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志存高远的重庆直辖市主政者近来不得不分出越来越多的宝贵精力和时间，去应付社会上的各种“闲言碎语”。
在7月1日召开的重庆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常规的报告中耐人寻味地加入了一段针对某些质疑的高调回击：“现在有个怪现象，有些人唱靡靡之音，搞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无人过问。我们唱几首红歌，就有人说三道四：是不是搞‘左’的一套啦，是不是回到‘文革’啦？我们倒想问一问，《保卫黄河》、《在太行山上》、《歌唱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有哪一首是‘文革’的歌曲？什么地方极‘左’了？这都是救国的歌、建国的歌，是振奋人心的歌曲，唱这些歌何罪之有？有些人就是反感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动不动就制造舆论横加指责。而共产党人就是要提倡那些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思想和文化。而且要坚持，还要旗帜鲜明！”
这已经不是薄熙来第一次为他发起的“唱红”运动作自我辩解了，这也反衬出他所遭受的社会舆论压力之大——“杂音”来自各个方向，虽然各个层级的主流媒体自觉并整齐划一地对重庆的“唱红”保持了缄默，但就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情况来看，“闲言碎语”一直存在，并且几乎没有受到过宣传主管部门的认真过滤。
我注意到，今年4月29日重庆市领导班子与港澳媒体参访团座谈时，薄熙来第一次公开回应了喧嚣已久的对重庆“唱红”的诘难。当时他说，“唱红”并非重庆市刻意地想要搞什么“标志性举动”。有些人攻击重庆在搞“极左”，是一种误解。他认为年轻一代不能数典忘祖，“难道我们当代人就只能谈论一些与商品市场、谈情说爱相关的东西吗？谈点理想、信念，讲点英烈先贤，就‘左’了，就‘文革’了？”按照薄熙来的解释，搞“唱读讲传”，其实“就是希望大家静下心来，多读一点经典。”
5月7日，薄熙来在会见“石油魂———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宣讲总队一行时再次强调：“现在有些人，一讲党的优良传统，一讲社会主义，甚至提到大庆精神，就说‘左’了。不要在乎那些闲言碎语，该干的事就要干，该坚持的就要坚持。”薄熙来表示，重庆正在开展“唱读讲传”活动，群众唱红歌，讲革命故事，其中也有石油工人的故事。要把这些激励人的革命故事，讲给我们的子孙，把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
而到7月11日，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更是在当地媒体上以大篇幅全面而辨证地阐述了重庆热火朝天的“唱红”运动，并回应了社会上关于它的诸多关切问题。根据何事忠的说法，首先，“红歌”的“红”，不仅是昨天革命先烈的“红”，还有今天幸福生活和未来美好愿景的“红”；其次，目前的社会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有喜欢红歌的，也有喜欢流行歌曲的，还有喜欢摇滚乐的，“唱红歌”并不排斥唱其他的老百姓喜欢的好歌，不存在什么“左”“右”问题；第三，重庆“唱红歌”之所以能够高潮迭起、久唱不衰，主要源于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宣传部门并没有采取行政命令，而是对活动进行引导、搭建平台、加以辅导，“唱红” 实际上是一种群众性文化活动，属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范畴。此外，何事忠坚决否认了“唱红”劳民伤财的指责。他说他自己也在网上看到有人推算出重庆“唱红”前后耗资高达2700多亿的说法。“2008年到2010年，重庆三年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累计才2277亿，说‘唱红’花费超过2700亿，这可能吗？”相反，他认为“唱红”成本低、成效大，是一项费省效宏、为民利民的民生工程。因为“唱红”主要是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的，不但没有耽误工作、影响工作，反而提振了人们的精气神，促进了重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据何事忠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近日在重庆，都对“唱红”留下了深刻印象，并表示了肯定和赞赏。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重庆主要和分管领导的上述公开表态，是想要提醒读者注意一条并不非一目了然的脉络：重庆的主政者在“唱红”的实践摸索中，其意识形态方面的理论体系并非一开始就十分圆满，而是逐渐丰富和提升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庆的“红色文化”中被有意识地植入了更多改革开放的主旋律。
