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中国共产党庆祝了自己的90岁诞辰。在之前的一些日子，电视广播里铺天盖地地播放着各种历史剧，讲述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和党员干部与各色敌人做斗争的事迹。中共内部出现了一个新毛派阵营，他们提倡在全国各地工作场所和学校唱红歌，比如《东方红》。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来中国为自己的新书进行宣传时，设法出席了一场有大约7万人参加的唱红歌活动。

“红色文化”的复兴，与中共初创时“追求平等和社会公正”的理想毫无瓜葛。相反，由于近年来中国的不平等现象明显加剧，全国各地的党政领导如今推广红色文化，是把它作为一种增强稳定的手段。马克思主义歌曲《国际歌》没有得到推广，这首歌号召群众起来革命，当局唯恐它会暗示中国也有必要上演一场“阿拉伯之春”。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岁数比较大的中国人，深知这场运动的惨烈之处，也明白新中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这一代人“决不让类似事情重演”的决心。中共领导人任期方面的限制，以及集体决策的安排，都是为了避免中国出现又一个毛泽东式的人物。但是，由于中共始终未曾允许对毛泽东的“遗赠”予以坦诚的评价，年轻一辈中国人今天可能会以一种怀旧情绪回望那个年代，以为那是一个以稳定和公有为特色的时代。

然而，伴随着对中国传统哲学、历史和文学的严肃研究的复兴，在中共的叙事之外，正在形成另一种历史的叙事。毛泽东曾抨击孔子反动，但如今学术界却尝试在国际关系方面重新运用孔子的思想。2009年，美国学者杜维明离开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前往北京大学任教，致力于宣扬儒家思想，视之为一种与西方哲学并驾齐驱的严肃伦理体系。学校里又开始定期讲授中国断代史，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医学、音乐和艺术的兴趣重新浓厚起来。

中国不是建立在西方历史理论的基础之上，中国政府支持儒家思想的复兴，是为了给施行威权统治的现代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理由。西方历史理论肯定会把中国视为一项未完成的工程：自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中国以来，中国人或许已经缔造了一个强大的官僚国家，但却从未培养出法治与民主责任。当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1911年灭亡之后，许多中国人对自己的制度丧失了信心，认为应当用西方制度取而代之。只有到了今天，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崛起之后，才有人努力恢复这种中断了的传统。张维为等畅销书作家可能会辩称，中国并非一个尚未实现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建立在有别于西方（但与之同样有效）的原则基础上的文明国家。

许多新儒家学者认为，在中国传统中，对政治权力加以约束，凭借的并非宪法和多党选举等正式规则、而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这就要求帝王们具备仁爱之心，而他们必须通过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官僚体系实施统治。中国古代的学校里，确实有一套被称作“法家”的纯正权力学说，哲学家韩非子对这一学说进行了详尽阐释，而秦国则对其进行了冷酷的实践，并最终统一了中国。毛泽东青睐法家学说，并推动了它的复兴，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但是，正如儒家学说取代法家学说、成为古代中国占据主宰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一样，当代儒家学者认为，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当今的中共在道义方面有这更好的根基。

中共自身对于这种儒家学说的复兴喜忧参半。在当今世界，自由民主已成为理所当然的意识形态，因此中共急于给自己找出其它的合法性来源。但与马列主义相比，儒家思想毕竟是一种真正更为本土化的产物，因此经过现代化改造的儒家思想构成了一种潜在威胁。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今年早些时候在天安门广场竖立起来的孔子雕像，几个月之后突然又被拆除了。

当代中国因此具备了两种可供选择的文化传统——新毛派思想和新儒家思想。作为民主思想的替代品，这两种思想目前在中国都得到了大力弘扬。新毛派思想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倒退，有可能轻易葬送中国人上一代人争取到的种种自由。新儒家则更为复杂：它既可能按照赞同自由民主的方式解读儒家学说，也可能成为中国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基石。中国人必须找出自己的现代之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上述两种思想中，是否有一种能够承担提供政权合法性的重任——抑或两者最终能否共存，我们将拭目以待。

注：本文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研究所（Stanford’s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和《政治秩序诸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的作者。

来源: 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