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25日，是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 1935-2003）去世五周年。
萨义德在国内，似乎成了某些学院新左派的一尊守护神。按他们的鼓吹，萨义德是东方民族反抗西方“文化霸权”的旗手。他最为世人所知的著作，大概要算 １９７８年出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有三联１９９９年中译本《东方学》，王宇根译）和１９９３年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有三联２００３年中译本，李琨译）。第一本书，确实予人以批判西方的感觉；但是，第二本书，至少在本人读来，情形并不如此简单。
所谓“东方主义”，萨义德用来指西方——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对待中东地区和阿拉伯民族的传统习惯模式，从这种模式里产生的“东方”描述，只是该地该人之优秀实质的一种贬损表象。兄弟读到《东方主义》，已是九十年代中期。此书也算名著，读后居然无甚启发。原因大致有三。一是该书风头已过，第二则是本人的中国背景。如果你在大学里除了考试前抄抄女生笔记之外，上政治课时也算带个耳朵听听，《东方主义》的基本思想，其实就是很熟识的辩证法，毛择东同志的《矛盾论》里都有。
你说西方文化其实不是独立发展的，而是以东方（请再次注意，萨义德指的是中东）为“他者”而对照发展起来的。辩证法说矛盾普遍存在，矛盾的一方以另一方的存在为本身存在之依据。虽然，说西方文化与中东本是“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有点出乎常情，但对中国人来说，理解很容易。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新文化就是以西方为对照而发展起来的。近代确实是西方侵略中东，但在１６８３年土耳其苏丹兵败维也纳城下之前，长期是中东侵略欧洲。欧洲人以中东为对照，就跟咱们的先辈以西方为对照一样，是弱者在翻身过程中的不得不向强者学习，尽管在学习时对“老师”有很多歪曲的想像。
你对这类歪曲耿耿于怀，觉得它们成了西方描写东方的主流。辩证法说任何矛盾过程都有主导的一面。西方后来强大了，他们的描述就成了主流话语。你说很多 名著和小说经典里都有这类歪曲的痕迹。（唯物）辩证法说人的思想是社会环境和他的各种社会联系的反映，西方作者总不能像东方人那样写作吧？
去掉 discourse（话语）和 hegemony （霸权）之类的学术黑话，《东方主义》的基本思想不过如此。本人或许把萨义德庸俗化了，但决不会比萨义德对中国历史的误解更大。谈到回教往昔的光荣，他居然说十三、十四世纪时，中国也在回教统治之下。元代有很多色目高官，或许汉人所录之史对回教在当时的影响语焉不详，或许萨义德见到的阿拉伯资料值得我辈参考，但要说元代是个回教王朝，总令人觉得匪夷所思。不知道这算不算萨义德对中东更东地区的“东方主义”？
这也正是《东方主义》不再时髦的最大原因，也就是兄弟要讲的第三个原因：当中东如萨义德所愿，在世界舞台上展开自己的叙述之后，结果令人太失望。
新世纪伊始，读余秋雨《千年一叹》，觉得很奇怪。他们从伊拉克进伊朗去德黑兰，有两条公路干线，一条经过最大的拜火教神庙遗址，一条经过萨桑王朝的岩雕，都是联合国承认的人类文化遗产，为什么都不去？而且提都未提，估计不知道。而余秋雨想寻找的正是拜火教神庙，后来到设拉子（Shiraz）才找见一座，还是他自己问了人，但那不是最大的。兄弟猜想，他们拟定路线时，用了伊朗官方的介绍，里面不曾提到其他宗教和被阿拉伯入侵者灭掉的王朝。
今年８月号的美国《国家地理》有一篇介绍伊朗的文章。据作者说，１９７９年伊朗革命之后，当局曾打算炸毁伊朗最著名的古迹——古波斯王大流士的卫城 （Persepolis）。后因担心民众反对而未行，所以余秋雨在设拉子还见到了。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就没有如此幸运，竟被塔利班炸掉。
问题还不止是官方记录。奥尔罕·帕慕克（Orham Pamuk）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之中，伊朗提得很多。设拉子是细密画一个大画派所在地，奥斯曼大师曾在那里学习。但画派传承从回教进入这一地区开始。画的内容有跟希腊（西方）打过仗的大流士和回教国王，中间拜火教和萨桑王朝的历史却是没有的。