就在本文截稿之前，我留意到，7月中旬，薄熙来连续两次分别提及并重新阐释了江泽民和邓小平时代两句重要口号。他在7月16日说，重庆在“十二五”期间，要从调整收入分配入手来缩小贫富差距，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就真正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践行了“三个代表”。如果贫富、城乡、区域三个差距不解决，特别是出现两极分化，那就仅仅能体现“一个代表”，即仅“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代表不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代表不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两天后他又指出，邓小平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现在已经到了在“后半句”上多下工夫的时候。“这正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要努力实现的小平同志的遗愿。”
经此一番理论梳理，在当代中国，经济不算发达的重庆似乎比谁都更好、更先地延续和发展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一脉相承的中国社会主义传统，已经站上了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潮头。
二．
当然，这些宣传并没有打消外界与日俱增的怀疑和争议。事实上，自从两年前重庆出人意料地打出一系列意识形态味道浓厚的“新政”牌以来，这些怀疑和争议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在我看来，重庆市的领导大可不必觉得委屈，许多事情的确是急切地需要辨析清楚。而在大多数人眼里，“唱红”只是对这种大张旗鼓的“红色文化”的笼统称呼。这里不妨撷取几个例子——
例如，在市委书记薄熙来倡导下，重庆市委、市政府从2010年下半年起联手推动全市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这项活动规定在渝75万大学生就读期间要种100棵树，带薪实习1个月，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1个月，到企业一线做工1个月，开展学军1个月，撰写1篇有价值的社会调研报告……其目的据说是“促进大学生了解国情市情民情，增强与工农大众的感情，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又如，4月下旬，市委宣传部就组织传唱“唱响中国———群众最喜爱的新创作歌曲”专门发出通知，要求人人学唱36首红歌，当地电台电视台则循环播放。通知说，“要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和音乐教育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教唱领唱，使之人人会唱、人人能唱、人人爱唱，进一步掀起我市红歌传唱热潮。”
再如，上行下效，重庆南岸区今年出台了一个新规定：万名干部都要精心种一块老乡地。据说，这主要是为了让干部“沾地气”——一是让干部多下基层，多和群众接触，和群众建立感情；二是干部亲自下地劳作，可以体验生活、磨练意志。
“红歌”唱到高潮处，最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是，重庆还将在押犯人参与红色文化传播作为减刑的依据。
……
所有这些，都使人隐隐地感觉到，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正在中国的西南酝酿生成，少数神经敏感的人甚至产生了“要出大事”的预感。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这引起他们警惕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说起来，“文革”也是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群众“自发”发动起来的，而且它的旗帜和口号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只不过在当时的语境里，人们不用“先进文化”，而习惯于“革命文化”而已；当年参与“文革”的每一个人，谁都没有在一开始就存心要去搞一场“浩劫”。
那么，有关“唱红”争议的真正要点在哪里呢？
我本人的目力所至，几乎没有人对重庆倡导的那些“红歌”的内容本身有什么诘问。就拿我自己而言，我一向认为，像《我的祖国》、《洪湖水浪打浪》和《唱之山歌给党听》这些脍炙人口的旋律都是无比优美的经典，有些甚至已经可以跻身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殿堂，我平时在自己家里都经常放着音响欣赏。因此，要说山城群众对它们喜闻乐见，我是一点也不会怀疑的。更何况对于现在50到70年龄段的一代人来说，这些旋律伴随着他们长大，浸透了他们美好的青春岁月，如今唱响起来令他们感动到热泪盈框，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这就好比再过30年，那时50-60岁的人听到周杰伦的歌时的感觉差不多。
但哪怕再激动人心，这也只是几首歌曲而已，现在毕竟已经过了一切——尤其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时代。人们真正质疑的，其实是重庆市将唱红歌从一般的“倡导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变成了一种“政治任务”。虽说如前文，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称这完全是群众自觉自愿的。但有过当年那些沉痛经验的人都心知肚明，当运动席卷而来时，没有谁能够不“自觉自愿”。今天的情况依然如此，以中国政府、国有单位之强势，只要上面发起、组织、推动了，普通老百姓几乎是没有可能躲避的。
