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论
士，历来都视为四民之首。士皆读经治经，为经生。王充认为其杰出能文者才叫文人。清代，这种士阶层的内部高下之分，已发生变化。经生地位渐与文人争胜，文人也因崇经拜经而欲兼擅经师之名。
另一种变化，是士本来不同于农工商，只谋道，不谋食：“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可是宋朝以后士人生计愈发艰难，山谷已云“家贫只以官为业”，后来则普遍以仕途为正途，谋道变成了谋食。
清朝更异化（dissimilation）之，为了谋食，可仕可不仕。仕得官热，可以钟鼎美食、交际应酬；若仅得冷衙门，则修书、研经、撰文。实在支持不下去，乃弃官不仕，自为医卜星相、农工商艺，流浪江湖以苟全性命。
不论是异化为功名利禄之徒，或异化为升斗小民，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士阶层显然已松动离散（diaspora）了。
离散当然有流动之意，但流民却还不足以说明士阶层的离散。本来流民、流盗、流寇都因飢起；清朝大量文人、经生之流浪求食，当然也因为飢。可是经生和文人虽常弃本乡却往往不弃本业，甚至三餐不继而著述不辍。
这看来是谋食无方中仍有虚弱的谋道执念。但这经史著作和辞彩文章，其实也是他们仍能活下去的凭借及希望。《史记·张仪列传》曾描述张仪被楚相“掠笞数百”，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否？”士人只会读书游说，固然令其治生困难，但读书游说同时也是他的“舌“，是唯一可倚重的资本、翻身的凭借，轻易不会放弃。
所以这不是谋道的执念，只是虚悬理想或招牌、亦不放弃士的身份认同而已。
道光以后，连这一点都渐渐不能维持。文士经生，或以士的身份为玩物，猖狂乞食，如龚定庵父子；或游幕经世，奔走于士官阶层与民匪之间，如包世臣；或复古、颂圣，悠邈海国，以自谋生路，如魏源。虽游行取食彷彿如故，但行诡道、出权奇已渐多，“本业”亦大受冲击，经学散及佛道、史地溢至边疆与域外、眼光也渐次下移于民氓。
因为文士经生已经是民氓了。建安元年，郑玄自徐州返回高密，路遇黄巾数万人，知是郑玄，都伏地而拜。到太平天国时，哪还有此事？打砸孔庙、书院、名儒祠堂，经生经师都只能随百姓逃命，遭遇且比老百姓更惨。
洪扬之乱十五年，然后又是捻乱、晋陕甘回变等等。这期间，文人经生不是广遭涂炭，就是投身军旅，完成了身份的转型。另一部分，则是到开埠的洋风城市里学着做寓公、买办、报社商社老板和记者编辑，参与了近代的传播大革命。
二、清代经生的性质：文士通经
清朝学术史，自梁启超、钱穆以来，已有的基本匡廓和学术主线，已被描述为一个经学时代：清初顾炎武提倡经学、阎若璩辨尚书、胡渭辨易图之后，乾嘉既是政治的盛世，也是经学盛世；道光咸同，承其风气而渐有新变，但不是变弱了或要改掉了，而是更深入地要以经学介入时事；同时乾嘉所重“汉学”主要是东汉，这时就还要上遡西汉，进而求索先秦乃至孔子。光宣时期，继此风习，经学与其朴学方法甚至还延伸进了民国，影响着胡适一代人。
在这样的经学时代，学者当然主要是治经，成为经生。但史学、诸子学、小学，其实也都是经学（或经学的一部分、或其延伸……）。理学或“宋学”成为较次要的部分、潜流、反抗力量等等。
这是我们学界的基本认识。百余年来，循此考察，弋获实多。
但发现的眼光同时也变成了遮蔽的布幕。比方词章，在此框架中如何安身？
