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处的学术界之中，无论你接触到哪一个领域的话题，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都是很多学者遵循的基本规则。所谓的政治正确性是上世纪末开始在欧美知识界流行起来的一种行为习惯，即设定起一定的语言禁忌，并尽量以中性的语言来取消其背后负面、歧视的意思。

比如应说“非洲裔”而非“黑人”乃至“黑鬼”，因为后者带有种族歧视的内涵。而替纳粹德国说好话，即使是有限度、带附加条件地赞扬，也是政治上不正确的行为。

这种习惯在学界虽然还有争议，但就总体而言，它逐渐成为了大多数学者们的共识，因为它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过去公共历史与道德观的反思 ，可以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

记得一次开会休息，某位来自旧殖民地宗主国的学者依然带有老派的作风，在席间谈到印度旅行时突然提醒我们以后如果去要记得多带香水，虽然他并没有直接指出当地土著有体味，但这种态度就已经让整个席间气氛非常尴尬，因为这是傲慢的、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政治不正确”的行为。

回过头来再看日本的诸多二战言论，尤甚是一些官方言论，就会发现其中明显缺乏政治上的正确性，因为这些言论严重挑战了“日本对所犯战争罪行应负责任”这一底线。

比如最近几天有报道作为公众人物的日本大阪市长桥下彻称慰安妇不是被迫卖身，这就像在西方说历史上的黑奴是自愿一样，在知识界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然而我们发现日本政界官员却一直有类似的言论出炉，请注意他们往往都是需要对自己言论负责的公众人物而非平民百姓，这就值得让人沉思了。

与否定慰安妇为强征类似的还有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其实除了那些彻底否定南京大屠杀事件存在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倾向即对屠杀中殉难人数的斤斤计较。

作为施暴者的日本，根本无法理解南京大屠杀本身更是一个符号，它不但代表了抗战时期日本军人对华屠杀的一个顶点，而且也可以说是从1840年开始中国受外来奴役与反抗的象征与终结。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南京大屠杀并不仅仅如不少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所言，只是一次偶然的军人失纪这种技术层面上的争论，而是如同奥斯维辛与达豪集中营对整个犹太民族一样，南京大屠杀也是十九世纪以来整个华人悲惨命运的共同记忆。

我从来没有看到哪位德国官员会厚颜无耻地说其实达豪集中营中屠杀的人没你们说的那么多，因为对数字的质疑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对整个事件的否定，更会给广大公众灌输一种严重错误的历史观。

南京大屠杀的问题也是如此，所以就有清醒的日本学者，如《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的作者津田道夫先生就说得很好：“ 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不是‘ 学术’可以解决的。

我也不相信南京审判的结论都符合实际，但应看到日本军队在中国做了太多坏事，除了直接的死难者， 更多的是无数中国家庭的生活基盘被摧毁， 这种无数的悲剧是无法量化的。就像如果美国对广岛、长崎死亡者数字提出疑问一定会引起日本民众的愤怒一样。所以在这件事上中国人民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才是一种真正符合政治正确性的行为。

然而很多日本领导人却未必有此种思想与道德高度，而且重要的一点还有，中日战争最后的结局名义上日本是战败国，但中国却只是个惨胜，并且是在美、苏两大强援帮助之下才勉强获胜。

最近有研究表明，即使是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其在中国大陆的百万军队的战斗力依然还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任其遣返，而没有受到侵略者应有的清算与制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日本时至今日，其国民中畏威而不怀德的整体性格，导致对这场邪恶的侵华战争，并没有完全彻底而深入的反省。或者说，日本可能是有反省与忏悔，但那种反省和忏悔之中依然夹杂着不少的不屑与傲慢。可惜日本却没有看到如果不对历史作深刻反省与清算，那么旧时的仇恨就很难消除，而这又会种下未来战争的种子，这些就早已不再是政治正确性的问题那么简单了，而关乎未来整个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来源：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