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到了浏阳道远书院，用读书活动纪念书社成立两周年，这两年做得不太容易，很多志愿者，很多专家教授，还有很多企业都做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没有别的目的，我们的宗旨有两条，第一条，弘扬湖湘文化，第二条，推动全民阅读。阅读在当下社会上还远远不够，能够用我们的微薄之力，推动社会各界读书，很有价值。这里对我们读书社的志愿者，对支持读书社的朋友及各个方面的人士表示感谢。
这儿给大家做一个学习服务，主要是讲一下《大学》这本书的基本的思想和当代的价值。
一、大学是一本什么书
1、《大学》是中国古代讲如何做人的书。《大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刚才我们大家齐声朗读，很有感觉。其实呢，很难懂，因为是文言文，产生的时间久远，真正读懂不容易。它成书于春秋时期，是曾子所写。两千多字，两千多年，它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春秋战国，周秦之变，百家争鸣，孔子创立了“儒学”。在两千多年与民族历史同行互动的过程中，儒学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学术主体与思想武器。《大学》就是儒学中的一本经典著作。
大学的内容很多人做了概括，朱熹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这里“大人”有两个含义，一个就是跟小孩相比的大人。古代学习是分少儿和成人的，儿童主要是学习一些技巧性的，学一些操作性的东西，比如说骑射六艺等。成年以后，学习学术、思想，二者都是学习怎么做人，为了提升人的道德和能力。还有一种说法，“大人”是跟“小人”相比，“大人”指有知识有地位的人，小人指普通民众。过去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讲不同阶层的人，贵族、士人就叫“君子”。《大学》的对象是有文化的人，有地位的人，有身份的人。那么老百姓学不学呢？不一定，孔子虽然说“有教无类”，但走卒贩夫，一般也不读书。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做好了，可以影响老百姓。不管是成人也好，“大人”也好，《大学》就是教人如何做人，特别是教精英如何做人。“如何做人”是儒家学问的主旨，儒家的逻辑是，读书人做人做好了，他们之中产生的君王和官吏也就好了，他们的家庭、家族也好了，国家、天下也就都好了。这就是《大学》讲的是内圣外王之道、修齐治平的大道理。
2、《大学》是理学最重要的经典。程朱认为此书来自于孔孟，大家对此没有异议。先秦儒家的核心是教化人的心性，讲的是“仁”和“礼”。中国的儒学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春秋产生，一直到唐朝末年。第二阶段是从宋初开始，一直到民国科举制度和封建帝制取消之后，这后一阶段叫“理学”，也叫“道学”，是儒学的高级阶段。在前面那个阶段，《大学》的地位并不是很高，它存在于《六经》的《礼记》里面。到了唐朝末年，韩愈、李翱、柳宗元，特别是宋代，程颢、程颐，朱熹，对这本书的内容非常推崇。朱熹做了《四书章句集注》，四书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本书。朱熹对这四本书做了自己的解读，他还做了重新的编排。《大学》的重要性在宋朝的以后大幅度增加了。朱熹对这本书有两个贡献，一个是把它抽出来，单独列篇；第二是，排在四书五经之首，它就变成了理学的最重要的经典著作。关键是他这种调整，得到后人的赞成，在推翻帝制前八百年里，成为民族文化共识。
3、《大学》是一本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宋朝以后，它是所有读书人必须读的、必须考的教材，这个教材大概执行了将近一千年啊。即使从元朝开始，也执行了七八百年。余秋雨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十万进士》，说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十万人考取了进士。进士之前还要考秀才，考举人，之前还要发蒙，千百年以来，读这个书的人加起来不止几千万。所以这本书至少培养了千百万中国文化精英，书中的思想在治国理政、社会道德、学术发展中都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前，凡是读过书的人都知道这本书和其中基本思想。
4、《大学》是儒学和理学的纲领性经典。第一、《大学》排在四书五经之首。程颐说“《大学》，初学入德之门也，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就是说它很重要，是为首的第一篇，有了它才可以进这个门，“次第”讲的是学习的次序、路径；第二、这本书阐述了儒学的纲领，短短两千多字包含了儒家思想的主要架构，司马谈说，以前的儒学“博而寡要”，意思是学识丰富，但不得要领，此话可以说切中传统儒学的要害。到了宋代，儒学的发展开始向“要约”的方向转变，朱熹提出一个严格的治学顺序：先“四书”，后“五经”，“四书”中又以《大学》为首。朱熹说：“今且须熟读《大学》作间架，却以他书填补去”。第三、表达了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讲，“《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说《大学》是古代的教科书，它教人“穷理正心，修己安人”，这八个字很重要的，是儒家价值观的核心。