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东正经历着历史性巨变，而这场地区性的大变革与大动荡本质上反映的是阿拉伯世界对自身历史和命运的新思考和新定位，是二战后以来阿拉伯民族的第二次复兴运动。
一、阿拉伯世界集体性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2010年12月17日，因突尼斯中部城市西迪布吉德一位靠沿街摆水果摊谋生的26岁青年穆罕默德布·阿齐兹遭警察驱逐愤然自焚而死，引发全国性抗议活动，最终迫使本·阿里总统下台。这一事件还成为引发席卷整个中东地区抗议风潮的导火线。随后，埃及、阿尔及利亚、也门、约旦、利比亚、巴林、阿曼、沙特、科威特、叙利亚、苏丹、伊拉克和伊朗等国都不同程度爆发了反政府抗议活动。截止2011年5月中旬，布阿齐兹之死已在中东导致两个政权被推翻（突尼斯和埃及），引发了一场战争（利比亚），动摇了三个政府（叙利亚、也门和巴林），整个地区陷入集体性动荡之中。
布阿齐兹这个无足轻重的失业小青年为何能在中东掀起如此巨大波澜呢？
从突尼斯看，1987年以来四次蝉联总统的本·阿里不到一个月就在抗议声中垮台，表面看有三大原因。一是政府及本·阿里危机处置不当。此次革命源于下层管理人员的粗暴执法。事发初，政府未能估计到抗议的发展趋势和严重后果，采取隐瞒、转移视线、拖延、弹压等老一套手段。但关键节点屡次爆发流血事件，使民愤逐步升温蔓延。事变后期，在国内外强大压力下，本·阿里又从强硬压制大转弯为步步妥协，几乎答应抗议民众所有要求，政策摇摆不仅激起民众推翻现政权的更强决心，也自乱阵脚、瓦解了政权内部凝聚力。二是失去军队支持。军队、警察和国民卫队是本·阿里维持长期统治的三大支柱。本·阿里出身行伍，但上台后长期疏远军队，军费仅占GDP的1.4%，为阿拉伯各国最低，军方早有不满。局势恶化后，本·阿里要求军队出面镇压，军队“不合作”，甚至阻止警察和安全部门镇压示威者。观察家认为军方是迫使本·阿里下野外逃的关键。三是新兴网络工具及网络信息“催化”革命。突此次革命被部分西方媒体称为“第一场数字革命”。突国内网络较普及，仅“脸谱”网（Facebook）用户就达200万（占全国人口1/5）。抗议活动爆发后，民众利用“脸谱”、“推特”、视频网站Youtube和照片分享网站Flickr等发布信息、相互串联、组织示威。“脸谱”和“推特”上发布的镇压视频和照片大肆传播，助长民众愤怒情绪，赢得国外舆论同情。四是“维基解密网站”曝光突尼斯腐败的影响。去年12月维基解密网站（Wikileaks）曝光大量美外交密电，其中多份美驻突大使撰写的报告揭露了突国内严重腐败、本·阿里家族生活奢靡及操控突经济命脉等“实情”。电文随着抗议活动传遍突全国，尤其是第一夫人莱拉家族的腐败更刺激了突民众的愤怒，为此美《外交杂志》称“曝光的电文是突革命的催化剂”，也是“首次维基革命”。
不过，除此而外，一些深层次因素才是促发突政变更迭的根本原因。首先，失业成为主要社会不稳定因素。其中，15－29岁人群失业率为30％，实际失业率高达52％。其次，经济发展未能真正惠民。一是未能解决粮食、物价上涨等重大民生问题。突一直不能粮食自给，进口依赖度高达50%，受天灾和价格波动影响甚巨。2010年突产粮骤降50%，加之近期世界粮价冲高，突食物价格从年中开始持续上涨，终于迫使民众上街抗议，因此也有评论称之为“粮食暴动”。二是地区不平衡和贫富差距拉大。本·阿里推行经济改革催生一批新贵阶层，垄断利益集团膨胀，底层百姓收入微薄，加之政府不断削减补贴，造成贫富鸿沟不断扩大。第三，政治和社会改革未能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近年来突经济发展，被世行视为非洲发展的典型国家，但另一方面，政治发展严重滞后。多党民主制徒有其表。本·阿里长期实行个人专制和高压统治。本·阿里1987年上台，一再连选连任，甚至谋求终身总统。本·阿里家族及其朋党攫取大量垄断利益、生活奢华、贪污腐败，民怨载道。第一夫人莱拉生活奢华与家族腐败更令全国震怒。
值得一提的是，突所面临问题在中东并非个案，而是具有普遍性，这也是突尼斯的抗议为何短时期内迅速传染、蔓延到整个中东的主要原因。阿拉伯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既有其特殊性，但也有很强的普遍性。
