篇哲学与哲学史论文，并与冯友兰、金岳霖等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冯著《中国哲学史（上）》于1931年出版后，张岱年先生在1932年就发表了《评冯著〈中国哲学史〉》，肯定此书是“现在比较最好的一部中国哲学史”，“太史公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此书实已做到了”。在冯著《中国哲学史二册》全书于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张先生又在1935年发表了《冯著〈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和读法》，仍肯定“这实在是一本最好的中国哲学史”，并指出此书“是很能应用唯物史观的”“最注意各哲学家之思想系统”“最能客观，且最能深观”“最注意思想发展之源流”“极注意历史上各时代之特殊面目”“取材极其精严有卓识”等六条优点。
张先生1933年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入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与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有了更加密切的交往。张先生晚年在《研习哲学过程杂忆》中说：“我在哲学思想方面，与吾兄申府是同调；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则与冯友兰先生是同调。”从张先生早年发表的两篇书评来看，他对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陈寅恪先生、金岳霖先生为冯著写的“审查报告”都是认真读过的。这深切地影响了他对《中国哲学大纲》的写作。
张先生在1935至1936年写成《中国哲学大纲》，此书“序论”的第一节是“哲学与中国哲学”，这是他“经过深入思考”的。他在晚年作的《张岱年学述》中说：“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有无固有的哲学’。……我提出：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总的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我们可以说有这样一类学问，姑且总称之为哲学，其中一个特例是西洋哲学，而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入此总类者，都可叫作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旨趣上未必尽同……同样可以称为哲学。”
张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序论”中说：“中国以前的那些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理论，是不是可以叫作哲学？关于此点要看我们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如何。”其中一种看法是，“如所谓哲学专指西洋哲学，或认西洋哲学是哲学的唯一范型，与西洋哲学的态度方法有所不同者，即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中国思想在根本态度上实与西洋的不同，则中国的学问当然不得叫作哲学了”。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看法，即张先生的正面表述：“不过我们也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入此类者，都可叫作哲学。以此意义看哲学，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张先生在这里所说的“类称”或“总名”就是讲哲学的普遍性，而“特例”则是讲中、西哲学的特殊性。因为西方哲学并非“哲学的唯一范型”，而只是“哲学”这个“类称”中的一个“特例”，所以中国哲学虽然在根本态度上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但它也是“哲学”这个“类称”中的一个“特例”，故也可“名为哲学”——这就是中国哲学在名称上的“合法性”。
《中国哲学大纲》又名“中国哲学问题史”，它所讲的不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作普遍的哲学问题”，而是“在探寻问题的时候，固然也参照了西方哲学，但主要是试图发现中国哲学固有的问题，因而许多问题的提法与排列的次序，都与西方哲学不尽相同”。张先生又说：“求中国哲学系统，又最忌以西洋哲学的模式来套，而应常细心考察中国哲学之固有脉络。”“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加以分析，实乃是‘因其固然’，依其原来隐含的分理，而加以解析，并非强加割裂。”张先生又着重讲明中国哲学之特点：重要的有三点，即“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次要的有三点，即“重人生而不重知论”“重了悟而不重论证”“既非依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
由上可见，金岳霖先生提出的“中国哲学史”名称的“困难”问题，在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已基本解决了。此后，金先生在1943年用英文写成《中国哲学》一文，提出“中国哲学”有四个特点，说明金先生也已不再把“中国哲学”的名称当作一个问题了。
但是在21世纪初,学界又提出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仍然是以金先生提出的问题为主要依据。在这场讨论中有不熟悉或不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及断章取义等问题，但也突出了以往的中国哲学研究对中国哲学的特色重视不够的问题，故这场讨论的积极意义是促进了学界更加注重对中国哲学特殊性的研究。
二、关于“中国哲学”的四个特点