就是说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人，社会认可的人，“内圣外王”的人，可以担负起修齐治平的责任的人；第四、《大学》是富有哲学深度的经典著作。涉及本体论、人生论和功夫论。徐复观说：“先秦儒家人性论，到了孟、荀大体分别发展成熟；由《大学》一篇而得到了一个富有深度的综合，也可以说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完成。”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既然人是善良的，当然可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但是荀子认为天下的人都是讲利的，最后就导致人的欲望，你不拿制度，不拿刑罚来规范他，就会泛滥。荀子和孟子两人的观点不一样。徐复观认为孟、荀的观点在《大学》这本书里得到了一个整合。
二、《大学》主要思想的解读
《大学》首章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大学》的基本思想和纲领。后面讲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观点，也叫“八条目”。三纲领与八条目是一个整体，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发挥，并非在三纲领之外另有一个八条目，也并非在八条目之上还有一个三纲领，二者不过是对同一件事的不同表述。明白这一点，不仅“止于至善”等问题可以得到理解，整个《大学》的思想结构都可得以贯通。
1、关于“三纲领”。
第一、“明明德”。《大学》的“明明德”主要是针对后面的“修身”而言的。下文接着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每一项都以前一项为条件。这句话倒过来说就是，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修其身，然后齐其家，然后治其国，平天下。“明明德”是什么呢？“明明德”的含义就是“修其身”，你要通过修身让你内心光明的一面、道德的一面激发出来、呈现出来。使天下之人皆能修其身，才能期望“明明德于天下”的社会。“明明德”主要是指“修身”，理解《大学》应当从此入手。
第二、“亲民”。“亲民”本来有两种情况，古时“亲”通“新”，可以互相代替。但是朱熹认为，“亲民”与“明明德”和“止于至善”，并列很勉强，而“新民”与这二者并列是合理的；并且下文有“苟日新，日日新”，“作新民”的话，而没有“亲民”的内容。程颐和朱熹主张“亲民”应当是“新民”，既有文字上的联系，也有思想上的联系，“以传文考之则有据”；“新民”就是教化人民，让人民的思想，人民的精神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更新，这是“明明德”的重要内容，孔孟的一个重要思想。
第三、止于至善。“止于至善”是《大学》的目标和出发点。“止于”就是到达，“至善”就是最崇高的善，最大的善、最大的仁。在提出三纲领后，作者接着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里讲的是，“知止”的“止”，是理解的关键。朱熹注为：“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那么，“知止”即知道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目标是“止于至善”，而这种目标一旦确立，思想就会有方向，有定力，有方法，能够正确地思虑、思考，能够有所收获、有所获得。这里的“虑”显然不是一般的思虑，而主要是对如何“止于至善”的思虑，“得”也是对如何“止于至善”有所得，所以下面紧接着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朱熹注此句为：“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知止”是始，只有“知止”，只有确立了“止于至善”的人生目标，才能真正去“明明德”，才能真正去实现这一目标。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大学之道”，也才能“近道矣”。
2、关于“八条目”。
第一、八条目的逻辑结构。前五个条目讲的是一个意思，“修身”。《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这里所说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构成所谓的八条目，而在八条目中，以“修身”为界，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个部分，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皆是修身的工夫，皆是对修身的补充和说明。八条目的后半个部分，即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八条目的主体部分。徐复观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治而后天下平”一句之后，接着便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而并未说“一是皆以格物为本”，或“一是皆以致知为本”。有人把这前后两部分，分别称为“内圣”与“外王”为了论述方便，我们借用一下。