政治上，独裁专制和腐败盛行，积弊严重。阿拉伯国家虽大致分为共和制(埃及为代表)和君主制(沙特为首的海湾六国、约旦、摩洛哥等8国)，但实际多为个人专权，家族统治，一党执政。阿拉伯国家政治领导人一般分为两类：一是君主制国家，领导人为国王、埃米尔、素丹或酋长。另一是共和制国家，但也多是一人长期执政或家族统治。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1969年上台至今42年；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1981年上台到今年2月下台时执政30年，号称“埃及最后的法老”，还积极安排儿子接班；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1987年上台至今年被推翻执政24年，并谋求终身总统；也门总统萨利赫1978年上台，至今已33年，也希望终身连任，并安排儿子接班；苏丹总统巴希尔1989年发动军事政变上台，至今已22年；叙利亚总统巴沙尔2000年接任其父亲至今已11年，其父阿萨德1971年上台，一直到2000年病死；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1979年任总统，直至2003年伊拉克战争被推翻；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1998年上台，至今亦有13年。此外，当权者独揽大权，任人唯亲。多党民主制成为摆设。同时，阿拉伯世界普遍存在贪污腐败、社会不公等严重社会问题，民怨积累很深。“透明国际”全球腐败国家排名中，埃及、黎巴嫩、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等均名列前茅。
经济上，在全球化大潮中远远落后，普遍存在“三高”问题（高人口出生率、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贫富分化严重。阿拉伯世界普遍经济发展水平低，产业结构较为单一，虽石油资源丰富，但分布并不均衡（主要集中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之间以及各国内部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海湾国家人均GDP甚至高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也门、毛里塔尼亚等国则列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埃及、约旦等国长期靠外债度日。阿拉伯世界1/3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埃及近一半在贫穷线下。此外，近年来基本消费品价格持续上涨，给各国带来严峻挑战。去年以来，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均因物价上涨引发社会骚乱。突尼斯骚乱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年初阿尔及利亚因食品涨价所引发的骚乱的影响。
社会上，问题成堆，传统与现代并存，政教矛盾突出，伊斯兰与民主矛盾难解，青年和失业问题严重。阿拉伯国家人口出生率和失业率全球最高，青年（15-29岁）比例约占30%，青年失业率高达30-50%。失业带来极端主义、移民、吸毒、社会骚乱等诸多社会问题。事实上，阿拉伯国家很多尚处于“半传统社会”和“前现代国家”。
外交上，一战后，阿拉伯国家沦为英法殖民，二战后又被美苏操纵，长期遭列强干涉、侵略，“9·11”后美又发动反恐战、伊拉克战争，强行进行“改造”中东，更令阿拉伯-伊斯兰教被丑化，与恐怖主义相挂钩。同时，22个阿拉伯国家敌不过一个以色列，令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尊严扫地。
安全上，长期饱受动荡之苦，地区战争与冲突不断，大国频繁干涉与侵略，恐怖主义盛行，宗教与民族矛盾尖锐，是全球危机最集中地区。据不完全统计，二战后以来，中东共爆发大规模战争不少于10次，大规模内战数场，而小规模冲突以及恐怖事件更是家常便饭，不胜枚举。
应该说，相当长时间来，一些阿拉伯世界精英人士一直有严重失落感和受挫感，内外失衡，社会普遍存在焦虑情绪。对阿拉伯世界面临的问题，早自2002年联合国就推出过由阿拉伯人撰写的《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强调阿拉伯世界面临严重的民主赤字。之后该机构每年推出一个报告，集中阐述阿拉伯世界面临的各类严重问题。此外，阿盟秘书长穆萨2007年即指出：“不变革的阿拉伯世界已没有任何希望。”他呼吁阿拉伯世界开展一场“复兴运动”，重寻阿拉伯精神。2010年3月，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在阿盟第22届峰会上也指出，阿拉伯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阿拉伯国家应统一行动共同应对危机和挑战。