从姚鼐到曾国藩，都曾以词章、义理、考据统括学问格局，可是我们现在只说考据一边的事，义理都难得顾上了，谁还理会词章？
经生，大抵也能作诗且常作，钱大昕“微茫云水自萋迷，平远山光入望低。唱罢竹枝帆尽落，孤篷残梦尚湖西”，才情就很不弱。王念孙也有《丁亥诗钞》，惠栋则甚至还注解过王渔洋呢！但研究清朝经学的人往往不知道这些。
词，意内言外，多公羊学及汉易之绪余，现今又有谁能来讲讲？
骈文、律赋，清朝更都有起衰复兴之盛，所谓经生，如阮元、孔广森、洪亮吉、凌廷堪等，多是此类阵营中之大将。可惜梁启超、钱穆、胡适诸君于骈文、律赋等亦皆不识之无，无法讨论，后学也就嘿默不能言语。因为拼凑文献，考来考去不难，而诗、词、骈文、律赋、对联等，现代学者对之却有隔行如隔山之憾。
这不是说漏掉了某些部份，补充补充就好，而是整个主线和性质的问题。
早在2000年我参加扬州学派研讨会时，就反对用乾嘉学派或其分支来定性扬州，因为扬州刚好是“博学于文”的典型，是文人而喜欢并擅长经学，故治学方法、研究范围、精神意趣、人生态度、生活方式都跟考据家不同。从大局看，这种类型其实比朴学考据更为重要，也更普遍。因此我建议翻转过去的思路和套路，改由“博学于文”去理解清朝经生。
可惜，习惯并不是那么容易打破的，这些年来似乎只有蔡长林《文人说经与清代学术》等少数人与我呼应；所以我2008年又出版了《六经皆文：经学史/文学史》一书，希望大家再多想想。
三、文士经生，艰难的自我定位
既然文士通经说经，则所谓“经生”之范围自然该扩大。例如纪昀，反理学之经学意见贯穿于其主编的《四库全书》中，影响甚大。其《阅微草堂笔记》则跟袁枚小说和随笔中经常谈经相似，岂能排除于经生之外？除非“经生”是个贬义词。只要经生不特指读经读迂了的书呆子，经生就包含许多诗人。我写过《诗话诗经学》，也证明过清代诗经学之主力并不在几位注解、研究《诗经》的经生，而更在大量的各种诗话中。
现在的文学研究界，若问清朝谁论诗特别强调经学，却已很少人答得出，或只勉强能答出几个人。而其实《诗经》之学在当时诗人之间，如盐在水，无乎不在，而又难以如现代专业学术领域这样个别指认。
随便以李重华《贞一斋诗话》为例来看。??他辨体论诗，反对渔洋。这种人，喜欢立宗法门庭以供趋从，所以重学。重视学养也没问题，可是一说就勾联住经学了，云：「诗有性情，有学问。性情须静功涵养，学问须原本六经。不如此，恐浮薄才华，无关六义」。
看起来是兼说性情与学问，而其实侧重尽在学问一边，故继而曰：“昌黎全本经学，次则屈宋扬马，亦雅意取材，故得字字典雅。后此陆鲁望颇造其境。”又说：“人谓诗有别裁，非关学力者，只就天分一边论之。究竟有天分者，非学力断不成家。孔子曰『镞而砺之，筈而羽之，其为入也不亦深乎？』孟子曰：『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岂非全重学力？”
又如“诗至淳古境地，必自读破万卷后含蕴出来。……多读书非为搬弄家私，震川谓善读书者，养气即在其中。故胸多卷轴，蕴成真气，偶有所作，自然臭味不同”，都是很极端的话。
“诗学欲根柢深厚，莫若先将《诗经》注疏合宋元儒说细参之，使说诗具有条贯，本领便自不同”，更是极端。
愈这样说，愈显示他的经学不怎么样。「昌黎全本经学，次则屈宋扬马」是什么话？归震川文章固佳，歌诗居何地位，又可举以为典型乎？研析《诗经》注疏及宋元儒诸说，诗学乃得根柢深厚云云，亦足证明他读经读傻了，已“异化”为经生，迂远不切文学。