第二、“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八条目”中如果前面五条叫做“内圣”，后面三条叫“外王”。“外王”是以“明德”为前提、为基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属于内在的“明德”。“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在的事功。《大学》这本书主张从“明德”到事功，把事功建立在“明德”的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修身”的基础上。这个思想和孔子“修己以安百姓”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现在很多人把《大学》这本书的这个宗旨就总结为“修己安人”，或者是“修己安民”。“修己”就是“内圣”，“安民”就是“外王”，跟后者相比，突出“修身”的作用，一切皆以“修身”为本，“齐家、治国、平天下”要以“修身”为条件，所以“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而由“修身”出发，便可能“家齐、国治、天下平”，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要求把经世治国牢固地建立在明德的基础上，这可以说是《大学》思想的一个基本特点，儒学的一个基本立场。
第三、“格物、致知”。什么是“格物”？向来是《大学》中最有争议的问题。刘宗周说在他那个时代，“格物”就有七十多种说法。实际上《大学》虽然对“格物”等概念缺乏明确交代，但它的结构却相当严谨，不仅三纲领与八条目自成一体，而且上下文字互相照应，所以由此出发，可以找到“格物”的真实含义。
首先，“格物、致知”不是一般的认识活动，主要是对如何“明明德于天下”的认识活动，是其手段和工夫，《大学》说得很清楚：“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其次，所谓“格物”，相当于“正名”。《大学》的“格物”，是“格”“身、家、国、天下”之物，即确立“身、家、国、天下”在“止于至善”中的地位和先后顺序，“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以便“知所先后”，进行“修、齐、治、平”的实践活动。
再次，“格物致知”的“知”，主要是对“礼”的“知”。在先秦儒学中，正名丛属于“礼”，是“礼”的核心，因此《大学》的“格物”与“礼”有密切的关系，它本身就是《礼记》中的一篇。其实，《大学》的“致知”主要是对“修、齐、治、平”实践活动的“知”，而这种“知”在当时主要属于“礼”，因而它又主要是对“礼”的“知”，这即是《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所表达的意思所在。当然，人们的理解不仅仅于此，“格物致知”，通过事理、物理获得知识，为古代认识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第四、“正心”与“诚意”。“格物、致知”以下“正心、诚意”二项，这是《大学》时代特征的体现，也是理解《大学》思想的关键。
首先，什么是“诚其意”呢？作者对此有明确的说明：“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说文》说：“意，志也。”“诚其意”即保持意志、意念的诚敬，不自欺欺人，就像“恶恶臭”,“好好色”一样，这样就做到了慎独。文中的“小人闲居为不善”并不是“慎其独”的直接原因，而是要说明“诚于中，形于外”。
其次，“正心”包括了“诚意”与“致知”两个方面。《大学》在慎独与“诚意”之上，又提出“正心”：“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心有所忿懥”几句是说，“心”往往容易受生理情绪、身体感官的影响而“不得其正”，而“心不在（正）焉，经验感官便无法正常发挥作用。这里作者似乎只谈到“正心”的必要性，而对如何“正心”没有提及，其实从前面“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来看，“正心”实际包括了“诚意”与“致知”两个方面，它要求从道德意志与经验认知两个方面发挥“心”的支配作用，将其从情绪、欲望中超拔出来，恢复自由和主动。
三、《大学》的长久价值
当下我们在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的精神，《大学》的思想属不属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价值？
夏商周时代，祖先在与大自然搏斗的过程中，在人与人，人与人群，人与族群的磨合中，形成了一些成为华夏文明的要素，特定的地理环境和数千年历史进程为华夏民族注入了最初的文明基因，那些思想的记载成为华夏民族的根与魂，时至今日，仍然活跃在我们民族文化的肌体中。
1、《大学》引用大量的古文献，给文章的三纲领、八条目提供论据，增加了文章的学术型和权威性。这些古籍典据，有《尚书》、《诗经》和成书年代的诸子名言。引文涉及康诰（周书）、大甲（商书）、帝典（尧典，虞书）、诗经、论语、楚书（楚语）、秦誓（周书）、盘铭文（商汤）、孔子、曾子、谚语、舅犯、孟献子、等13种典籍和名家语录数十处。其中大量的引用《诗经》，这不仅仅修辞的需要。“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乐是周王朝最重要的施政工具，配乐而歌的《诗》与儒家礼乐政治相配合，使得《诗》也具有了政教的功能与属性，并具有极高的文化地位。这些典籍经历了两千多年历史的积淀和实践的检验，代表了襁褓时期民族价值观的选择和民族历史经验的记载，作者引经据典，也说明了《大学》对先秦历史文化传统的崇尚与传承，而先秦经典正是中华文明的原点，以后所有的发展，都是在此基础上的返本开新。