因此，中东爆发“革命”，很大程度上在于政治和经济发展不能与时代发展同步，包括突尼斯在内的“中东经济和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人民还在遭受着半个世纪前就已出现的毫无生气的国家安全体制之苦”，人们“对面包与黄油的需求已经同对政治改革和惩治腐败的诉求结合在一起”。
在寻找内部原因的同时，还要将当前阿拉伯世界的剧烈震荡置于更宽广的背景下去考察。其中几个因素很重要：一是信息化时代。一方面，近年来阿拉伯社会发展很快，尤其是互联网、新兴社交媒体如脸谱（Facebook）和推特(Twitter)、卫星电视（以半岛电视台为代表）、移动对话突飞猛进发展，极大激发了社会的活力和提升了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在中东当前这场抗议风潮中，卫星电视、手机和新兴社交媒体就扮演了十分重要的组织和传播作用。另一方面，用约瑟夫·奈的话说，在当今的全球信息化时代，信息革命使更多事情不再像过去那样可控，权力范围被拓宽，传统政府机构对政治的垄断被削弱，政治也不再限于政府范围，“从维基解密网、企业、非政府组织、恐怖分子到社会自发运动无所不包”都能直接参与政治，政治领导人的自由度变小，控制力减弱。二是全球化，这既包括政治的全球化，也包括经济和社会的全球化。阿拉伯世界外表上看似死气沉沉，但事实上已与外部世界建立了极大的联通，交流频繁，同时深受外部世界影响，外部信息和观念不断输入。战后六十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但中东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仍是一成不变，毫无生机，中东更被视为冷战后全球民主化浪潮中的“最后一块荒漠”。从经济全球化来看，中东不仅远远滞后，而且也受其严重影响。当前中东事态变化与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及全球性通胀输入、世界粮价上涨有着密切关系，突尼斯、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等国爆发抗议前实际上已面临不同程度的“粮食危机”和“大饼危机”。三是美国长期的“和平演变”。当前中东的“革命”一定程度上也是美国长期经营的结果。
二、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这场中东剧变演变至今，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特点，即中东25国（22个阿拉伯国家以及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爆发抗议的绝大多数为阿拉伯国家，22个阿拉伯国家中只有卡塔尔和阿联酋得以幸免。
当前席卷中东的抗议风潮深刻反映了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阿拉伯民众强烈不满该地区国家政治体制六十年停滞不前及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全球化的现实，带有很强的阿拉伯民族复兴的性质和特征。从阿拉伯民族数千年历史来看，自阿拉伯帝国（公元7世纪—1258年）瓦解以来，阿拉伯民族就未再辉煌过。实际上，自公元9世纪中叶，阿拉伯民族就开始走向衰落，迄今仍未走出历史的阴影。近千年来，阿拉伯世界一直身处危机之中，饱受外来侵略，波斯人、突厥人、蒙古人、十字军（1096～1291年）都成为阿拉伯人的主人。20世纪初，统治阿拉伯人近五百年之久的奥斯曼帝国瓦解，阿拉伯民族刚摆脱土耳其人统治，但迅即又落入英法殖民者之手。二战后阿拉伯国家纷纷获得独立，但很快被卷入美苏两大阵营对抗。冷战结束后，阿拉伯人不仅遭遇两次伊拉克战争，还面临美反恐战和民主改造的重压。纵观亚洲四大文明（阿拉伯、波斯、印度、中华文明），近代以来都曾经历衰败与挑战，但另外三个民族都未像阿拉伯民族经历过如此长久的衰败。而且现今中、印、伊皆已走出历史阴影，不同程度走上民族复兴之路，但阿拉伯民族依然落魄依旧。此外，与非洲、拉美和中亚等地相比，阿拉伯世界迄今尚未经历全面、彻底的民主化的洗礼。但是，阿拉伯世界一直没有放弃民族复兴，一直在进行探索，其中二战以来有两次大规模的探索尝试：第一次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埃及纳赛尔革命为标志的“民族民主革命”，以反帝反封建，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为目标；本次则为以突尼斯、埃及革命为标志的“民主主义革命”，以反独裁、要发展、促民生为目标。因此，此次中东变局是阿拉伯世界百年迷茫、屈辱、愤懑乃至绝望情绪长期郁积的总爆发，体现以“民主”为主要诉求的第二次阿拉伯复兴浪潮的兴起。
