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在中国最大的新闻就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向循规蹈矩的《新闻联播》甚至为此特意作了插播，这与多年前同样以中文创作而获奖的法国籍作家高行健时的沉默形成了鲜明对比，毕竟高氏在中国扮演着一个体制外作家，游离于中国强调的“主旋律”之外并被放逐于海外的角色。莫言先生获奖之后，基本可以说代表官方立场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先生就发了微博说：“这个奖或许说明，随着中国更加强大，并非只有反体制者才有被西方社会接纳的机会。”这个意味深长的“反体制者”，我想不难猜出暗指的是谁。

虽然学士与硕士都主修文学，我却是一位古典主义者，加上平常研究已经耗时甚巨，所以看当代作家的作品并不多，不过莫言与早逝的史铁生却是例外。由于此前莫言就被多家博彩公司列为诺奖的大热门，所以早就有了不少对其人品与文品的争议。海内外不少异见人士都对他担任官方色彩甚浓的作协要职，以及参与百人手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颇为不屑。但我个人认为，很多人尤其是海外人士很难理解“体制内”处处缚手缚脚的艰难。

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里，就莫言平常尽可能低调的言行，以及其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真实思想，都可以反映出他是一位相当有良知与自律的作家。而且对作家而言，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其作品的文学艺术价值与思想深度。比如唐代大文豪韩愈，甚至连诗仙李白的某些私人行为都曾令我侧目，而现代作家郭沫若更是被人讥为“文丑”，但在数千年之后，真正能让他们得以传世的还是他们的作品。我们在吟诵李白名篇《将进酒》时，又有多少人在意他是一位私生活有缺的酒徒？与文学史上众多放纵的名人相比，莫言并无太多道德上的瑕疵。

问题还在于莫言虽然在体制之内，但他在文学中所体现出的思想，已然远远超出了体制所能提供的角色扮演。当然，我们回顾1949年之后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可以发现，1980年以前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文学界几乎可以说是万马齐喑。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也就是所谓文学上新时期的“黄金30年”，尤其是前10年，那是一个思想空前解放，青年创作热情极度高涨的狂欢时代，只是在众所周知的事件之后，青年人的政治、哲学思想与文学热情才逐渐转到了经济诉求之上。莫言的创作历程，也可以说是这个思想解放并又受到压抑的时代的缩影。

莫言的创作正好起步于1980年代的文学狂欢，像我非常喜欢的《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梁家族》都是此一时期的作品，后者还被翻拍成获得国际大奖的电影。以后者为例，虽然描写了抗战这一传统的“主旋律”，却从中看不到传统对政治因素的介入的强调。他所展现的只是最基本的，却为人类所共有的简单直接的爱恨情仇与生死斗争。用作者自己的话，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一辈子都没弄清人与政治、人与社会、人与战争的关系，虽然他在战争的巨轮上飞速旋转着，虽然他的人性的光芒总是冲破冰冷的铁甲放射出来。”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翻拍的电影在国际上多次获奖，但在当时的中国国内，却有不少人批评莫言的小说没有突出的“政治思想”，只是展现出了当时中国人的野蛮落后的物质与精神面貌。难能可贵的是，莫言却一直不为所动，即使在1990年代之后文学走向低谷，他还是以不温不火却持之以恒的一贯态度，继续自己的创作之旅。

这种一以贯之的思想与创作态度，还可以从他去年获得中国文学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巨作《蛙》中看到。在此部小说中，他通过一位乡村产科医生这样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观照几十年来中国人波澜壮阔的艰难历程，而且对于与现实颇为相关的“计划生育”政策，他也是从最基本的人文关怀的角度来加以观照。这和他在《红高梁家族》中以同样的方式，来书写抗战这个题材是一以贯之的。在这种意义上来讲，他是中国乡土的，也是普世价值的体现；他的个人在形式上是体制内的代表，在作品内容上却游离于此一体制之外，代表了人性中最普遍的情感关怀。他的这一作品竟然能获得去年中国官方的茅盾文学奖，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表明了在文学界对这种态度的肯定。

所以，这一次他获得了诺奖，在我看来，可能不仅仅是胡先生所说的世界对中国的容纳，也代表了中国始终没有放弃对世界的拥抱，中国的未来必然走向世界，莫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作者是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