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颂扬“阿拉伯之春”时往往会一一罗列都推翻了哪些独裁者，但是归根结底，革命的首要评判标准是建设了什么，而不是破坏了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场持续一年的革命已经由兴奋变成了悖论。

美国在埃及左右为难

美国对埃及解放广场上的示威活动大加赞扬。美国自责与胡斯尼？穆巴拉克这个非民主领导人纠缠得太久，从而敦促穆巴拉克下台。然而，待穆巴拉克真的下台后，原来那些欣喜若狂的示威者并没有变成继承人。相反，没有丝毫民主履历、向来敌视西方的伊斯兰激进派却当选总统——一个他们曾经承诺不会争取的职位。他们遭到了支撑前政权的军方的反对。世俗的民主力量被边缘化了。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

与世俗的看法相反，埃及的内部架构根本不由美国决定。数千年来，掌握支配力的是国王和军方独裁者。20世纪70年代，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抛弃了20年前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结成的苏联联盟。在美国的居中调停下，萨达特与以色列媾和。这些事情改变了冷战，反映出各方对1973年阿以战争后力量对比的清醒认识。1981年，萨达特被伊斯兰激进分子刺杀身亡，这种持续的恐怖主义被萨达特的继任者穆巴拉克所利用，成为他延长非常时期权力的理由。

从始至终，埃及及其政府是国际社会无可回避的现实。美国政府，不管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面对冷战和该地区日益显现的混乱，判定必须与一个重要的、愿意为地区和平承担风险的阿拉伯国家合作。

正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前不久在开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我们当时与该国的政府合作。”

当初，先是苏联的冒险主义然后是苏联解体的后果，面对这些局面，美国何时可以直接干预该地区内政？从尼克松到克林顿，美国历届总统都判断，这样做的风险超过收益。乔治？W？布什政府的确敦促穆巴拉克允许进行多党选举，批评他压迫异见人士，奥巴马总统在上任之初也坚持了类似的做法。美国的外交政策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东地区——国内治理所呈现的所有缺点而言，既非原因，也非解决方法。

埃及的革命远未结束，宪法有待起草，穆斯林兄弟会和军方对关键机构的职能角力正酣，围绕国家的未来，设想迥然不同，支持它们的选民力量却不相上下。美国的政策左右为难。穆斯林兄弟会通过民主价值观要求的选举程序脱颖而出，军方代表的结局却更接近美国的国际安全观（也许还有民主多元主义观）。如果美国在冷战期间犯的错误是过分强调安全因素的话，那么现在它可能犯的错误就是把派系多元主义与民主混为一谈。

现实与理想并非二选一

在这些震荡中，围绕美国外交政策的决定因素，争论再度燃起。现实主义者从安全战略角度对事件作出判断；理想主义者则把事件看作推动民主的机遇。但是，战略与理想主义不是二选一的关系。如果不能把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在哪个方面都不能取得进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而不是敷衍下列问题：我们是冷眼旁观这些国内进程还是试图左右这些进程？我们支持其中一方还是专注于支持选举程序（明白这样做也许铁定会产生一种战略上不合意的结果）？我们对民主的坚守能够避免走向基于有管理的公民投票和一党统治的教派专制主义吗？

在埃及，支持一个由多为穆巴拉克附庸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会伤害民主感情。以往的例子证明军政权是脆弱的；受意识形态驱动的组织利用民主制度追求非民主目标，挑战地区秩序。对意识形态上的敌人所展现出的真正温和，我们应当敞开怀抱。但是，在坚持我们的安全利益方面，我们不应犹豫不决。在两者之间狭窄的通道内，美国的政策绝不能自欺欺人地认为，重要国家都唯我们马首是瞻。

在叙利亚，隐隐逼现的是更加复杂的类似的两难局面。（在某种程度上，叙利亚的情况证明了一种论调是错误的，那就是美国原本可以通过停止合作关系来促使埃及出现一种更民主的结果。美国冷眼旁观的做法的确没有约束住阿萨德家族的独裁主义。）在公开的辩论中，叙利亚危机通常被说成是一场民主斗争，其高潮应当是巴沙尔？阿萨德的下台。这两种定性都不符合问题的实质。真正的问题是巴沙尔的阿拉维派与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争夺主导权。

巴沙尔以优柔寡断闻名，他自己是个没有什么希望的领导人。他曾经作为眼科医生——一个通常不会吸引野心家的职业——定居在伦敦，只是在他的大哥、他当统治者的父亲的指定继承人去世后，才被征召进入叙利亚政坛的。所以，当巴沙尔令人欣喜地、几乎不可避免地倒台后，叙利亚战争很可能会继续打下去——甚至可能变得更加激烈。在门面人物下台的情况下，统治叙利亚军队的阿萨德家族和阿拉维少数派恐怕认为自己沦落到一场生死之战。

两种主义必须协调

要搭建一条取代巴沙尔政权的政治道路比埃及和其他“阿拉伯之春”国家的情况更为复杂，因为对立派别为数更多、分歧更强烈。如果没有一个创造性的领导层，建立包容性的政治秩序——这一前景迄今在各方之间还没有明显的迹象——那么叙利亚可能分裂成对立的种族和教派实体，他们之间的斗争有可能因为民众涌入邻国而产生扩散的风险。

在叙利亚冲突各派中，各方对民主价值观的承诺以及与西方利益的协调，以最乐观的态度来看，也是没有经受考验的。“基地”组织现在也参与了进来，实际上是站在了美国被要求加入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决策者面临的抉择并非“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结果之间的抉择，而是在两种矛盾的不完美之间的选择，即战略考量与国家治理考量。我们在叙利亚问题上陷入了两难境地，因为打破阿萨德家族与伊朗的联盟符合我们的战略利益，但我们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另一方面拯救生命是一种道义目标，但我们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是无法实现的。自从阿拉伯起义爆发，已经有四个政府倒台，还有几个政府受到严重考验。美国觉得有义务回应并偶尔参与其中，但是在有关方向的基本问题上美国一直没有作出回答：我们想过该地区出现什么样的战略平衡符合我们的利益以及全球利益吗？想过用什么手段实现吗？如何掌握经济援助问题，经济援助即便不是唯一的手段，恐怕也是影响这场演变最好的手段了。

美国能够也应当参与这次走向基于社会宽容和个人权利的社会的长征。但是，绝不能通过把每场战争都完全打上意识形态烙印的方式来这样做。我们还必须把我们的行动纳入美国战略利益的框架内，由战略利益决定我们发挥作用的程度和性质。走向采纳参与式治理和国际合作的世界秩序，需要我们具备经历中间阶段的坚忍。

还需要心向中东新秩序的各方认识到，我们对他们的帮助将由他们与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的兼容程度来衡量。为此，我们现在视为不可调和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必须得到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