金岳霖先生的《中国哲学》一文写成于1943年。在金先生的系列论著中，他的《逻辑》一书完成于1935年，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论道》一书完成于1938年，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知识论》一书完成于抗战时期，1940年完稿，但因躲避日军空袭而遗失，1948年重写完成，交商务印书馆，1958年被收入《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内部发行），1983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此外，金先生的《道、自然与人》（Tao，Nature and Man）一文写于1943至1944年访问美国期间，此文用英语节录了《论道》一书的部分内容，并在后面增加了“论自然与人”（Nature and Man）一章。从时间上的顺序来说，金先生的《中国哲学》与《道、自然与人》为同时期的作品，与《论道》一书有联系，尤其与“论自然与人”有较密切的联系。
金先生在《中国哲学》一文中主要论述了中国哲学的四个特点。
（一）“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那种可以称为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
这个特点显然也是中国哲学的弱点，但金先生对此并没有完全持批评和否定态度，而是有所回护。他说，“这个说法的确很常见，常见到被认为是指中国哲学不合逻辑，中国哲学不以认识为基础。显然中国哲学不是这样。……中国哲学家没有发达的逻辑意识，也能轻易自如地安排得合乎逻辑；他们的哲学虽然缺少发达的逻辑意识，也能建立在已往取得的认识上。……中国哲学家没有一种发达的认识论意识和逻辑意识，所以在表达思想时显得芜杂不连贯”。这种既有所批评又有所回护的说法，近似于冯友兰先生说的中国哲学虽然缺少“形式上的系统”但又有着“实质上的系统”。
金先生又说：“在先秦，那时有一批思想家开始主张分别共相与殊相，认为名言有相对性，把坚与白分离开，提出有限者无限可分和飞矢不动的学说；这些思辨显然与那个动乱时代的种种问题有比较直接的关系。研究哲学的人当然会想到希腊哲学中的类似情况。从这类来自理性本身的类似学说中，可见他们已经获得了西方哲学中那种理智的精细；凭着这些学说，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锻炼精神的活动。然而这种趋向在中国是短命的；一开始虽然美妙，毕竟过早地夭折了。逻辑、认识论的意识仍然不发达，几乎一直到现在。”中国哲学史上的这一段历史过程，促使我们反思先秦时期名辩思潮的兴起和衰亡。在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所注重的先秦六家中，儒、道、法、阴阳四家的思想在秦以后都得到了延续和发展，但只有墨家、名家的名辩思潮“中道断绝”了。在西晋时期，鲁胜在他所作的《墨辩注·叙》中就已说，名家的学说“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晋书·隐逸传》）。而以后他的《墨辩注》也失传了，唯《墨子》书后来被保存在《道藏》中。
金岳霖先生对此做了中、西哲学比较及其与近代科学兴起之关系的反思，他说：“科学在西方与希腊思想有紧密联系。……实验技术是欧洲文化史上比较晚起的，尽管对科学极为重要，却不是产生科学的唯一必要条件。同样需要的是某些思维工具；人们实际提供的这类工具，很可以称为思维的数学模式。……希腊文化是十足的理智文化……如果说这种逻辑、认识论意识的发达是科学在欧洲出现的一部分原因，那么这种意识不发达也就该是科学在中国不出现的一部分原因。”
金先生的这个反思，使笔者想到张岱年先生曾经多次讲过的两个观点。他曾多次引用《左传》中的“国有以立”，指出中国文化历数千年发展而没有中断，一定有其内在的精神基础，这个精神基础可以称为“中华精神”，集中表达在《易传》的两句名言中，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张先生也曾多次指出，中国文化在近代没有出现哥白尼、伽利略那样的科学家，也一定有其内在的缺陷。这个缺陷之一应该就如金先生所说，中国哲学的“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
金先生还讲道：“中国哲学非常简洁，很不分明，观念彼此联结，因此它的暗示性几乎无边无涯。结果是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地加以注解，加以诠释。很多独创的思想，为了掩饰，披上古代哲学的外衣；这些古代哲学是从来没有被击破，由于外观奇特，也从来没有得到全盘接受的。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数不清的新儒家、新道家，不论是不是独创冲动的复萌，却决不是那独创思想的再版。实际上并不缺乏独创精神，只是从表面看来，缺少一种可以称为思想自由冒险的活动。”这使我们想到中国哲学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以及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下）》中讲的“经学时代”的“旧瓶裝新酒”。
（二）中国哲学的第二个特点，即“多数熟悉中国哲学的人大概会挑出‘天人合一’来当做中国哲学最突出的特点”
关于“天人合一”的“天”，金先生说：“如果我们把‘天’了解为‘自然’和‘自然的神’，有时强调前者，有时强调后者，那就有点抓住这个中国字了。”这里的“自然和自然的神”，在英文原稿中作“both nature and nature’s God”，这就是中国哲学“天”概念所具有的“自然之天”与“主宰之天”的含义，而“主宰之天”意味着有人格意志的“神”。《庄子·秋水》篇说：“牛马四足，是谓天；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此“天”即自然之天。宋代理学家程颐说：“以形体言之谓之天，以主宰言之谓之帝”（《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上）。后者即主宰之天。中国哲学的“天”概念虽然有自然之天、主宰之天及义理之天等不同的含义，但是在行文中往往不作严格的或明确的区分，所以金先生把中国哲学的“天”概念表述为“自然和自然的神”是有一定根据的。