第三世界很多国家，如今都在起劲编造民族神话。甚至对帕慕克那样的作家，都是不能盲目信任的。要了解他们的真实历史，本人宁愿去大英博物馆。西方人或许有“东方主义”，博物馆里的展品或许来历不明，但他们有科学和科学态度。而按冯友兰的说法，西方现代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区别，就在“科学”两字。西方人至少尊重基本事实，不会把几百年的历史一笔抹煞。
或许，正是对东方现实的不满，促使萨义德后来写了《文化与帝国主义》？
单看标题，似乎这是一本批判西方文化如何为帝国主义保驾护航的书。实际上，萨义德在书中痛斥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斥到华夏读者会心微笑。萨义德说，在文化上，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有个特点。由于帝国到来之前的历史，一般地讲，不足以给抵抗（运动）提供足够的文化资源，民族主义必须开发自己的新资源。而这种新资源，几乎总是围绕着一个父权主义领袖建立起来的。因为这些父权主义领袖的最大功业是“建国”，以他们为崇拜对象的“圣殿”文化（在中国叫“ 造神运动”），就使民族主义的视线局限于殖民时期的屈辱历史，看不到还有妇女权利、少数民族权力和经济建设等更具普适性的、或许比建国更困难的问题。因为看不到更具普适性的观念，在“独立”和“民族尊严”的旗号下，他们常常毫不犹豫地践踏法制和人权。
当时，伊拉克的萨达姆已是某些好友国家的御封反美“英雄”，在宣传上享受镇治局肠胃同等待遇。萨义德不但点名谴责，还将萨达姆与乌干达的吃人肉总统阿明并列。
最令革命同志失望的，大概是萨义德在书中为第三世界国家指点的文化出路。他以爱尔兰诗人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为例子，称之为爱尔兰民族传统和英国文化遗产的混血儿。叶芝的灵感来源，正是帝国文化和民族传统在他心中引起的内在张力。书中有叶芝整整一章，这里的比较完整的文学分析，比《东方主义》有趣得多。后者似乎只是为观点去文学中找材料。
书的结尾，萨义德倡导文化“移民”，倡导跨越“我们”和“他者”的界线。他认为，虽然帝国的扩张给弱势民族带来过种种灾难，但是，时至今日，不管是曾经站在帝国一边的人，还是曾经站在抵抗一边的人，都应该把这段历史作为共同的历史。不管是历史上的帝国文化还是抵抗文化，今天已汇合为我们的共同文化。
萨义德说，年青一代要继承的正是这一共同文化。他写这本《文化与帝国主义》，就是想在这方面给学生作点示范。
该书从西方到东方的殖民开始，以东方到西方的移民收尾，辩证法走了一个黑格尔式的“正－反－合”。萨义德本人，就是这一循环的代表。生自大英帝国治理下的巴勒斯坦，却在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的纽约扬名立万。
萨义德的主张，听着像是一种理想，其实已是现状之必需。不信且看东国。高层久有废除上妨制度之议，上妨给中阳背上沉重包袱。本来老百姓，特别是农民，都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几年上妨无结果，他就对皇帝也不满了。东国镇府解决不了，有人还会告洋状，败坏镇府国际形象。高层考虑在各地设立法律协助机构，民众有冤枉，通过司法渠道就地解决。这也符合“以法治国”的精神。但实际执行很难，因为老百姓相信告状。
东国的法律体系，是换代时“全盘苏化”的结果，也留了一点前朝的“全盘西化”。而苏联的法律基本抄自法国和德国，所以，说到底，东国现在有着一套“全盘西化”的法律。这套成文法，与民众的传统习惯法有着相当差距。文化程度较低的底层民众，不懂得如何适应这套法律体系。他们不可能通过直接看《越狱》等美国电视剧，学习有关西方法律的间接知识。给予他们司法间接知识的文化产品，不是歌颂省委一把手的所谓反贪剧；就是清代辫子戏——披麻戴孝的村姑，对着县官一个响头磕下去：青天大老爷在上，民妇冤枉啊！兄弟前几年回老家探亲，在省镇府门口，还见到披麻戴孝的女人跪在路边叫冤枉。旁观的人说：这种事，三天两头有。
哪怕喉舌们将萨义德痛斥的阿明特色、萨达姆特色——不要民主要明主，不爱自由爱自囿，不讲人权讲忍权——发扬到光最大，你的目的还是希望社会稳定吧？如果镇府已经将法律条文全盘西化了，宣传上却整天恐吓民众，说是西方思想如何毒害东国心灵，于是民众习惯法与国家成文法长期难以磨合，那不是鼓励更多的群体件事吗？
月饼要坚持吃下去，但是美国《独立宣言》也要诵起来——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时至今日，这已经是我们和西方的共同文化——愚意以为，这是萨义德最重要的遗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