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缺少跟大世界的交流，民族潜意识里反科学的玩艺，保不定沉渣泛起

“十月革命”中赤卫队员向之冲锋的彼得堡冬宫对面，隔着一条涅瓦河，就是彼得大帝建立的俄国第一座博物馆，里面放着大帝当年的珍藏。大帝在荷兰的造船厂学手艺期间，经常去听一位叫作弗雷德里克·鲁谢的教授讲课。鲁谢发明了在液体中长期保存人体器官的方法。大帝回国后下令各地，如有人或动物生下畸形胚胎，立即递送京城，让人用鲁谢教授的方法保存起来。

看着这些人牛狗马的怪胎，不由心生感慨：彼得大帝可算俄罗斯当时最开明的人，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兴致？这些资源难道没有更好的用途，比如，研究研究每年夺去很多俄罗斯人生命的感冒？当时俄罗斯人相信，怪胎是邪魔附体。或许，大帝因此觉得，管住这些怪胎更为重要？

彼得大帝几乎是只手将俄罗斯从中世纪拖入科学时代。为了向西方（俄罗斯之西）学习，他不顾旧贵族的反对，将国都从莫斯科迁到靠海的彼得堡——“大自然在这里设好了窗口／我们打开它便通向欧洲”（普希金《青铜骑士》）。即便是如此雄杰之士，堪称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俄罗斯人，当大帝按着习惯在清晨上朝之前，徘徊流览他的珍藏时，本民族潜意识里那些神神道道的玩艺，或许仍然会时不时地掠过心头。

若干年前，杨振宁先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文化高峰论坛”上，作过一个尖锐批评《易经》的报告，人民网曾全文登载。杨先生说，“《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杨先生指出，《易经》这样的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几何证明是推演法的绝佳例子），从而难以推导出高度抽象的现代科学规律。

不过，据黄克孙先生在他翻译的英文《易经》中讲，杨先生听到实验证明了他和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兴奋地对黄说：让我们问问《易经》（关于物理学的发展）。黄占到“渐”卦，卦辞曰“女归吉，利贞”。这是一个渐进发展的卦，杨见了有点失望。虽说大概是玩玩的，却也表明，至少在杨先生获得诺贝尔奖前后，他对《易经》并不反感。按杨先生自己的说法，他是在退休后，对文化问题产生了兴趣，才对《易经》有了看法。

即便是杨振宁先生这样的才智之士，走在科学研究的前沿，本民族潜意识里那些占卜算卦的玩艺，仍然会对他们有过或仍有些许影响。

笔者曾经说过，“大师来自大世界”（参见 《南方周末》8月19日“自由谈”）。我们需要和国外的大世界多交流，以保持眼光的国际性和高标准。哪怕是海外归来的留学生，如果缺少跟大世界在语言和思想上的持续校对，本民族潜意识里那些反科学的玩艺，也保不定沉渣泛起。那位临终遗憾“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大科学家也是留学生，在“文革”的封闭环境内待久了，之后又急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他不是曾经大力鼓吹所谓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吗？

与大世界交流，也是防范政治干扰的有效措施。这方面俄国也有前车。斯大林当上苏联领导人，推出了一位出身贫苦，符合革命需要的“赤脚科学家”李森科。那是苏联的“亩产万斤粮”，不过李森科牛皮略小，只是向斯大林保证将小麦产量提高五到十倍。他否认基因的存在，给西方遗传研究戴上“资产阶级伪科学”帽子。这位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耽搁了俄国遗传学研究一代人。

《南方周末》4月29日有篇报道，《司长同学们，上课了》。中央让各部委司局官员去大学选课进修。官员们什么课程选得最多？——北大开出的“周易智慧”。如果当古文学学也罢了，但授课者说：“《周易》最早就是做占卜用的，只不过正统的《周易》是用来做最高决策的。”报道里，一位官员学生说：“厅局级官员是国家的中坚力量，如果他们都觉得没希望，这个国家怎么办？”如果不注意与大世界的交流，还真要担心这些“中坚力量”学了没有推演法的“周易智慧”，为了制造更多的“希望”大师，把经费都拨给打着“自主创新”、“发扬民族文化”旗号的“李森科”或李一道长这类大巫师。

（作者为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