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0月6日，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正在检阅军队｡当天是埃及的军队日——为庆祝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埃及军队越过苏伊士运河､重新控制运河而设立｡突然，一批冒充军人的宗教极端分子冲向检阅台｡乱枪中，萨达特身中数弹；副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也受了伤｡从此开始了穆巴拉克长达三十年的铁腕统治，直到上星期五，2月11日，他才黯然下台｡
现在人们都说穆巴拉克是亲美政权｡其实，埃及亲美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才开始的事｡自从贾迈勒·纳塞尔率领一批少壮军官，于1952年推翻法鲁克王朝､建立共和国以来，直到七十年代初，埃及都是亲苏联的｡当时埃及有近两万名苏联军事顾问，可见其“一边倒”的程度｡那么，埃及为什么从亲苏转为亲美呢？
第一是苏联军火不趁手，打不过以色列的美制武器｡阿拉伯空军和以色列较量，居然被人打七十比零｡埃及人问苏联大使：你们给我们的是不是劣质装备？那苏联大使看来是个爱国二楞子，居然回答说：我们的装备在越南人那里好使得好，打得美国佬焦头烂额｡这不是讽刺埃及人素质差吗？萨达特非常气愤｡
穆巴拉克曾是空军司令，没什么战功怎么会升为副总统？原来他抵制了苏联顾问的瞎指挥｡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占领了埃及领土西奈沙漠，控制了苏伊士运河东岸｡苏联人发现以色列在西奈的雷达网有个缺口，建议通过缺口去埃以边境扔几个炸弹，挫挫以色列锐气｡穆巴拉克显然对以色列人更了解，他拒绝了｡苏联顾问自作主张，让苏联驾驶员出动｡结果五架飞机被有备而待的以色列空军揍得只剩一架逃回来｡穆巴拉克有魄力跟苏联太上皇叫板，萨达特就提拔他｡
赎罪日战争前夕，萨达特干脆将苏联顾问全数踢出埃及｡当时中国政府视苏联为头号敌人，中国报纸对此大声叫好｡据以色列总统回忆，后来两国和谈时，萨达特很骄傲地告诉他：赎罪日战争，全部是由埃及人自己指挥的｡
埃及转向美国的第二个原因是经济问题｡国家长期处于战备状态，经济不堪负担｡只有美国，才有实力提供埃及需要的援助｡但要得到美国援助，势必与以色列停战｡所以，在赎罪日战争中挣回面子之后，萨达特突然提出：他愿意亲访以色列｡这一和平姿态，震动了犹太人｡他们挥舞埃及国旗，热烈欢迎萨达特｡
但萨达特这一姿态，却也不是美国唆使｡萨达特甚至没有事先通知美国政府｡当时美国正与苏联商量，意图在超级大国主持下召开中东和平会议｡萨达特不愿让苏联重新插手中东，他干脆与以色列直接谈判，给美国的建议来了个釜底抽薪｡
现在人们说美国一年给埃及十三亿美元的援助，似乎这是埃及亲美的证据｡其实这笔钱不是给穆巴拉克的，而是萨达特在和谈时从美国人手里“榨”出来的｡埃及答应不再寻求战争；换取美国担保埃及的安全，给埃及的军事援助将和给以色列的大致可比较，让以色列不至于拥有绝对压倒埃及的军事优势｡以色列是美国的第一受援国，埃及则顺理成章地成了第二受援国｡
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向何处去？《环球时报》2月1日有篇文章，《中东乱局将打碎西方政治价值？》，作者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一位校董｡他认为选举会给埃及带来伊朗般的“伊斯兰民主”，从而“将证明世界上不存在普世的民主理念”｡问题是不管谁在埃及掌权，前文提到的促使埃及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从亲苏转向亲美的两个因素仍然存在，这是决定埃及政治选项的基本参数｡
埃以和谈时，当时的以色列国防部长很高兴地说：这下不会有战争了，以前每次打仗都是埃及先出手，然后其他阿拉伯世国家跟进；每次停火，也是埃及先退出，然后其他阿拉伯世国家不得不退出｡所以宗教极端分子对萨达特如此痛恨，非要置他于死地｡
宗教势力即使通过选举在埃及上台，想要重新于以色列不利，立即面临武器何来的难题｡武器不行，战争失利，那是要动摇国本的｡共和国的创立者､埃及国父纳塞尔，就是因为六日战争的失败，自己辞去总统职务(随即收回)，最后郁郁以终｡而纳塞尔之所以能轻易推翻法鲁克王朝，也是因为那场试图扼杀以色列于襁褓之中的战争出乎预料失败了，令国王失尽人心｡
再者，一旦失去美国援助，经济怎么办？埃及不是资源大国，要靠人力翻本，她需要美国的资金和市场｡伊朗固然有点石油钱，养个小国黎巴嫩没问题；但是，八千万人口的伊朗，难道还背得起八千万人口的埃及？
现在，只有中国具备替代美国的实力｡提出了“文明冲突论”的塞缪尔·亨廷顿确实眼光超卓，他早看到了：伊斯兰文明缺个中心大国，儒家文明本身与西方文明并没有地缘政治的激烈冲突，只有这两大文明联手，才能给予西方文明以生死挑战｡
如果中国“不出头”，继续“闷声大发财”，即使埃及出现所谓的“伊斯兰民主”，更可能的局面，是经过几番折腾后，中东形成以伊朗及其扈从为一方､以埃及和土耳其等国为另一方的政治新裂隙｡
这有点类似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欧洲｡中国人都知道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下跪的故事｡勃兰特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这个恩格斯指导下的第二国际的老牌社会主义政党，在列宁主义者眼里，早已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但在某些美国人看来，却是和东欧国家的执政党也差不多｡1969年当选为西德总理后，勃兰特提出了“新东方”政策(不是遏制而是与苏联和东欧国家接触)，美国政府也是很有疑虑的，甚至很反对的｡但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历史学家就开始争论：这到底是美国“遏制”政策的功劳，还是西欧左派政府“接触”措施的成效？
很多在“接触”政策下得以访问西德的东欧民众，曾气愤地说：要是二战后没有苏联强迫我们退出马歇尔计划，我们今天也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伊朗人到美国很难，但他们能去土耳其的黑海海滨旅游｡穆巴拉克下台后，揭去了1979年的伊朗革命所推翻的巴列维国王曾在埃及避难的夙怨，伊朗人应该也能去埃及的红海海滨度假｡如果某一天，伊朗人开始问：土耳其人能这样，埃及人能这样，为什么我们不能过这样的生活？二十二世纪的历史学家，或许就要争论了：中东最终的真正民主化，到底是美国大力推行的功劳，还是温和“伊斯兰民主”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