类似这样的人可不少，例如《拜经楼诗话》首论陈干初之学、《消寒诗话》第六四条辨阳明《春秋》《左传》之说，则皆诗话而杂考证，乃笔记与诗话之相似相而混杂者也。经与文相失，但一种崇拜经典与经学的思想，蕴含其中，明显可见。武进藏镛堂有《拜经堂文集》，吴骞亦建拜经堂，作《拜经堂诗话》，其子寿暘且有《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五卷，皆如此。
然而，经典固当深研，读之可也，拜之何哉？拜经者之谈诗，又与不拜者有何区别？若其诗论本与经学无大关系，则拜经名书，所为何来？此皆不能无疑也。
即以《拜经楼诗话》考之，卷四云：「张诚之先生长于经学，所着《虫获轩笔记》中，论诗之佳者，多未见其至当」，可见长于经学者未必深于诗学。《莲坡诗话》则称：「作诗好用经语，亦是一病。老杜诗：『致远思恐泥』，东坡写诗到此句，云不足为法」，是经学虽盛，诗家尚有自守矩矱、不轻于依附者。
当时治经者，考据家所恃当然是考据之法。而风气所被，谈诗之家，亦常有样学样，动辄以考据言诗。然诗人而言考证，虽足以广见闻而资掌故，其实挂一漏万，罅隙孔多。胡玉缙《许廎经籍题跋》卷四，摘《拜经楼诗话》《莲坡诗话》《野鸿诗的》《诗学纂闻》《消寒诗话》《山静居诗话》《岘佣说诗》等等之误考者数十条，皆精审可按，可以见彼诗家虽好言考据而实不娴于此道。以胡氏记问之博，乃竟不知《岘佣说诗》乃施补华着，则考证之道诚乎甚难，读天下书未尽，谁敢自是耶？
也就是说，当时文人，自我定位虽有时会首鼠两端，但自视为经生是无疑的。所以有时也来炫技，肆考据、掉书袋，且非常崇经、拜经。
四、饥寒的士群，居社会何等位置？
然而拜不拜经，并不影响其生存处境，经生和文士，大抵都同样困于饥寒，处境艰难。
如吴骞，秦瀛序其《拜经楼诗话》时，曾说他早弃举业，只在荒江墟市专事著述。
方薰《山静居诗话》自署居山，开卷第一则记载的也是：「乡先生周篔，隐于市廛，读书卖米，……遂至彻贫，而豪迈自若」。
沈楙德跋《野鸿诗的》则说：「野鸿先生，布衣能诗，家贫好客。客至具鸡黍，有留榻者，则父子必终夜读，曰：我父子只一被供客，无以为寝，故且读书耳」。看来都是皆极为贫苦的。
这是清朝常态。《履园谈诗》载黄野鸿〈卖书祀母忌辰〉诗曰：「母没悲今日，儿贫过昔时。人间鲜乐岁，地下共长饥。白水当花荐，黄粱对雨炊。莫言无长物，亦足慰哀思」。
钱泳另举程山溪「缊袍已敝还思典，土灶生尘久绝粮」、王坦庵「破屋正愁连夜雨，荒厨已断昨宵烟」等等，感慨系之。又云有徐荔邨者，岁暮寄内，言：「双手空空岁又阑，西风心与鼻俱酸」，无钱返乡；赖同情者醵金典簪珥资助以归。
秦大樽《消寒诗话》亦自称：「余庚寅自滇南奉先慈榇回，触目伤心，更为索逋者所迫，刻无好怀」，则所欲消之寒，岂非范叔寒之寒哉？
《莲坡诗话》亦云：「『长贫知米价，老健识山名』，造语甚佳，忘其姓氏。方复斋时诵之」。此二句，有何佳处？只因触着此辈境况，故特有会心罢了。
康雍乾嘉之际，承平隆盛，得未曾有。而文士之寒，一至于斯！
《消寒诗话》分析道：「《论语》『岁寒』章，紧接『縕袍不耻』章，甚有意思。人必有縕袍不耻心胸作根基，而后可为岁松柏。……有志之士，未有不清严简素；若和身倒入繁华靡丽中，哪得更有工夫忧国忧民？其柔筋脆骨，决不能任天下事」。
说得很好。但这是穷人寒士自勉自励，以自主位置之语；亦此类寒士于困阨飢贫中不废吟哦之令人尊敬处。然而枯槁于山林，虽未必伤其心志，气度胸襟不易恢宏，却实在令人惋惜。
诗话中，记謏闻、资谈薮者，即因此而滋多。如《莲坡诗话》载咏望远镜诸诗、咏烟草诸诗；《拜经楼诗话》卷三载诸葛亮木牛流马法、陈干初〈骨牌颂〉，卷四载明太祖豆腐膳之制、马吊叶子戏等，皆属此类无聊琐事。
