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至18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议。此一决议强调了改革的需要，但同时表示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中国之所以在诸多压力希望能够改革政治体制之后，却通过决议改革文化体制，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为了应对当前中国面临的礼崩乐坏、道德滑坡到触目惊心的严峻局面。
我们如果细心一点就会发现，六中全会刚刚落幕，温家宝总理就在国务院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的会议中，表示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的问题依然突出，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报冒领、学术不端等现象屡禁不止，这已经是年内他第二次公开对此一问题表态。而最近几天，网络上的另一个焦点就是佛山女童“小悦悦事件”。10月13日，在佛山这个也许是中国改革开放受益最多的城市之一，一名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轧，几分钟后又被一小型货柜车碾过。这些如果已然让人发指，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在此后7分钟内从受伤女童身边经过的18个路人，都冷血到对此不闻不问。人性的自私、冷酷到了如此不堪的地步，不仅使佛山和广东这个以经济发展而著称的地区蒙羞，每一个中国人也都应该为此作出反省和忏悔。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层作出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也体现了一种多层次的文化安全的危机感，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国际间交流日益便捷的情况下，面对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与日俱增，故而觉得失去防线的人心比失去防线的国境还要危险。
文化改革也脱离不了政治改革
其实文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本身就包括物质到精神的不同层面，其中有相对较为形而下的器用的方面，如饮食、服饰等皆为文化，再到其他习俗、文学艺术，直至人群的行为规范、道德律令和核心的价值观等等。所以要想改变一个国家的文化，那几乎注定就是一项远比国民生产总值翻几番还要艰巨得多的任务。
然而，我还是注意到胡锦涛主席在谈到改革文化体制时，提出要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这就将文化体制改革具体化、简化成了一些可行的，也是我们可以预见的任务，即主要还是推进公用文化事业的建设等等。在这方面，我自己其实也是有切身体会的，不久之前，中国一年一度的国家社科基金审批又结束了。国内的同学和朋友就告诉我，最近一两年国家对社科研究的经费投入有很大的提高，另外什么盛世修史，以及大拍各种献礼片等等，大概也都是这种类似的思路指导下的产物。
但是这些行为，一方面难免被打上被动应付的烙印，而且很多文艺作品都被主旋律这个要求捆住了手脚，想要戴着锁链跳舞，这对技巧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
任何一种东西只要与政治与权力绑在了一起，就容易流于官腔和说教，更何况西方文化中一直就有对政府本能性的不信任，想拿这个日益空心化了的意识形态却实际上全社会日益严重的极度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去和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较量，只能说前景未必会令人乐观。结果倒是非常有可能会出现一大群人，在促进文化事业发展的名目下大兴土木，建诸多未必能用得上的文化场馆，或者出现一大堆各种文化节、比赛等形式化的表面文章。
所以，更重要的还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根本，促使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要彻底改变过去三十年里唯生产论、唯GDP的功利主义。能抓老鼠的未必都是好猫，还有可能也是害群之马。毕竟已经数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严重滞后的上层建筑，以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才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行为。
作者是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
原载于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