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受到刘卉《2011年：最值得期待的十大法律博客》的启发，撰写《一代知识分子的日落!》。笔者对行时的第五代知识分子，普遍评价不高。因为，正是由于第五代知识分子，迎合权贵和奸商，不仅丧失理性和操守，而且丧失良知和担当，在时代的转型中，甘当鸵鸟，致使学府彻底沦陷。

令人欣慰的是，小稿得到刘卉理性、平正的回应。刘卉与笔者切磋时，引用了张千帆先生的一段话：“更重要的是聚集民间的力量、民间的资源，看看我们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刚才大家都提了很好的建议，尤其是建立记者、律师、学者的‘自由职业共同体’。在这三者当中，记者风险最大，因为是第一线的;律师次之，只有在记者‘犯事’之后你们才发挥作用，但是风险也很大;学者风险最小，而我们自己也感觉多数学者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我相信许多学者还是想做一些事情，只不过不知道该做什么，需要你们告诉我们做什么。”

张千帆先生是当代知识分子群落，十分有趣的一位。这位“海龟”，原本是物理学的种子选手，但是，在美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进行博士后研究的时候，突然发现，大陆更需要的不是“物理”，而是“法理”。张先生一直自称“法学门外汉”，推进宪政的研究，不遗余力，是被搅混水的法学界，一位难得的有良知的先生。

张千帆说许多学者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依张先生的性格，这不是客套话。这就有意思了，那么多年的历练，知识分子居然越活越糊涂，真不知道伊于胡底?

大陆全能政治的实施，将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釜底抽薪，直到现在，“单位制度”，尽管超期服役，但是，依然成为知识分子头上最硬的一块“天花板”。按照郑也夫先生的说法，知识分子寻找自己的社区，依然任重而道远。

《一代知识分子的日落!》指出：1998年开始，学术达人与主事者“合谋”，将学府成功改造成为后极权时代的“垄断企业”。九十年代依然残存理想主义的学府，主事者用十二年的功夫，彻底转型为犬儒主义的学店。

秦晖、贺卫方、张鸣，都属于残存的，但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具有良知和理性的三位先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倾慕三先生的学子，还以为他们多么风光!

其实，他们过得都很窝囊。

当然，没有最窝囊，只有更窝囊。中国政法大学萧瀚，也算是很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多年来，不弄教师资格证，不照样开设《中国宪政史》?尽管，每回讲不到秦汉，就结课了，但是，学友们知道遇到一位有个性的好老师。不知道哪里吹来一阵风，萧瀚就不能上课了。至于萧瀚被西北政法大学老师，请去演讲，竟然惊动国安!就可以想见，背后有多少双眼睛，在注视着学店的一举一动，难怪，西北政法大学贾宇校长，对于萧瀚的到来，如坐针毡，惶惶然不可终日!萧瀚终于没能去西安演讲，贾宇如释重负。

笔者不大喜欢萧瀚的做派，但是，居然剥夺萧瀚讲学的权利，从这一个案，可以窥见，堂堂的学府，承办特务工作!

记得刘军宁先生，曾往中国政法大学演讲，中国政法大学有司，进行精细化管理，刘先生来到教学楼前，恰好准备演讲的教室停电了。事情过去之后的两三天里，联系讲座的学友，一直被跟踪。

田园将芜，胡不归?

既然第五代学术达人，配合有司，致使大学彻底失魂落魄;那么，第六代学者，迫在眉睫的工作，改良土壤，调节温度和湿度，将学店恢复成为学府。这一工作的目标，就是大学自治。

学术界寄希望于“去行政化”，笔者看来，只是无厘头演出而已。问题的症结在于：大陆学府，只有复旦大学的杨玉良校长，具有去行政化的境界和自觉。其他学府，恐怕要依托于行政化的去行政化，突增笑柄而已。

大学，原本学术共同体，已经被配置为行政机构。笔者以为，比起普通的行政机构，这里更加隐蔽，所以，教师和学友的权益，不经意间，往往受到侵害。固然，农夫、工人权益受损，欠缺救济渠道，但是，师生权益受损，依然欠缺救济渠道。

师生权益受损，很大程度上，缘于学府的“密闭性”。从表面观察，似乎大学师生，代表先进文化，握有话语霸权。实则，单位制度存留的落后、蛮横，远较其他地方，为甚!依托于现有的制度安排，而要生成学者共同体，实在是南辕北辙，荒谬得很。

革除学店陋习，固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具有良知的学者，理应通过“围观”，给以高度的关注，通过外部压力，促使有司不致更加荒唐，这是相对比较可行的办法。

学术达人，固然，掌控很多资源;处于边缘的真正学者，也不应该消极无为，可以通过跨学科的学术沙龙，校内外的学者，互通声气，激发思想和活力，在这一基础上，慢慢形成学者共同体。

学者共同体的发育，由于不用坐班，习惯于个体作业，在大陆社会各行各业共同体的建设中，几乎可以说是最不能令人满意的。在我看来，“的哥”，反倒是大陆社会共同体建设的先锋。

学者眼睛向内，通过共同体建设，向大学自治迈进的同时，还要眼睛向外，关注大学所在社区的建设。这是当代学者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学者共同体建设为中心，以大学自治和地方自治作为两个基本点。

大学与城市，具有密不可分的互动，形成独特的场域，绝对不是产学研相结合，那么简单的关系，而是有着鲜活的生态。

一般学者，既不关心大学的生态，也不关心生活的城市生态，实在是匪夷所思，令人费解。这种怪现状的形成，固然，全能政治，“功不可没”;但是，知识分子落后的生存心态，难辞其咎。

难以想象，自己的社区和生活的城市，发生那么多触目惊心的悲剧，知识分子，居然有勇气乖巧地将头埋进沙里，心甘情愿成为“鸵鸟”。一代知识分子的堕落，已经无可挽救!

难能可贵的是，不甘堕落，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抵抗投降。秦晖、贺卫方、张鸣，三位先生都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突围。三位先生，不能改变大学的“小气候”，坚持不懈进行呐喊，期望“大气候”的变革，仿照高王凌先生的说法，三位都有修齐治平的理想，所发皆为“大言”。这是三位先生的特点，也是具有良知的第五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风格。而作为第四代知识分子的江平先生，感慨平生，自称“我所能做的只有呐喊!”

第六代知识分子，比如许志永和滕彪，眼光和见识，不亚于秦晖、贺卫方、张鸣三位先生;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许志永和滕彪，不仅理念纯正，而且雷厉风行，坚忍不拔的展开行动。许志永竞选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设立人大代表工作室;带领家长面见海淀区有关部门，争取没有户口的孩子，在北京“小升初”的权益;筹集善款，救助在涵洞里面过夜的访民。桩桩件件，都实实在在。

如果说，第五代知识分子，喜欢激扬文字，那么第六代知识分子，习惯开展行动。勇敢地行动，这是第六代知识分子特别宝贵的品格。

我们知道，许志永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缘于孙志刚事件中的三博士上书。“上书”这种方式，是第五代学者，惯常的行为。但，许志永、滕彪，坐而言，起而行。

尽管，许志永公民调查团，赴乐清调查钱云会事件真相，得出这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的结论，激发了强烈的反弹;但是，笔者对于许志永，依然具有同情的了解与温情的敬意，正是在许志永身上，笔者看到了甘地和曼德拉的身影。

第六代知识分子，面临两大战略任务，既要眼睛向内，追求真理，建设象牙塔，又要眼睛向外，追求正义，来到十字街头，建设公民社会。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2011年1月12日，21：16分，书菜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