此等记载，若因谭诗而连类相及，已不免于好奇之过，间则与诗与经典都无甚关涉，如汉代三君、八俊、海内才珍、天下忠诚等标榜之称，海南有人面蟹貌似关王，《侍儿小名录》之版本，云贵地无三里平，裘文达、邹孚如、王阳明之吏治等，志怪搜异，杂于史考丛录之间，皆衍古人以诗话资闲谈之风而愈肆，无当大雅。
胡玉缙曾评黄子云《野鸿诗的》，谓：其所辨正者多无关宏旨，又多自录己作，且曰孟子殁千年而有韩愈，杜甫殁亦千年，今得其传者为谁；自作诗，仅可与知者道。皆自负自是语。黄尝云「好异者自欺，余圣者无教」，胡氏遂以此语讥之。讥之诚是。但山林野老，恃以消寒耐飢者，岂不即在此小小自尊自负处乎？穷于衣食，尽余晷以问学，闻见不广、考核无书，亦属情理之常。君子于兹，恐当悲其遇而怜其志！
而正由于这一类寒人贫士，境况实在惨淡，故所写，颇有从前诗话中不经见者。
如《拜经楼诗话》载闺秀印白兰，家贫，侨居虎丘，开馆授徒，以给粥饘。《履园谭诗》载吴兰雪姬人绿春「孝女以卖画养亲五十余年」；又云夜中为蚊所扰而作诗曰：「一个秋蚊缠客梦，半窗残月冷宵衣」。
《消寒诗话》言处士杨令贻晚苦贫且病，友人寿诗只能说：「长贫不碍临池乐，小病何妨坐榻穿」而已。
《山静居诗话》载严铁桥〈题高其佩画狗诗〉，首云：「今年作客考丰县，忍死须臾为贫贱，归来却值三伏中，千山万山教踏遍」；王曾祥〈喻偷儿诗〉又云：「穷巷何曾有富人，也劳穿宇过比邻？……可是饥寒无藉在？须知我尔等艰辛」、〈悯偷儿诗〉则云：「年丰莫卜民生悴，援手无方痛未穷」；又记陈自天诗「五陵结客投金尽，冢木何人挂剑来？」又称姚怀光落魄，贫无为计，废儒业医。
此皆不经见之题、不常见之写法。诗话中屡述此等人事，盖不胜气类之感。而诗话亦因此多存畸人寒士幕客流徙者之掌故。钱泳《履园丛话》谈诗部分，论诗仅十六则且均简略，其下以诗存人十二则、以人存诗十七则、纪存十三则，则都不厌其详，足征其宗旨所在。??专讲“我辈”寒士的故事。
五、士阶层的瓦解与误解
自屈原以来，文学史就都在讲士不遇、遇不永、遭沦谪。总之文士就是穷的，文穷而后工。所以大家几乎恻隐之心、同理之情都被耗光了，读到清朝寒士之穷且多，已然无感。
殊不知这是历史上不曾发生过的。首先，不是个人性质的沦谪不遇，也不是谁最不幸，而是庞大的读书人群体都穷。且由穷到贫、寒、飢、贱、窘、困、乞、忍，生死一线，难以名状。
其次是“年丰莫卜民生悴”，贯穿整个清朝，从康雍干所谓盛世就已如此，一直延续到清末，与时代之丰歉无关，乃清代社会之常态，且又没有任何改善。
另从阶层说，则这是整个“士阶层”沦落的朝代。从明朝还有点“士大夫”意味的社会，发展到士渐渐不能固守于士，而须以其读写能力转而流于医、卜、商、农、工、小市民。到清朝亡了时，士散于市井，同于小市民，士这个阶层也就亡了。
古有流民，而无流士，此则士流矣，政治性你说强不强？
过去，经学史述和文学史述，对此庞大寒士乃至流士现象，基本无视，社会史或政治史才略有介绍和讨论。如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人口的压力及其后果》一节，把大量文士迫于饥寒归因于人口增长形成的压力。《下卷》又说和珅时期腐化的后果，使州、县长官必须收税并维持秩序；上级压力造成的盗用公款、繁杂的诉讼，以及个人对镇压叛乱所负的责任等等，也让学者不愿出仕。失去与政权的关联，遂令生计困难。
这种“时代乱政”的解释，只能说和珅个人腐化的后果，能说明和珅以外的广大现象吗？人口压力大，又只能说是农工商都压力大，不能解释寒士为何竟比前朝更多、更普遍。同时，就跟升学压力虽大，而学霸并不会觉得考试更困难同样，淘汰的应该是比较差的、更底层的人，而不是高才秀异之士全部集体号寒。
