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极左思潮与红色革命传统都分享着“红色”的符号，要警惕“极左”思维经由“唱红”而死灰复燃。“唱红”是重建中国现代精神文明过程的诸多尝试中的一种，应该允许多方质疑与反思，中国政府应该让各地有更多的制度创新的自由空间，让社会获得更多的试错机会，让各种健康的多元的思想拥有社会竞争的条件，通过优胜劣汰，成为我们“新文明”的资源。
采访整理 人民论坛（见习）记者 张晓
人民论坛记者：当前，各地的“唱红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各种观点的激烈碰撞中，有什么问题值得注意？
萧功秦：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世俗化的过程中，我们整个民族确实也陷入社会信仰缺失与精神贫乏与空白状态，要从社会上自然滋育出合乎我们时代需要的精神文化，既又要待以时日，又需要给公民文化以宽松包容的发展空间，以便从公民文化中汲取新时代人文精神资源，遗憾的是，这方面条件均不甚成熟，30多年来我们的自主的公民文化也没有得到很充分的发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克服人们精神上的一盘散沙局面，从红色文化中寻求适合于时代需要的文化资源，以充实我们的精神生活，就成为一种正在尝试的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唱红”的提倡者们的动机是良好的，也是表现了他们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这一点必须予以肯定。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历史限定的环境里，众所周知，红色既表征着千百万革命者的优秀传统，也同时与文革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政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与意识形态与我们提倡的红色革命传统，都共享了同一个“红”的概念符号。文革中的“红海洋”，一月革命“红色风暴”，红卫兵提出“红色恐怖”万岁，以及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活活打死校长卞仲云的事件，就是在“红色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中深深铭刻着这种极左的“红”色的不幸经验。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在倡导“红色文化”时，如果没有对“极左”思潮和新时期我们党的优秀红色文化做一个科学的切割，如果没有对“红色文化”进行理性的界定和划分，而笼统地“唱红”，就如同没有拨乱反正以前，没有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功主导我们民族的思维以前，就大谈“毛泽东思想”一样，就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产生一系列人们没有预料的消极后果，如果让我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我认为存在着三大隐忧：
首先，极左意识形态与思潮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时分享着“红色文化”的符号，当我们宣传“红色文化”时，会连带地、往往是不自觉地激活我们民族潜意识中的“极左”的价值、思维方式与思想观念。正如历史上许多被抛弃的旧传统一样，极左政治文化在真正死亡以前，先会进入一个假死状态，它会如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潜伏在民族的深层思维与心理情结中。处于这一状态的文化遗存是最容易在一定条件下被激活与被“唤醒”的。
我们可以把这种“极左思潮”被激活的机制具体分析如下：因为极左思潮与四人帮的意识形态，同样属“红色文化”的范畴。而极左意识形态与理论恰恰又是一个有机整体，概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上的定向暗示性，在“红色文化”中，“阶级斗争论”占有重要的地位，现在就已经有人要重提“阶级斗争”了，要搞“阶级斗争”，就势必提“反资本主义”，而要反“资本主义”，按此逻辑进一步推论，就要“发动群众”，起来造“党内资产阶级”的反，搞“无产阶级专制下的继续革命”就顺理成章，接下来，“文革”就呼之欲出了。更具体地说，只要你激活了以“红色文化”面目出现的极左思潮中的第一个概念，走出第一步，就是逻辑上要求你走第二步，整个的一连串的思维就作为有机整体被激活了，现在有些“极左”的网站公开呼唤“文革”，甚至有人要为“四人帮”平反，我们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理解邓小平老人家为什么会英明地禁止再提“阶级斗争”，因为他深知极左意识形态与思潮是“潘多拉盒子”，便难以控制。“阶级斗争论”就是这个“潘多拉盒子”的盖子，你只要打开它，“左魔”放了出来，它就收不回去了。
第二，如果没有划清红色传统与极左的“红色革命”的界线，有可能使得被时代否定的文革错误思潮在政治上获得合法化的机会。那就无异于为反对改革开放、力求复辟文革的人们提供了合法舞台，“唱红”就会变成了“唱左打改（革）”，文革思维与极左思潮与观念，将会借“唱红”而沉碴泛起。众所周知，现在有些鼓吹文革的网站正是以这种方式在“借力发力”的。