金先生由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讲到西方文化将人与自然相分离所带来的后果，他说：“西方有一种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这种态度的结果，一方面是人类中心论，另一方面是自然顺从论。这对科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促进科学的因素之一，是获得征服自然所需要的力量。没有适当的自然知识，就不能征服自然。只有认识自然规律，从而利用自然，人才能使自然顺从。……实际上，全部现代工业文明，包括功罪参半的军事装备，至少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看成用自然手段征服自然以达到人类愿望的实例。”这主要是从其重要的积极意义上讲，但它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后果：“西方对自然的片面征服似乎让人性比以往更加专断，带来更大的危险。设法使科学和工业人化，是设法调和人性，使科学和工业的成果不致成为制造残忍、屠杀和毁灭一切的工具。”这里讲的“设法使科学和工业人化”，就是要克服科学和工业所产生的反对人本身的“异化”，而“人化”则是要使其服从人的目的和意义。金先生对科学和工业所产生的“异化”的批评，以及他主张“人化”的呼吁，使我们想到瑞典的空间物理学家、197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阿尔文博士（Dr. Hannes Alfven）声言反对使其对空间物理的研究成为“星球大战”的序曲，反对使各国的国防部成为“大批杀伤平民部”，由此他呼吁：“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此呼吁最初见于1988年1月24日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对1988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以“面向21世纪”为主题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会议的报道，题目即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要汲取孔子的智慧》。
在金先生写于美国的《道、自然与人》一文的最后一章，即“论自然与人”章，金先生较多论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他说，“这一思想很可能是与农业社会或农业文明相关的，因此有关技术的知识还未得到过充分的发展足以给人们提供他们的力量可以征服自然的观念。相反，他们依赖于环境的意识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一意识提供给他们的思想是自然的力量胜过人”。这指出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前现代”性质及其必然带有的历史局限。那么，在科学知识已经十分发达的现代，“天人合一”思想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金先生为此提出“我们应该区分知识和信念”，他说，“知识当然伴随有信念，但是信念却并不总是伴随有知识或甚至是以它为基础的。……因此尽管我们可以拒斥作为知识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但是它却可以被当做信念来接受”。这就是说，在现代作为知识的“天人合一”已经过时了，但是作为信念的“天人合一”仍有存在的价值。这启示我们在现代如何正当地处理“明于天人之分”与“天人合一”的分殊和互补问题。
金先生又指出，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欲望和需要”在不断地增长，也比以前“更多地被这些欲望和需要所驱使，被它们所奴役……由于征服客观自然和人类其余部分的力量的不断增长，人的自我奴役的可能性也在极大地增加”。这仍是讲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异化”。由此，金先生讲到东、西方社会各有不足和东、西方文明如何互补的问题。他说，“东方社会没有解决人类的困难的问题，而西方社会同样也没有解决人类的幸福所带来的问题”，“幸福既是内部生活的和谐，也是与外在世界融洽相处的能力，后者只有当它能够对前者有所贡献的时候才能成为宝贵的财产”。西方的那种“自我中心”“征服自然”的“英雄特性”，所需要的是东方的那种“谦和”的、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圣人特性”。“民主的信念，人类价值的观念，朝着生活条件平等的现实的奋斗应该与实现如下的目标相一致，即人不应该使自己脱离纯粹的自然并主宰它……为了拯救自己，他是必须要超越这些欲望的满足的。”这里强调了东、西方文化的兼容互补，也重申了“天人合一”思想在当代的重要现实意义。
（三）中国哲学的第三特点是“哲学与伦理、政治的合一”
金先生说：“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生活，这是不言而喻的。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都体现了这个观点。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无不特别强调良好政治生活的重要性。这些学者既是政治思想家，也是哲学家。……由于人们要过良好的生活，所以生活与政治相连结这条原则把哲学直接引到政治思想，哲学家直接或间接地与政治发生联系，关心政治。”这可以说是中、西哲学都曾具有的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西方没有完全贯彻……然而它在中国几乎一直保持到今天。中国哲学毫无例外地同时也就是政治思想。……道家和儒家一样有自己的政治理想”。
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曾把人类的知识划分为纯粹科学、技术（应用科学）和实践智慧三种类型，他所谓的“实践智慧”在当时就是指伦理学和政治学。他认为，“实践智慧”是“最高主宰的科学，最有权威的科学”，“它自身的目的含蕴着其他科学的目的”。在以后西方哲学的发展中，这一“实践智慧”的传统没有延续下来。而当代诠释学家伽达默尔认为，“20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立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转为掌握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既是我们文明成熟的标志，同时也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他提出要建立一种“以重新恢复实践智慧或实践理性为核心的人文科学模式”，“我们惟有重新恢复实践智慧的主要权威，并利用实践智慧来控制盲目的科技应用，使之不产生危害人类的后果，我们才能产生富有生命力的真正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模式”。