另外，如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这类书，虽也说到晚清士子与官员，尤其是京官的经济和生活状况，举了林则徐、曾国藩、朱珪、梁绍壬、李慈铭等例子，其实也没什么解释力，因为非京官同样哭穷。
其他更多的，是继续用谈论唐宋文儒沦谪不偶的方式，把文士之穷归因于政权扼制人才、才子受了打压或不公平待遇。王德威主编哈佛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写的《晚期古典诗歌中的彻悟与忏心》就不免如此而翻了车。
首先，把龚定庵（(1792－1841)归入晚期古典诗歌，就不知所云。龚生下来，乾隆朝还继续了八年，怎么就算帝国晚期了？
他又说晚清仕途很窄。1820年龚定庵落榜，1828年才进士及第。但由于殿试失利，只能闲置内阁、依存于此一无所事事之制度中……。也都是开口即错的。
清朝的进士考试就称为殿试。考上的，统称进士。内中又细分为：一甲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同进士出身。所以没有宇文所安以为：进士及第后“尚须通过殿试”这回事。
而龚定庵去内阁，也非殿试失利的缘故。
进士只是入门资格，所有考上的进士都还需要参加朝考，考作官所须要的论、诏、奏、议等。其中，擅长文学书法的，可留下备用，称庶吉士；其余分发出去做主事知县等。
庶吉士要在翰林院教习馆接受培训，肄业三年。然后参加散馆考试，也就是毕业考。优良者，可授为编修、检讨等。其余分为部任主事或各省知县等。
那些原先就授给为知县的，其实也还须要候补候选等过程。制度很复杂，不是现在人想象进士一考上就能荣登大官的。
龚定庵是殿试三甲第十九名赐同进士出身，故也不是一甲那种“进士及第”。他殿试后参加朝考，奉旨以知县用，其实算是很不错了。
但他不愿离开京城权力中心，所以自呈请仍归中书原班。至道光十五年始擢宗人府。十七年宗人府京察一等引见，奉旨记名充玉牒馆纂修。官三月，改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四月，补主客司主事，仍兼祠祭官。选湖北同知。不去。故仍还原官。
宇文所安等研究龚定庵的人，不熟悉清朝制度及仕宦基本状况，仍循着惋惜唐宋元明文人的办法，怜龚职小俸薄，颇屈大才。可是你看我的解释，就知道当时常态如此，龚并非仕途特别不顺。
而且，前面说过，朝考后分为主事知县者，辄有候补候选多年，终不得一官者。就是终身不得官，也大有人在。而朝考后以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的更多。散馆以后，优等也不过为翰林院编修或检讨，或则再发入各部任主事。
龚定庵朝考后即得授知县，际遇已经很好了。他不愿去，仍请归中书原班，则可见在京优于外派。后来入宗人府、入玉牒馆、入祠祭司，更可看出他在做官这件事上别辟蹊径之巧，颇有政治考量。
宇文所安不熟悉清朝制度，也不熟悉龚氏生平，故替人嗟惋，胡乱发挥，找到了不属于龚定庵的政治意涵。
六、谋道须先谋食
若真要谈龚定庵仕履的政治性何在？其实就在于他不愿通过常规的途径，分发出去做知县，而要另辟蹊径去宗人府、玉牒馆、甚至入祠祭司。
研究龚定庵，可惜没有人就此着眼。??从前陈后山有诗曰：“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所以我们只好请龚定庵出来现身说法。