其次是对“唱红”形式的疑惧：动辄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广场上，步调高度整齐划一地将一首歌唱得震天响。别说是那些内容里充满了斗争的革命歌曲，就是以这种形式唱《夜来香》，恐怕都会让人心里发虚……发展到后来甚至还出现了上万人高举着拳头集体宣誓入党之类的场景，很容易使人的眼前浮现过那个疯狂的年代。
不过，最根本的还是那些“红歌经典”所展现出来的整体价值倾向。的确亦如前文所述，重庆市的领导一再表示，“唱读讲传”中的那些“经典”不仅有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些文艺样式，也有了改革开放时代的“新红歌”，甚至还包括中国古代像《出师表》、《正气歌》以及像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到马丁·路德·金故事等古今中外经典。但有一点是很难否认的，后者只是为了衬托其内容“涵盖面”多么广而零星点缀的调味料，组织者真正想要突出的，依然是那些革命文艺。这就使人非常担心其真实的意图，或者说，担心组织者希望向老百姓灌输些什么情绪？
若真要说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光辉业绩，首先就要客观全面地看待它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一共走过的90年历程中，改革开放的历史就占了32年，超过三分之一，不算中间走过的弯路（“我们党在文革期间犯了严重的错误”是邓小平本人的话），革命战争年代只有不到1/3。早期的革命记忆，只是中国共产党传统中的一部分，至今甚至都不能说是主要部分。胡锦涛总书记亲自提出，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革命党转型成了执政党，而执政党自然应当有与执政地位相匹配的优秀文化。因此，如果真的有志于与时俱进地弘扬时代经典，恐怕我们今天应当更多地倡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人民民主、依法治国、反腐倡廉……等等符合当代中国需要的优秀文化。单向度地宣扬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文化，说得轻一点，是不完整和平衡，说得严重一点，是对党的历史和传统的割裂和肢解。
三．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审视发生在中国西南山区的这场大多数当代中国人不怎么能够准确理解的“准运动”（或“伪运动”）的话，其实这又何尝不折射出一种显著的进步呢？虽说重庆的“唱红”本身无论从动机到内涵上，很可能都与思想解放、党内民主这些几代人孜孜以求的目标背道而驰，但它能够在中国大地公开存在，却非常有力地证明了这些目标正在令人喜忧参半地得到逐渐落实。
我们看到，自重庆的一系列大动静的——在中国的特殊政治环境下，它不仅丝毫不避讳，反而似乎就是想要赢得舆论的关注，这点很令人不解——运动式“新政”以来，中央最高层几乎从未表达过明确的态度。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重庆自封的“红色特区”得到中央的肯定并要求在全国加以推广，但它也没有受到什么打压。而在另一方面，针对重庆“唱红”的铺天盖地的质疑和拷问，尽管没有出现在各级党报和党台上，但这个话题在相对市场化的媒体——特别是互联网——上差不多已经到了百无禁忌的地步。顺便说一句，这也是重庆主政者之所以觉得有必要再三出面解释和回应的原因。这似乎又说明，中央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也无意过多地压制对“重庆模式”的争论。
换句话说，对于重庆眼下正在轰轰烈烈地上演的那场实验（姑且这么说吧），中央最高层选择了冷静观察。如果当年邓小平号召大家“大胆试、大胆闯”主要是着眼于经济的，那么今天中央对重庆的态度是不是体现了这种发挥地方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大家各自“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正在逐步扩展到政治领域？倘若的确是这样，这将是中共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转折。重庆打破了长期以来铁板一块的意识形态禁忌，明确地向世人宣告：在今天的中国，政治也是可以博弈的，不同的人（集团）被默许通过各种形式的博弈——重庆选择了“向左转”，虽然它在口头上不会承认——来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谋求自身的政治利益。
但当前最急迫的问题在于以来两个方面：
第一，如同经济博弈一样，政治博弈也需要有一个公开稳定的平台和一套通明、可预期的游戏规则。说到底，这就是法治（舆论沸沸扬扬的重庆“新政”的另一端——“打黑”，聚光灯就落在法治上）。不然的话，这种博弈永远只能是表面上打着各种古怪旗号和招牌的暗箱操作，外部力量不可能起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作用。
第二，这种自下而上的博弈不能止于重庆市这一层级，而应当继续向下延展渗透。既然整个国家不应该铁板一块，那么重庆一市内也不能铁板一块——其下属的地市县也应当有权利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民众的需求展开政治上的尝试和探索。说到底，这就是民主。如果上述政治博弈仅仅止于地方向中央叫板而再往下民众毫无发言权的话，那么这种博弈的性质就是一种大一统之下的“独立王国”（其内部仍然是大一统）模式，而非有机整体内部不同组成部分的良性互动。最终，一方民众很可能成为博弈者谋求政治利益的工具和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