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是一块襟连“五海三洲”的战略要地，是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既出现过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灿烂文化，也诞生了影响世界半数以上人口的三大宗教，同时，有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也是世界重要的海陆空交通枢纽，历来乃兵家必争之地，所以一直战乱不断。今年以来的中东之乱，不同以往，是阿拉伯国家发展到一个历史性低谷，面临着国家与民族再次复兴巨大瓶颈时的自我突破。一言以概之，中东之乱，危机源自内力而非外力；诉求始于民生而非民主；症结在于整个社会系统需要改版升级而非简单修补。

危机源自内力而非外力

不少国人以“阴谋论”的方式看待阿拉伯国家变革。实际上，这次阿拉伯变革与动荡，第一动力来自变革国家内部和社会底层，而不是外部势力，宗教势力、反对派和外力都是街头运动风生水起渐成规模后才抓住时机、陆续跟进、因势利导、介入干预的。

我们可以看到，一批主张世俗化并与西方关系密切的政府受到颠覆和动摇，美国在中东的布局和影响面临严重冲击。这一次动荡中倒台的政府，大部分是亲美的、或是与以色列保持亲密关系、或是积极参加美国反恐战争的盟友，长期接受着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美国等西方国家没有道理自挖墙脚；也有些人士指出，美国靠不住，在关键时期抛弃多年的盟友，其实很显然是迫不得已，因为美国也需要支持街头革命的遮羞布。但是，在海湾部分国家，美国明确站在街头革命的对立面，支持部分国家出兵，动用美式装备弹压街头革命者，也印证了这场动荡并非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挑唆的结果。美国对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犹豫与矛盾，对也门总统动武的无动于衷，对叙利亚镇压活动的迟钝反应，都出于担忧极端势力取代现政府上台进而毁掉美国多年苦心经营的中东政治联盟。这些，都是“阴谋论”不可信的有力证明。

事实上，这不是一场令人讳莫如深的“颜色革命”，而是“本色革命”或“无色革命”。这是一场典型的“三无”运动——无明显宗教主张驱动，无强大反对派组织，无明显外来敌人唆使，特别是作为震源的突尼斯和埃及。

这场变革具有明显的自发性和内生性。它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的精英改良或军事政变，完全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公民运动，不仅事先了无迹象，“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而且起初缺乏统一的组织、宗旨、口号、纲领和目标，呈现明显的盲动性和草根气质，并在对抗与磨合中逐步形成更高、更清晰和更统一的政治诉求——变革政权。它也不同于以往异质文明进入而触发的冲突，而是从地缘政治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处于核心区域的两个国家发轫，向周边国家和外围渐次传递，外溢效应迅速而显著，在当代国际政治史上颇为罕见。

从横向的维度看，这场阿拉伯剧变产生的“冲击波”堪比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从纵向的维度看，其在阿拉伯和中东现代史上的意义堪比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只不过那次的运动是以反帝、反殖、反封建为主，诞生了一批独立的民族国家，而这次的运动以反专制、反腐败为主，体现了公民意识的觉醒，是一次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它无疑将对整个中东地区的力量格局、社会形态、宗教与世俗力量对比，对世界大国力量博弈、文明结构的动态变化产生现实和深远的影响。

诉求始于民生而非民主

民生危机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众多阿拉伯国家。数年前的统计显示，不足3亿人口的阿拉伯世界贫困人口却接近9000万，至少73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000万人失业，甚至在沙特这样富甲天下的王国，失业率也高达30%。在今天，突尼斯和埃及在经济发展上的成绩单不乏良好和优异的国际评语。但是，两国的经济成果不仅未能及时转换为百姓兜里的财富，反而因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和本国经济结构升级瓶颈限制，陷入高物价、高房价、高失业率“三高”困境。

突尼斯的示威者最初利用暴力执法事件表达的是不满物价上涨；埃及的街头抗议最初被称为“大饼革命”。飞涨的房价、房租与普通人的收入落差悬殊，导致大量青年无力买房甚至无力租房。两国同时也被高失业率严重困扰着。突尼斯每年有8万名大学生毕业，却仅有2万人能找到工作。因此，城管人员羞辱殴打失业大学生并导致其自焚身亡，顿时引爆所有失业者心中压抑的怒火。埃及的失业率也比较高，高中毕业生失业率大致在55%，大学毕业生失业率为31.7%。