龚定庵的谋仕，关键正在“谋”这个字。
他特殊的入仕途径谋划，应该是宗人府、玉牒馆乃至祠部有特别的人事关系，或他想要经营这种人事关系。
所谓祠官，是宋朝对罢职或年老退职的官员，令其管理道教宫观，按原职高低，给予一些虚衔，不必真管事，只管领取相应俸禄。这其实是肥缺，足以为生活最低保障（这跟龚定庵曾想买地，以免老而无食是一样的。虽然有时他也敢发狂言说：“随身百轴字平安，身世无如屠钓宽。耻学赵家臣宰例，归来香火乞祠官。”其实故作姿态，早就做过祠官啦！晚年更潦倒，只能去书院求做教席时，又觉得还不如当祠官。与吴虹生书曰：今之书院讲席，又出领祠之下）。
宗人府、玉牒馆这些地方，则要与宗室有关的人才能占据位置。
当时，最有文才、最有权势，可为定庵之凭借者，为奕绘。
奕绘以关心时务著称。道光五年（1825年）献荣亲王所藏《海运掌图》。其后管理尔翼宗学事务、授镶红旗总族长、管理御书处以及武英殿修书处、授正白旗汉军都统。总之是宗人府、玉牒馆的主管，红人，也有文采（着有《妙莲集》《写春精舍词》《集陶集》《明善堂文集》等）。龚定庵想走他的门路，可说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巧着。
更“巧”的是：奕绘的侧福晋恰好就是著名女词人顾太清。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龚定庵与顾太清传出绯闻，丁香花疑案，据说惹上了杀身之祸。
但这事不应只这样看，龚之选择去宗人府、玉牒馆，其实也与他学术上走向边陲同路：谋食与谋道合为一路。
他自称“于经学主今文家言，于史则好究本朝掌故、边疆史地”，于1820年写了《西域置行省议》，次年《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为图二十有八，为表十有八，为志十有二，凡三十篇”。1829年又在朝考中写了《御试安边绥远流》。其他如《北路安插议》《蒙古像教志序》《蒙古水地志序》《蒙古台卡志序》《蒙古声类表序》《蒙古寄爵表序》《蒙古字类表序》《蒙古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总序》《蒙古册降表序》《乌梁海表序》等都表明了：关注蒙古、西域、喇嘛教，也是他的兴趣、学术和政治抱负所在。
在此同时，他与宗室、蒙古、西域人士来往频繁，亦是当然的事。例如1838年，龚定庵被朝廷罚俸一年，几乎饿死，只身去直隶首府保阳“乞籴”。严寒中驱行三百里，向老友求助。其人名叫托浑布，就是个蒙古人，时任直隶布政使。
可见谋食终究更是急需的。《乞籴保阳》诗说得很清楚：“今年夺俸钱，造物簸弄巧。相彼蚴蟉梅，风雪压欹倒。剥啄讨屋租，诟厉杂童媪。”生活窘迫，朋友也都穷；阔的、可以去乞食的，多半是宗室和蒙满权贵。
他一直如此，例如1839年离京，是靠朋友出的车马费，但已没钱带家眷。出游江淮，则是靠在地方任知府和知县的同年：“黄金脱手赠椎埋，屠狗无悰百计乖。侥幸故人仍满眼，猖狂乞食过江淮。”各种乞食，杂以歌哭，一付狂生模样。把学术和生活完全搅合到一起，猖狂地行乞，恬不知耻。
生活如此，自然会影响到他的政论。
早年《明良论》第一篇就是讲京官薪俸太低: “崇文门以西，彰义门以东，一日不再食者甚众。……远方之士，未尝到京师，担笈数千里而至，乐瞻士大夫之气象丰采，以归语田里。今若此，殆非所以饰四方之观听也！”
