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7月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持续了有一阵时间的唱红歌运动也由其发源地，即薄熙来主政的重庆蔓延到了全国。尽管如此，敏感的政治观察者依然可以看到，中共中央对于唱红歌运动虽然由中宣部出面对之表示支持，但是，就实质而言，这种支持并没有达到完全无保留的程度，究其原因，还在于红歌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

红歌的历史背景

所谓的红歌，虽然没有完全一致的定义，但大概是包括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共建党始直至七十年代文革期间的，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中共意识形态为特征的政治歌曲。虽然不少人辩解，其中有些歌曲，比如曲调和歌词都无比优美的《我的祖国》之中完全没有涉及到政治，但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到这些歌曲创作与流行背后的文化背景。

像这首歌就与韩战爆发后，中国国内的反美情绪遥相呼应，所以今年年初在奥巴马欢迎胡锦涛的宴会上，著名钢琴家郎朗演奏这首曲子才会被媒体广加评论。而且无论如何，这些“红歌”最为流行的时期还与毛泽东主政的几十年几乎完全重叠，这也为很多右翼的评论者，将今天重唱红歌与复辟毛时代画上等号提供了借口。

然而，无论是对唱红歌表示支持的左翼力量，还是对之大加挞伐的右翼学者都不能忽视今天唱红歌背后的多重政治意义与阶层光谱的复杂性。我在大陆生活的九十年代，那时并没如今官方公开支持的唱红歌运动，但红歌的录音带却曾经流行过不短的一段时间。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还是和今天一样，就是现实中信仰缺失的迷茫和社会阶层的巨大变迁。

中国自从七、八十年代开始奉行的无比现实的实用主义原则，如邓小平先生非常有名的黑猫白猫论之后，整个民族迅速地沉浸到了一个物质迷狂的旋涡之中。在这种情况之下，虽然没有人愿意重回文革时期的那种物质匮乏、精神钳制的时代，但人类的本质性弱点告诉我们，无论信仰的好坏总好过没有信仰的空虚，所以重唱红歌也成为了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抚慰。

虽然不少国内与国外的右翼认为，由政府行为来推动这场运动是违背众多群众意志的，但无论是九十年代还是今天，“唱红歌”甚至包括对毛泽东的怀念等行为在民间从来都不缺乏民众基础。在这一点上，很多右翼精英确实忽视了民间，尤其是底层民众对红歌的近乎本能的精神依恋与需求。

时代已变　唱红歌风险自负

这种现象之后的思想根源，还是在于当代中国社会公平的普遍缺失与中国执政党群众基础的流失。而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看毛时代，与社会精英所看到的文革为主的表征是完全不同的，在他们的眼里，毛时代甚至包括动乱的文革时期，整个社会是相对公平、社会腐败极少、普通工农的社会地位也相对高得多的一个时期。

我记得在八十年代之前，如果你生在一个工人的家庭，那本身就代表着一定的身份地位与社会保障。而随着改革开放，工人当然也包括农民在整个社会的地位急剧下降。而且，伴随着这一过程是资本家这个曾经被边缘化了的阶层逐渐掌握了话语权。我记得在八、九十年代曾经对百万富翁能不能入党产生过激烈的论战，而到了今天，这种讨论已经变得完全多余，因为经济上的新贵及代理人都活跃在各种社会机构之中。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下层民众对于红歌的选择性回忆也就变得非常容易理解了。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会理解那些今天用挥舞红旗、唱《国歌》、《国际歌》等来对抗暴力拆迁的居民，他们并不一定真的信仰这些东西，而只是借此来表达一种诉求而已。

因此，只要社会相对公平的缺失继续存在，唱红歌这种在中国现实体制之下可以容忍的某种意义上的“消极对抗”也会继存在下去。

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中央政府对唱红歌的态度一直有点矛盾。确实，也许真的能够通过这种唱红歌的方式让民众重拾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但是正如《建党大业》固然会证明共产主义过去推翻暴政的合法性，谁又知道这会不会启发那些新的建党的政治诉求呢？

所以，茶余饭后唱唱红歌、看看《建党伟业》都是可以的，但真要坚信甚至加以贯彻，那就要风险自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