三、趋势
当前这场中东波仍在持续蔓延、发酵过程中，并将持续相对长一段时间。相当长时间内，大动荡与大变革将成为中东的主旋律。根据对未来局势发展的预测，可将中东这场剧变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称之为革命阶段，以推翻现政权为特征，时间可能持续1-2年。目前埃及和突尼斯依然动荡，前途不明，有爆发“二次革命”的可能；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的政权都面临严重困难，卡扎菲和萨利赫前景不乐观；阿尔及利亚、巴林、摩洛哥、约旦等国面临不小风险，不时爆发抗议活动；沙特、阿曼、科威特等国短期内似能维持稳定，但从长远看，都面临艰巨改革挑战。第二阶段，即变革的阶段，以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为特征，可能至少需要3-5年时间，甚至数十年。
未来中东各国局势如何发展取决于几个因素：一是国内反政府抗议分子的力量大小和团结程度；二是当政者内部团结程度，尤其是军方的态度尤为关键；三是政府应对危机的手段和措施是否得当和有效；四是国内矛盾的激烈程度；五是外部势力尤其是西方的干涉程度，这又与西方的利益大小、关系远近有很大关系。
这次剧变可能会带来一个“新中东”，但其形成需要漫长的过渡阶段时间，且带有很强不确定性。这一过渡阶段可能会带有如下特征：1、民主和民众政治参与空前扩大，但动荡的民主社会可能成为主要特征；2、弱势政权可能成为常态。之前，阿拉伯国家多是威权政府或强势君主制国家，政局长期稳定，但未来这一状况将被打破；3、伊拉克和黎巴嫩的宗派、教派分权可能成为阿拉伯世界主要的政治权力分配模式；4、政治力量多中心化。过去阿拉伯国家多是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家族，但未来将转化为多种政治力量共同发挥作用，除传统势力如军方外，其中一些新兴力量如教派、部族、民主势力、伊斯兰力量、非政府组织和工会都将发挥重要作用；5、政治社会发展模式多元化将取代昔日阿拉伯国家的单一模式。但不会复制西方模式，伊朗伊斯兰革命模式也难复制，土耳其模式恐成为重要参照。
但是，不管怎样，阿拉伯世界将迈入变革与动荡的新周期，政治、社会、经济长期震荡将成为重要特征。短期内阿拉伯世界整体影响继续下沉不可避免。但长远看，也可能迎来“重生”的历史性机遇。但这一重生虽是历史的必然，但在何时能够实现却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四、美国的机遇与挑战
阿拉伯世界的剧烈动荡，对来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但从目前来看，挑战大于机遇。
从机遇来看，当前中东的“革命”正是美国政府所希望的和力推的。2001年“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就提出了“大中东改造计划”，除了发动反恐战争和打击伊拉克外，还于2002年推出了“中东伙伴关系”计划。该计划宗旨就是通过与当地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的广泛合作，推进中东民主和自由。奥巴马上台后，虽然降低了在中东推进民主改革的目标和声调，但实际上“中东伙伴关系”仍在继续实施、推进，政府并未减弱对其支持力度。据统计，自2002年启动至今，该计划已执行或正在执行的项目达680个，遍及地区18个国家和地区，累计资助基金6.8亿美元。为此，5月19日奥巴马总统在关于中东北非演讲中强调指出，中东的变化使美国面临一个“历史性机遇”。美的基本策略将是顺应历史变化，因势利导，引导和推动阿拉伯国家向有利于西方的方向转变，这包括政治制度，也包括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