事实上，社会上确实存在着相当一部分普罗民众，他们由于在转型过程中利益受损，不公平的遭遇没有得到合理的处理，对改革开放的消极方面感到失望，他们会产生对文革的浪漫怀念，把想像中的“文革”来代替真实的文革，在社会学上讲这是一种“移情”作用，这就如同当年马克思所批判的“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社会主义”一样。群众这种单纯想法，在“唱红”过程中，极易被仇恨改革的“极左势力”利用，形成极左派与民粹主义的合流，其后果就更为严重，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有人趁“唱红”东风，煽动民众在广场上要跳“新忠字舞”，你怎么办？如果有人要拿起《毛主席语录》搞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你阻止不阻止？如果有人唱着文革“造反有理”的“红歌”，上街游行，你如何处理？如果让极左思潮、反改革派与民粹主义合流，上中下各种反改革势力彼此呼应，互动激荡，几年以后，这种情况的出现非并不可想象。
第三，最大的危险是整个民族将会重新陷的民族分裂状态，由于社会广大各阶层在文革中深受其害，对文革中的“红”的惨痛经历记忆犹新，如果处理不当，由政府笼统地动员唱红，很多受惠于改革开放的人，以及文革中经历苦难的老一辈，都会在心目中产生一种对政府的疏离感，这种普遍存在的内心的疏离感，是在广场效应下的红歌气氛中是看不到的。然而，它是唱红运动的巨大的“无形成本”，造成执政党合法性严重流失。“唱红”的结果，换来的是广大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对执政党的信任疏离。有可能会造成整个民族的共识的分裂，和谐社会的目标会越来越远。这是我们谁也不希望看到的。
我们在警惕颜色革命的时候，特别要警惕原教旨主义的“黑色”革命。伊朗革命是怎么发生的呢？伊朗权势显赫的巴列维王朝，也搞过改革开放，但这场不成功的现代化运动，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领导的原教旨主义的黑色革命，终于取得成功，如果说，如果说，霍梅尼革命是以原教旨主义宗教作为“黑色革命”的精神载体，如果我们放松警惕，那么可以大胆的预测，中国将来“反改革”的载体，就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红色文化”。
人民论坛记者：现在社会上对于红色文化，一部分人极力追捧，一部分人拼命打压，而相当一部分人冷眼旁观，甚至漠视。这种复杂的社会心态背后反映了什么？
萧功秦：这种复杂的社会心态值得们反思和警惕。所有的符合背后都是有内容的，笼统的唱红除了会被添加进“极左”的内容外，还有可能流于形式主义。红色归红色，但人们并不感动。这种形式主义化对形成社会共识非常不利的。比如你提儒家文化，要好一点，可能有些人认为其中会包含封建糟粕，但是不会像“唱红”这样形成共识的分裂。
在我看来，用“健康的新文明”这一概念，来代替“红色文化”这一概念更好一些，所谓“新文明”应该包含健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价值，富有公民意识的公民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价值，以及中国革命中形成的那些优质的红色传统与民族精神等等。
昨天，我收到一位老朋友的信，这位朋友的祖父是某大学前老校长，是位延安时代的老干部，文革结束后，他为了引进一个知识人才，在没有公共汽车的情况下，80岁的高龄，一个人跑一个多小时到当地组织部门去洽谈。这种“身体力行”的老革命家的风范，更能打动人心。因为，他们是真心希望中国革命给中国带来幸福，遗憾的是，红色文化中这些宝贵的东西没有被很好地挖掘出来，更多地变成了宣传方式中干巴巴的“光荣榜”。
人民论坛记者：“唱红”某种意义上，是对传统的一种回归，却会引来如此大的争议，如何创新传统文化的传承形式，使之深入民心呢？
萧功秦：我们现在的文化体系包括红色文化，主要由政府来主导推动，这容易造成审美疲劳。要探索新的方式，比如从人文情怀的角度来谈，那些红色革命者感动我们心灵的，恰恰是具有人性光辉的东西，因此，要发掘革命者身上人性的闪光点。要从这一思路去发掘优秀的红色资源，重建我们的价值体系。不要试图把人类所有的健康文化都包容在“红色文化”这一范畴内，相反，应该考虑让“新文明”这一更广泛的概念来包含“红色文化”。换言之，红色文化传统应该是“新文明”的组成部分。要培育新文明，不能是官方红头文件上令下达来实现的，要通过制度建设，培育公民文化，发展公民社会，培育公民理性思维。我们执政的合法性要建立在改变党的执政方式，扩大公民的参与，全心全意走群众路线，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程序正义和结果公平。
我们的执政党应该是百花园里的园丁，危害人们心灵的“毒草”固然要除去，但不能硬性规定花园里只能生长同一品种的花，要把红色文化作为百花园中的一员，接受社会和实践的考验。让各种符合新文明的思想拥有社会竞争的空间，通过优胜劣汰，成为我们“新文明”的资源，这也就需要我们用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发展自主的公民社团。这也是社会公民利益表达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