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病在家休养，正好得空与中国社科院一位曾给中国学术带来过无上荣光的，同时也是我极为敬重的前辈学者通信闲聊。偶而谈及时政，这位经历了反右、文革、改革开放，直至80年代末学潮和之后整个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与之同时并存的社会道德急剧溃烂的忠厚长者，在他的信中充满了愤懑与迷茫。其实和他一样，很多中国国内乃至旅居海外，却心中总是放不下那片全世界华人文化的魂归之所的学者们，他们的心中都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忧思。

今天中国的现状，套用一下狄更斯的名言就是：“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每次我回到中国，都可以看到一座座城市和乡村在以一种变戏法般的速度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与此同时，我妻子一位移居北欧的同学，却总在报怨她在挪威透过家中的窗户竟然还能看到牛拉着车在中世纪时铺建的狭窄道路上慢条斯里地行走，每年回国时就象是农村人进了城一般对快速变化的新事物感到无比新鲜。

然而同时我又看到整个中国仿佛都迷漫着的愤怒与暴戾的气息，即使过年与朋友小聚吃饭时的话题也都在抒发着不满，而让我奇怪的是，他们又往往并不是改革开放后最为失落的一群，而是一些改革的得利者。但他们竟然也对社会非常不满，不约而同把移民当作了一条重要的未来选择，仿佛今日繁荣并高速发展的中国是条行将沉没的大船一样。

而真正的下层民众，其对暴力的崇尚则更是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家父以前一位工人同事的儿子，前年在安徽的一个群体事件之中，这位平时总是非常羞怯乖巧而听话的，初中刚毕业的孩子竟会在这个民众的狂欢之中因纵火而被捕入狱。

如果你再看看网络上的言论，无论是各大门户网站、论坛、博客或者微薄，任何只要与政府、官员、富人、权势这几个关键词相关的新闻之下，都会是海水一样泛滥的愤怒留言。如果这些汹涌澎湃的留言真能代表民意的话，那无疑中国就象一座等待喷发的火山口。这也难怪国内的精英都在加速移民，对未来不可预期的恐惧竟然成了今日很多中产阶层觉得寝食难安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

那么未来中国应该选择哪一条让整个社会重归和谐有序发展的道路呢？而摆在面前的两个选择，恰好一条向左，一条向右。前者以重庆模式为代表，后者则以广东模式为典范。在二者之中，薄熙来主政的重庆模式在反思了改革开放，尤其是最近二十年来的得失之后，针对借改革开放名义以国企私有化来鲸吞国有资产、通过教育、医疗、住房改革来加剧贫富分化、大力引进血汗和污染工业来制造带血的GDP（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国外垃圾主权债券导致国策受制于人等民意最为反感的现实问题，提出了“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产力”的政治主张。而这一点，看似是在走回头路，但却抓住了当前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即逐步拉大的贫富两极分化以及改革开放的成果被少数阶层垄断，并且中国中下层民众被逐渐排除在中国政治生活的决策之外这一系列关键问题。

而与此相对的是以汪洋主政的广东模式，这条模式简而言之即继续走过去二十余年的经济发展道路。针对薄熙来的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分蛋糕即解决社会分配矛盾而不是做蛋糕即高速发展经济这一主张，汪洋几乎是针锋相对地指出，目前依然应该以做蛋糕为主，汪也许认为只要继续像目前一样大力发展经济，随着GDP的高速攀升，一些目前存在的矛盾都会在未来陆续得到解决。

在此两种选择之中，其实二者都有自己的缺陷，比如重庆模式的核心还是一个强势的政府对于社会资源的强力再分配，而这非常有可能会影响到经济的自由发展并可能导致部分公民权力的损害；而广东模式则更忽略了即使是在广东省内近年以来也有愈演愈烈之势的一些大型群体事件，事实已然证明，在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情况之下的经济发展，速度愈快，脱轨的机率也愈高。起码就目前来看，薄熙来的主张对于平息民间日益膨胀的巨大社会张力是会有所助益的，当一列高速列车险象环生时，踩一踩刹车起码就目前来看确有必要。

然而，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其实必然是一个各种势力相互角逐博弈的结果，但无论如何，希望未来能如那位前辈学者的愿望，即有智慧的中国人能打破几千年来贫富分化必然只能以暴力的方式来改变的怪圈。我还是套用一下狄更斯的话，这可能是个失望之冬，但也可能是个希望的春天。

作者是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