但是，对美国而言，阿拉伯世界剧变可能带来的更多是挑战。首先，美国全球战略与中东政策遭冲击。近年来美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现今中东突变打乱美既定全球战略部署，重新加大对中东投入不可避免。同时，中东剧变严重冲击美中东利益，对美中东政策造成多重重要挑战：一是美中东战略稳定支柱遭削弱，传统盟友体系和安全体系面临瓦解。突、埃、也门、巴林、阿尔及利亚等亲美政权纷纷遭冲击，加上近年来土耳其日渐远离西方，以色列日益孤立，美国的中东同盟体系风雨飘摇。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地巴林政权面临危险。美将被迫重新进行战略布局，组建新盟友体系。二是冲击奥巴马中东议程，地区战略优先次序面临重排。奥政府中东三大优先议题是：伊核问题、伊拉克以及推进中东和平进程，推进民主居次要地位，如今中东“革命”将使推进民主位置大大前移，而短期内美恐难有精力解决伊核问题，奥承诺年内实现巴以和平愿望也将落空。三是战略盟友以色列面临威胁上升，同时主要敌手伊朗趁势坐大。保护以色列的安全是美中东政策主要目标之一。中东剧变使以安全面临严峻挑战，阿以冲突恐将加剧。同时，伊朗乘机在地区坐大，可能在伊核、地区安全等问题上向美发起挑战，美短期内无暇应对。四是美地区反恐战略及美与伊斯兰世界关系改善努力面临挑战。美在中东变局中首鼠两端的态度使亲美阿拉伯政权“心寒”。
针对中东的急剧而快速的变化，近六个月来可以说美国政府都是采取救活式的个案处理方式，头痛医头，脚疼医脚。5月19日，奥巴马专门就当前中东北非局势以及美国政策发表重要讲话，这不仅是奥巴马政府对近半年来中东局势的最集中、全面的回应，也是奥巴马上任以来就中东问题发表的第二个重要讲话。2009年的“开罗讲话”，集中谈的是如何改善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提出了从伊拉克撤军，反恐中心东移巴阿以及促进中东和平等政策。而从这次讲话中，可以看出美政府应对中东变局的大致思路和框架。概括起来，奥巴马的讲话主要包含三大内容：一是将支持中东民主变革作为最优先目标，即奥巴马的当务之急。其中，具体提出了对面临“革命”的阿拉伯政权的政策：对利比亚，强调卡扎菲已经时日无多；对叙利亚，要求巴沙尔总统要不进行民主过渡，要么走人；对伊朗，谴责镇压，反对核发展和支持恐怖主义；对也门，要求萨利赫总统兑现移交政权的承诺；对巴林，希望推动改革和进行对话。二是以经济手段支援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主变革，通过经济发展来帮助民主转型。奥巴马强调将集中打造突尼斯和埃及这两个“优秀样板”。三是推动巴以和谈，加大对以色列施压的同时，将强化美以军事同盟关系，加大安全援助。四是合作伙伴的多元化。未来美中东伙伴不再单纯是传统的盟友，即当政者。
此讲话与2009年开罗讲话相比，显示美中东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与过去相比，奥巴马的中东政策重心已发生重要转移，即由传统的维护地区安全转向支持和推进地区民主改革，为此奥巴马重新确立了战略优先排序。过去，美中东政策常常遭到批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口头上提倡民主，但实际上却“支持阿拉伯独裁政权”，促进民主成为“次要利益”，而现在奥巴马提出要将口号变成“实际行动”和“当务之急”。奥巴马还发誓“将利用我们所掌握的所有外交、经济与战略手段”支持“发生在中东和北非的能够满足整个地区普通人民的合理愿望的政治与经济改革”。其次，美地区合作对象和方式发生转变。过去侧重与当权者打交道，而未来则强调必须“注重当地普通人民更广泛的渴求”，强调与当地人民、青年、妇女、各种公民社会组织等多元社会力量打交道。这实际上也释放出一个信号：对那些不进行改革的盟友，美随时可以抛弃。方式上，也更加多样，不再是过去相对单一的政府对政府的援助。第三，要求以色列顺应变化进行政策调整。奥巴马关于巴以问题的讲话传递了几个信息：未来以色列会在中东更孤立、安全更脆弱；阿拉伯国家未来外交政策更加民意化，阿以矛盾将重新突出；不排除未来可以接受哈马斯；以色列必须顺应形势变化，其领导人必须做出“有魄力的抉择”。第四，强调要实现价值观和安全、利益的平衡。奥巴马指出，“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该地区遵循一套核心利益：打击恐怖主义和制止核武器扩散、确保商业的自由流通、保卫该地区的安全；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和追求阿拉伯—以色列和平。”他在讲话中强调，仅仅以利益为基础的战略已不再行得通，美国不能再“靠牺牲他人而追求自己的利益”，要实现美国的利益和美国的价值观之间的统一。
但是，奥巴马的目标能否实现，美中东政策能否实现华丽转身，仍值得怀疑。美能否在价值观和安全、利益之间实现平衡？美是否会选择与传统地区盟友“彻底决裂”？美是否能经受得了中东的“大乱”？地区最忠实的盟友以色列是否会配合奥巴马的中东“新思维”？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大大的问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