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眼间香港回归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香港回归最初的几年双方关系非常平稳，以至于很多害怕九七大限而移民海外的港人又陆续搬了回去。但更让人意外的却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全面发展，在双方经济差距日益缩小后的今天，双方关系却出现了严重的波折。从最近几年陆港关系中的抢购奶粉风波、中港自驾游、双非孕妇、大陆儿童港铁进食、孔庆东爆粗口、《蝗虫歌》乃至最近反对国民教育风潮，和国庆撞船惨案大陆援助遭非议等事件，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双方关系已经到了令人警惕的十字路口，接下来要何去何从，则非常考验香港与北京中央政府的智慧。

然而在问题明了之前，有必要分析一下矛盾暴发背后的原因。《联合早报》10月4号刊登了吴毅峰先生的《港人为何对大陆善意敬而远之》，将之归结为“香港人不信任大陆人，甚至不顾一切地鄙视大陆人”，并且认为这是“香港人笑贫不笑娼”的文化因素使然。我认为这不仅有将整个事件简单化处理之嫌，也无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和陆港关系的总体和谐发展。

在香港回归的这些年里，其实即使是香港人自己也很难否认，中央政府对香港经济上呵护有加，与大陆这个穷哥哥相比，本来就已锦衣玉食惯了的香港还经常被派糖。去年8月中国副总理李克强访港期间，就送出了36项利港经济政策。今年是新特首上任，再加上回归15周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回归庆典时，更是慷慨送出财金方面的更大礼包，以支持境内机构赴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以及支持香港作为人民币结算中心的地位。

然而即使有了这些惠港政策，香港却不得不面临双方经济实力日益缩小，以及对大陆依存度日益增高的问题，这就造成了一些不能适应双方地位巨变而产生的心理落差。最近几年，随着现实中来自大陆“威胁感”的日益增强，民粹主义也非常自然地有了抬头的趋势。这体现了身份认同上出现的心理危机，以及与之相应的群体意识中的排外倾向加剧。

我曾在《联合早报》上撰文，比较过新加坡香港两地的经济模式，以及前者如何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成功实现转型并实现自我超越。后者则深陷产业空心化与受到房地产劫持，使得产业升级滞后的陷阱，在过去两年之中，香港财政所得约三成都靠卖地，这种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性，与大陆不少地方政府非常接近。高房价带来的民生问题，及其对经济成长率与失业率的副相关性，也使民间反对的呼声日益高涨。我们如果翻翻香港的报纸，就可以看到并非只是对大陆怒气冲天，民众的怨气实际上是无所不在的。

随着大陆对香港经济的影响日渐加深，在政治上也不可避免地给人以更深地介入到香港事务之中的强势印象。问题是香港人素有特立独行的政治品格，这从1980年代末开始就早已彰显出来，最近几年对中央政府的批评更是有增无减。从对诸多大陆政治异议人士的支持以及维园游行，和对梁振英当选特首中央政府在背后扮演角色的置疑等等，都显示了香港在整个中国政治版图中独一无二的强硬个性。

作为香港政治体制代表的特首，更被赋予了这种个性代言人的角色要求，所以这次沉船惨案，当电视报道中出现梁振英与中联办官员一同出现时，就更加深了民间对特首受操纵的舆论反弹，所以梁振英只能急忙灭火，表明当香港与大陆间出现利益冲突时“我是站在香港那一边”。

香港居民从来都不乏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以保钓为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香港居民都扮演了与其人数与经济总量不相称的重要角色。但香港人的旧有思维之中，却将国家、政府、官员这三者之间分得非常清楚，并且也热衷于政治与思想活跃且多元。邓小平先生早就保证了对港政策50年不动摇，随着陆港两地经济差距的日益缩小，留下香港这块政治制度的异质空间，不仅对中国未来政治改革具有重要参考意义，而且也有利于陆台关系的处理。所以无为而治，起码应逐渐减少驻港机构的曝光度，是减少港人反弹并增加认同度的不二选择。

作者是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