另一方面，这两个国家低收入、低保障和低幸福指数的“三低”问题相当严重。40%的埃及人日均生活费不足2美元，低于联合国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埃及公务员月薪大约600元人民币，外企高级白领约为4000元人民币。这样的收入很难让普通埃及人拥有必要的生活保障和幸福满足感。生计难保、幸福缺失的社会不满情绪无处不在，民生艰难的对面，却壁立着万亿石油美元的海外资产及帝王将相穷奢极欲的排场奢华。经岁延年，积累到临界点便一触即发。

整个社会系统需要改版升级而非简单修补

受东方文化、政治传统和民族解放运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阿拉伯国家在半个世纪前形成一批介于独裁与民主之间的“基利斯马”型权威领袖，如萨达姆、阿拉法特乃至倒台的卡扎菲、穆巴拉克和本·阿里，他们在带领人民实现国家与民族独立和提振国际地位等方面发挥过历史作用，做出过杰出贡献，进而长期成为国父般的精神和世俗领导，叱咤风云，影响世界。由于政治体制僵化，除个别被迫中止职务外，这些领袖无一不长期执政，把岗位“坐穿”甚至把江山“坐瘫”。这种依附于个人权威的制度也使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生态严重单一化、脆弱化，政权内部、政党内部均不能实现有序更替和新陈代谢，外部更缺乏有效监督与制衡，或将公平竞争、轮替上岗机制虚化为摆设和陪衬。突尼斯虽在1981年实行所谓改革，执政的宪政联盟却从未真正给予其他党派参政机会。埃及民族民主党执政32年，当局却把宪法反恐条例和紧急状态法当作两道紧箍咒，长期压制和排斥异己。

权力高度垄断必然导致高度腐败，垄断权力缺乏有效监督与制衡，导致系统性的权力寻租和高层腐败，贪污腐败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国家政权貌似坚不可摧，实则已被蛀虫从内部啃坏大梁与承重墙，只需一个偶发事件，便轰然倒塌。政治腐败不仅是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专利，而且是阿拉伯国家的普遍现象。“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民心向背已经决定了政权的命运。

内政无能外交失败导致威信扫地。眼见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原本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国家纷纷崛起，阿拉伯的思考者与苦闷者似乎顿悟：不怪以色列和美国太坏，而是自己出了问题。内治无方，外交无能，威望透支，特别是由于年龄与政治代沟的微妙作用，已构成阿拉伯人口绝对主力的当代青年不再因袭尊老敬长传统，而是轻慢、蔑视权威。开罗街头将穆巴拉克“犹太化”的漫画与标语，来自反美反以阵营国家或社会的庆祝与狂欢，以及美以试图挽救、保护这些政权不倒的种种努力，都印证了他们外交失策失人心的事实。此外，网络、手机、电视、好莱坞大片、星巴克咖啡、麦当劳快餐和“颜色革命”的花粉，都加速了外来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输入，更何况阿拉伯曾是西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不仅紧邻欧洲，且有千百万侨民定居欧美。这些复杂背景使得自由主义、个性解放、公民意识日益在青年中成为主流价值观和利益诉求，逆反传统，抵制精英，求新扮酷成为其主流思潮和行为特征，普京、奥巴马等平民青年才俊借助社会变革，通过选举纷纷上台执掌大国发展之牛耳，也激励着阿拉伯青年的政治梦想。

确切地说，这场革命症结在于整个社会系统需要改版升级而非简单修补，是领导国家和民族的领袖之祸，是制度设计和发展模式之误。因此，只有颠覆现有制度和权威，才是解放自我和救赎民族的根本出路。由此，我们便很清楚理解，为何这场街头运动具有“三无”特质，为何革命的洪水猛兽不是撕咬美以这对老冤家，而是推翻本国的政权堡垒。

总的来说，现在的中东之乱的根源是社会内部民生状况、政治体制和社会公正等诸多问题到了必须要彻底解决的地步。广大中东国家民众对整个阿拉伯世界滞后于现代化进程，未能跟上全球化浪潮表现出极大的焦虑和不满。在此过程中，一些国家的政府在处理就业、物价、廉政和政治生活民主化等方面态度消极、方式简单、手段粗暴，激化了已经十分危险的社会矛盾和对立情绪，造成了民众对现状不满，强烈要求变革的集体意愿。同时，互联网等新媒体及某些跨国电视媒体，在各国的社会动荡中发挥了信息传递、组织动员和放大、渲染事态的推波助澜作用。部分国家的内部不稳定在中后期受到了国外不同势力的介入和操纵，进而使局势蔓延升级乃至不可控制。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常务理事、中国中东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