与西方哲学中断了“实践智慧”的传统不同，中国哲学的发展一直保持了哲学与伦理、政治的合一。金先生说：“孔子本人就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家。……那模式就是哲学和政治思想交织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哲学和伦理不可分，人与他的位分和生活合而为一。……儒家讲内圣外王，认为内在的圣智可以外在化成为开明的治国安邦之术，所以每一位哲学家都认为自己是潜在的政治家。一个人的哲学理想，是在经国济世中得到充分实现的。……因此中国哲学和政治思想意味深长地结成了一个单一的有机模式。”这一“有机模式”使我们想到中国的“哲”字第一次在儒家的经典中出现是在《尚书·皋陶谟》，其云：“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哲”是智或大智的意思，而“知人”“能官人”就是能够“知人善任”的意思，其目的又是能“安人”而使“黎民怀之”。《史记·太史公自序》在评论先秦六家要旨时也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尽管各家的言路有所不同，但他们“务为治者也”的目的或宗旨是相同的。
（四）中国哲学的第四个特点是“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
金先生说：“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在他那里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他的事业就是继续不断地把自己修养到进于无我的纯净境界，从而与宇宙合而为一。……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中的一个信条体系，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就是他的自传。我们说的并不是哲学家的才具……我们说的是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金先生在这里说的就是中国哲学的“合知行”“同真善”的特点。
“因为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所以“知识和美德”或“真与善”便成为不可分的一体。美德或善从来都不仅是思想，而是“实践理性”，“实践”就意味着要“身体力行”，要“知行合一”。《庄子·大宗师》说“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这是道家的“合知行”“同真善”。《周易·文言传》说“修辞立其诚”，《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是儒家的“合知行”“同真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朱熹《中庸章句》）“诚”就是一个“同真善”的概念，“天道”是真实无妄的，而“人道”的“诚之”就是要努力做到真实无妄，这就要做到内外一如、言行一致、知行合一。
孔子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这都是强调德行、言行、知行统一的重要性。我们现在若要真正深入理解中国古代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往往不能忽略他的传记或年谱，这是因为中国古代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往往体现在他的传记或年谱中，他的思想与他的为人处世、人生历程是一致的。
朱熹说：“知与行工夫，须着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朱子语类》卷十四）这是讲知与行是一个统一的交相促进的过程。王阳明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上）在王阳明的思想中，知是“致良知”，行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二者更是“合一”而不可分的关系。
张岱年先生在《忆金岳霖先生》一文中说：“1984年有一天，金先生忽然问我：‘你觉得熊十力的哲学怎样？’我说：‘您觉得如何？’金先生说：‘熊十力的哲学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哲学背后有他这个人。’”金先生对熊十力哲学的这个评价，也正是他曾讲过的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
三、结语
从金岳霖先生关于“中国哲学”的两篇文章来看，两者的观点存在一定差异：1930年为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上）》写的“审查报告”一文提出“中国哲学史”的名称存在困难，而1943年的《中国哲学》一文则认为“中国哲学”不仅是一种哲学而且有其独特的优点。然而通过仔细分析可知，两者的观点差异并没有那么大，前者虽然提出“中国哲学史”的名称存在困难，但实际是希望用这个问题来激发学界对“中国哲学”的深入讨论。而“中国哲学史”名称的“困难”问题，此后在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基本被解决了。
金岳霖先生也在这一问题的激发下对“中国哲学”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并在之后撰写了《中国哲学》一文。他认为，一方面，“中国哲学”有缺陷，即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这是因为与西方逻辑类似的中国先秦时期的名辩思潮后来衰落了，但我们现在可以复兴这种思潮，弥补逻辑和认识论的缺陷；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在“天人合一”“哲学与伦理、政治合一”“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三方面有其优点，在现代值得继续阐发与弘扬。
李存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