2、“治国平天下”思想源于古代“生”的观念。“生生之为易”，“天地之大德曰生”，中国人最珍视生命，热爱生活，崇尚自然，以“民生”、“民本”为最高执政要诉求。为了避免人与人之间的恶性纷争，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残酷战争对生命的伤害，积数千年经验，我们的祖先形成了“和平”、“太平”、“大同”，“天下大治”、“长治久安”，“国泰民安”，“万邦和谐”和“大一统”等观念。《大学》把“治国平天下”作为儒家的政治目标和社会理想，上升到理论，成为中华文明亘古不变的原则，功劳很大。
3、“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概括了儒家“以德治国”的理念。如何“治国平天下”，商代依赖神明权威，周代提倡礼乐教化。儒家提出“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的治国方略。在“神治”、“刑治”和“无为而治”等多种选择中，儒家选择了以德治国的治理路径。
第一、三纲领指出“德治”的方法是“明明德”，倡导光明美好的道德，以此教化更新人民的观念，达到“至善”的最高目标；
第二、三纲领“德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是“性善论”。上天有好生之德，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人性本善，以义制利，推己及人，以“明明德”教化人民，可以达到善的最高境界；
第三、三纲领“德治”思想贯穿儒家最高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仁”。“止于至善”与“仁爱”观念一致，体现了“仁”的最高境界；
第四、《大学》阐述的“忠恕之道”、“絜矩之道”是“仁”的核心思想，也是“止于至善”主要方法。“忠恕之道”、“絜矩之道”，体现了先秦原始儒学中的平等、自由的思想。
4、“修身”阐述了孔子“克己”的思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是在讲“修身”的功夫，“治国平天下”讲的是“修身”的目的。“修身”是八条目的关键词，也是《大学》的核心理念。“克己复礼为仁”是孔子思想的纲领性的概括，与他的“修己安人”的思想一致。人是道德的主体，道德由人实行，优劣由人评判，人是关键。人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是“明明德”的基本动因。道德与法律相比，特点就是自律，也就是所谓“克己”、“修己”。治人者和治于人者，所以《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人人都从自己做起，特别是统治者、社会精英更要修身。儒家主张“贤人政治”，依靠执政者个人的贤明治理国家，“德治”即是“人治”。“修身”、“克己”的观点蕴含的人自省、自立、自尊、慎独的思想，非常宝贵。
5、“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修身路径体现了儒家的人格理想、圣人崇拜。“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三角关系中，儒家偏重于人与人的关系，看重人的作用，重视古代圣贤榜样。以人为本的儒家传统十分重视人性的思考、人品的塑造、人格的养成。“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无论概念还是逻辑都体现了儒家人格思想继承和创新，无论是认识论还是功夫论，都具有深厚的哲理性和实践性。
如何修身？“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从亲历“物”和“事”，认识世界，获得知识，用正常健康的心理，达到真实诚意做人，这就叫“修身”。《大学》主张从人的内心，内在的世界，主观的世界进行挖掘改造，使之纯粹，使之自然，达到天人合一之境界。短短八个字，提炼出真善美的品德，身心健康的功夫，天人合一的真谛，十分精炼深刻，抓住了人的认识规律、价值本质和心理结构，概括出“修身”成人、成君子、成圣贤的要求和路径，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概括。
6、“齐家”是“礼”的观念的发扬和实行。“礼”的观念产于商代，成熟于周代。周礼伴随着分封制，特别是诸侯嫡长子继承权的确立而成熟起来。分封制下的“家”，有家庭、家族、采邑等形式，家有大小，一家之兴衰取决于家长的强弱，“人治”观念随之强化，家长“齐家”的责任相应增大。
如何“齐家”？对于血缘纽带连接起来的人群，关系错综复杂的宗法中的社会，秩序十分重要。家族人口众多，如何去恶扬善，和谐有序，周人主张“明德慎罚”。“德治”靠“礼治”，“齐家”靠家长，对家长尊敬服从就是“孝”。周公创造了以“孝”为核心，以“家”为中心的，宗法的、等级的、繁琐的礼法制度和理论。“孝，礼之始也”，《大学》说，“为人子止于孝”，“上老老而民兴孝 上长长而民兴悌 ，” 从自己做起，家庭成员，恪守礼法，才可以“齐家”。等级森严的“礼制”，配合道德教化，即是“齐家”之道。大家都要有“礼”的观念，守“礼”的秩序，“家”才能稳定和兴旺。
7、“修齐治平”体现了古人的哲学与智慧。
第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揭示了个人、家庭、诸侯和天下的关联性和辩证关系。先秦时代，家和国的概念与今天不同，家是大夫的，国是诸侯的，天下是天子的。中国社会由个人、家和国构成，个体、群体和整体三个利益主体、责任主体、价值主体，互相依存、互相作用、互为因果。与西方单纯个人本位的价值观迥然不同，中国个体、群体和整体的三位一体的体制，持续了数千年，不同时代，三者的形式和内涵都有变化，比如说现在，个体由“臣民”变成了“公民”，群体由家庭变成“单位”、“企业”、“集体”等等，国家由“家天下”变成“共和国”，但是三个主体、三个层次、三种价值要求一直存在。直到今天，到处可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然有三个价值主体，分为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次。正确处理三者关系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成为与西方价值观的根本区别。
