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您如何看这个“钱学森之问”？

钱先生晚岁，对于大陆大学的现状，可以说近乎绝望，所以，才出现充满忧患情怀的“钱学森之问”。笔者注意到，“钱学森之问”，并不是特别深奥难懂的“天问”，而是经过对大陆教育的“望闻问切”，做出的符合医理的高水准的“把脉”。其实，钱老先生，早就得出了答案，那就是，大陆的大学，没有一所按照创新的模式去办。

当把“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挂在嘴边时，其实，反映了一种殷切的希望，同时，更反映了深切的失望。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需要更多的平常心。大陆处于国际学术界的边陲社区，而欧美处于国际学界的中心社区，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八十年代滋长的学术沙龙和处于萌芽的学术共同体，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主事者运用经济力量，安排课题和项目，事实上，高等学府的天平已经倾斜的很严重。加以合校、扩招、新校区的建设，宁静和寂寞的品行，已经离大学师生甚远。可以想见，失魂落魄的大学，能够坚持下来，已经很不容易。

2、为什么现在大学中难出大师？

本人作为普通的大学老师，从不否认人才的培养与教师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处于初级阶段的大陆大学老师，真还担当不了没有能够培养出杰出人才的“过错”。这里面的情形，与法院形成的冤案，法官固然难辞其咎，但是，一个普通的法官，可以左右“政法委”和“审委会”的法律生态吗？

现在的社会心理，极为有趣。大家非要如此不堪的高等学府，产生大师，岂不是强人所难？看来，我们的社会病得不轻。可以说，朝野上下都患上“大师综合症”。

大师的产生，需要“大气候”和“小气候”的综合作用。“大气候”指的是“礼崩乐坏”，没有“礼崩乐坏”的生态格局，大师怎么会应运而生？“小气候”指的是学者本人所具有的胸怀和抱负。改革的时代，其实就是“礼崩乐坏”，在笔者看来，大陆产生大师的时代条件已经具备，如果，学者斤斤计较于职称、会长，挂念的只是课题、项目、经费、基地这些玩意儿，也就是说，大陆学者普遍萦怀的，还只是“小康”的物质条件，连寂寞和宁静的学术境界，都理解不了，那么，岂不是缘木求鱼？

笔者看来，意识形态和鄙俗市侩两条绳索，在遥控着大陆学者的身心，使得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成为一种奢谈，阻碍着学者的自由成长。如果，泛泛而谈，大家都认为应该减少行政管理，其实，仔细观察身边，与行政权力的勾兑，还是很多老师求之不得的美差。

我所冀望的大学，最好是无为而治，当然，这对目前的大潮来说，无疑是反其道而行之。

老师的地位，和教练类似，教练成功的地方，在于可以培养世界冠军，没有人特别在意，教练本人是否冠军。无论在那里，一流学者都是少数。在我看来，能够激发学友的思想，温暖学友的心灵的，就是一位好老师。大陆的学府，固然需要一流老师，更需要好老师。

3、现在为什么出不了蔡元培那样能够大力推动改革的教育家？

大陆有很多无趣且无奈的事情，所谓的教改，就是其中之一。大学的改革，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传说。也可以说，大学师生痛恨的事情，在既有的生态格局中，几乎没有改动的可能；而主事者所推动的“教改”，几乎每一回，只不过增加了一件新的令人痛恨的事情而已。

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态格局中，按照北京大学李零先生的说法，大势已去。

教育家进行改革的空间，不要说没有办法和蔡元培先生所处的环境相提并论，说实在的，就是比起上世纪八十年代，都要差得很远。八十年代可以出现蔡元培式的校长，不是偶然的。当时，大陆的大学，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泥沼中艰难走出，主事者面对千头万绪，具有宽容、宽松、宽厚的态度，武汉大学的刘道玉先生，担当起了教育改革家的历史使命，成就了中国大学史上的一段传奇。

当代大陆大学，已经受到各种规章制度的制约，加以接近板结的大学结构，大气候和小气候叠压，都使得教育改革家的空间，实在有限。

笔者听到南方科技大学创校的消息时，仅仅兴奋了五分钟，接着不免为朱清时先生担忧。一所号称“新型”的大学，董事会成员过半都是现职官员，不得不成立党委会，光是这两条，就决定了出生不久的南方科技大学，已经死掉。

一直在高声大嗓呼喊教育改革，既然是改革，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做加减法。而制度特别矫情，也特别板结的地方，可以说，令人万分沮丧。但，也不是说，只能保持糟糕的状态，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先生所进行的改革，笔者比较看好。

朱清时先生，可以说是满怀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但是，朱先生不大具有“生存智慧”。说实在的，朱先生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时，原生态地面对教育部评估专家，已经令主事者愤恨不已。毕竟，中国科技大学，是中国科学院办理的大学，所以，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教育部有时候，也无可奈何！

遴选朱清时先生出山担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在人情世故的国度，注定是个悲剧。

4、您觉得大学应如何改革？

我觉得，教育要改革所达成的共识，都是一些表面上的共识，而对教育问题的判断和思考，才刚刚开始，远没有达到共识。就笔者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而言，在校长纪宝成心中，教育改革的图景，与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张鸣先生的图景，能够谈到共识吗？

大学原本是知识分子的社区，但，大陆大学，不大具有“生存智慧”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是这个社区的边缘人，郑也夫、高王凌、秦晖诸位先生，莫不如此。由此可见，大学已经被扭曲到何种地步？

不具“有生存智慧”的学者，不至于不与权力进行勾兑，而丧失尊严，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笔者以为，这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事情。

现有的制度安排，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谁要是把精力用于教书育人，既没有办法进行量化，也是一件无比吃亏的傻事。所以，在教书育人方面的傻子，日益减少，也就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如果真要进行改革，不要使大学师生的声音“沉没”，尽量实行无为而治，给与大学师生最大的自由。在一种自由的氛围中，使得“学者共同体”和“学生共同体”得以发育。尽可能全天候开放图书馆和实验室，给种子选手提供基本的空间。

民国大学和国外大学好的经验，那些主事者也不是傻瓜，只要对自己不利的，坚决不学；只要是对增加特权有利的，三下五除二，急用现学，勇敢的很，迅速得很！教师要说与农民相比，农民好歹还有一块地；要是与工人比，工人还可以选择几个对口的公司。不管你是肖雪慧，还是萧瀚，让你下课，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谁让知识分子不争气，总愿意往权力和财富那里靠，傍大官与大款，尊严丧失殆尽。

只能让我们这些心还在、血还热的大学人，徒呼奈何！

（2011年7月18日，11：23分，书菜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