第二、“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由事物到知识，由心性到思想，由物质到意识，由个体到群体，由个体、群体到整体，由主观到客观，由个人到社会，由社会到政治，其中贯穿着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内圣外王，与时俱，身心和谐，物我共生等哲学原理。可以说，儒家经典作家的智慧光芒辉映千秋。
8、《大学》在中华思想的长河中，一直在适应时代的要求，得到新的解释和创造。《大学》的创作和被理学推崇，都是时代的要求。对《大学》的解读与研究，从古至今，代不乏人，从西汉的董仲舒，东汉的郑玄，唐代孔颖达、韩愈，宋代朱熹、二程，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晚清的郭崇焘等等，数不尽的一流思想家，或为其注疏，或对其评论，正是因为其深刻的根基和重要的作用，它在经学史上、理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从没有撼动。
但是《大学》思想的侧重点却随着时代在变化，周秦之变的时期，《大学》主要是对执政者讲的，对治理国家的王侯、贵族讲的，《大学》对他们提出要求，讲如何治理人民的方法，是讲政治的，而且主要是从“礼”这个角度讲的。从东汉末年开始，到唐末宋初，近千年的战乱，争权夺利，人欲横流，关注个人命运的佛道盛行，儒家人心收拾不住，统治者迫切需要更高级的维系人心的理性和价值观。历史需要一个学习圣人，争做圣人的运动。在理学主导的宋元明清时期，《大学》的对象是庞大的官僚群体，以及他们的后备军，即所有的知识分子。用儒释道融合的理学本体论、知识论和人生论，吸引和教化社会精英，是时代的要求，理学应运而生，《大学》被推向前台。宋代以后《大学》诠释的重点已经从政治论、为政论转移到修身论，但是修身论的重点在历史上也是变化的。
四、《大学》历史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1、作为儒家学说的经典，《大学》在中华思想史上一直排在榜首。姜广辉先生曾经指出，民族主导性经典与价值的形成，有其内在的历史合理性。其一、经典和价值必符合一民族和国家的国情；其二，经典和价值必涉及人类长远的理想目标；其三、经典和价值应该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我赞成他的观点。《大学》总结继承了民族形成时期的历史经验、价值选择和文明要素，概括和阐述了民族基本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揭示了中华文明的本质和特性，提升了民族的精神与思想。放在数千年中国思想史和人类文明史中来看，《大学》的精神与思想具有持久的真理性，不仅仅是儒家的经典，也是中华民族和世界文化的瑰宝。
2、但是《大学》毕竟产生于一定的时空中，是中华民族在先秦时期的思想，在农耕时代的经典，在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必然性的同时，也具有民族的和历史的局限性。历史悠久、高度成熟的封建社会和专制制度，以儒家文化为主要意识形态，《大学》作为儒家第一经典，其中一些思想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例如，“人治”的思路，为专制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依据；“以德治国”、“礼治”治理理念，加强了宗法等级观念，随着专制主义强化，消极作用越来越大；“孝”和“礼”的观念一起，强化了“家长制”、“一言堂”的家庭秩序，既有稳定家庭的一面，也有束缚人和压抑人的一面，人的个性和创造性受到限制，这是“新文化运动”，批评儒家，提出“个性解放”的主要原因。农耕社会的思想主流，总的来说，与古代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相适应。没有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就没有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不可争辩的优势。
3、另一方面，近代世界历史上，由农耕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换的过程中，儒家经典的这些价值和思想如何与工商业文明相衔接，在中国，如何继承农业文明的优势，学习工商业文明优势，创造出兼具两个文明长处的新优势，我们还在探索之中。必然性与局限性，时代性与真理性，东方与西方的矛盾运动，推动者古代经典返本开新，继承与发展。《大学》等儒家经典正是在这样一个规律中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要求，得到新的解释和创造。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社会制度，新的人类文明，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之下，经过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大学》的精神和思想会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