其后《论私》一文又说：“狸交禽媾，不避人于白昼，无私也。若人则必有闺闼之蔽，房帷之设，枕席之匿，赪瓶之拒矣。禽之相交，径直何私?孰疏孰亲，一视无差。尚不知父子，何有朋友?若人则必有孰薄孰厚之气谊，因有过从燕游，相援相引，款曲燕私之事矣。今日大公无私，则人耶，则禽耶?”?? 侯外庐认为这话“接近于资产阶级的正统派经济学的出发点”。
《乙亥杂诗》中：“倘容我老半锄边，不要公卿寄俸钱。一事避君君匿笑：刘郎才气亦求田”，则是要买田避飢了。
但人飢己飢，自己这小小私心，自然可扩充到希望人人都能有田。他引用友人陆君献《种树书》意见，谓天下之大利必任土，“货殖”乃“货植”。人有土十亩，即可无贫：“皇初任土乃作贡，卅七亩山可材众。媪神笑予无贫法，丹徒陆生言可用。”
结果，就出现了以土地和宗法人伦关系结合的整体经济观、社会观和政治观，所谓“农宗”理论，一个空想的乌托邦。
七、经生经世之分歧
（一）谈经之士的不同经世取向
讲近代史的人常对龚定庵一顿乱夸，故意忽略了他人格的不健全。实则他狂嫖、烂赌、猖狂行乞、不善治生也不想治，无论做人做事都好侥幸、乐权奇、兵行险着，当时人无不知之。
他的政论，大家也就是听听而已，并不觉得有什么实践性。譬如时世已乱，流民流贼大起，他却夸夸其谈，要人如守宗法般守住土地，以此巩固政权，怎么可能呢？而为了巩固政权，他又献策扩张疆域、大规模徙民去边区夷区屯垦。自我矛盾，民更不能乐业安居了。
当时论经生，李延楷〈习静斋论诗百绝句评〉曾评价包世臣（(1775一1855)在龚定庵与魏源之上，就是这个道理：「五古能登鲍谢堂。七言亦复见苍凉。谈经更欲空余子。龚魏同时不敢狂」。
评价包世臣的五七言诗之后，直接以“谈经之士”来说包和龚定庵、魏源(1794—1857)。
魏源作《圣武记》，共14卷，前10卷以纪事本末体记述清朝建立至道光年间的杀伐史；后4卷《武功余记》为作者对军事问题的看法。主要是着眼于上层，张扬几代“圣主”的伟大武功。地域亦与龚定庵同样多涉蒙古、青海、回疆等处。卷四《乾隆戡定回疆记》《乾隆绥服西属国记》《乾隆新疆后事记》《道光重定回疆记》《道光回疆善后记》等篇，记载清军平定新疆大小和卓木之乱，绥服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山等地区，镇压乌什、昌吉人民起事，平定张格尔之乱，抗击浩罕安集延人入侵等，才有一些涉及民众和民族问题者。川楚教匪案等处涉及民变、流盗诸事，眼光更不得不往下看。
这就是龚魏不及包世臣的地方了。魏源著《圣武记》于此等处，皆不能不就正于慎伯，慎伯为商榷体例并详述川楚教匪案，见〈答魏默深书〉。实则当时上海、广东、台闽、云南、贵州苗诸盗匪事，慎伯亦无不熟知情状。
其所以能如此，与包氏长期游食于中层僚吏有关。其眼光渐渐能朝下看。
故其文叙下层人物，尤见精采，如〈史云州家传〉载史氏每宴宾客，辄以镖赌酒：下堂坐，使善镖者四面击之，镖皆入史手，莫能伤。〈张琴舫传〉则云慎伯作书介绍学技击于吴中女侠姜翠桥，又述湖北流妓玉珍姐妹三人事、吴人徐如意卖身葬父事等等。
定庵虽亦交游羽士剑客侠伶娼优甚多，而此类文字乃绝少，终不能不让慎伯。因为定庵自已挣扎于饿死边缘，只能张扬自己，呼喊别人救他；无力真正关心其他底层人。
亦因如此，龚的诗文也就少了包世臣那样的底层老百姓的普遍伤痛。如包世臣〈孤儿行，述翟氏乞者〉〈哀竟陵〉〈哀秭归〉〈被放南归留别姚亮甫抚部姚伯昂学士〉〈喜闻回逆张格尔除夕就擒于铁盖山用工部官军已临贼境韵〉〈回酋被擒五言意有未尽再用少陵洗兵马韵为长歌〉〈历戍营纪见用鲍参军苦热行韵〉之类。
（二）误以仕宦为经世
清代经生，从顾炎武开始，就是要经世的。可是康雍干时期士皆被网罗入了官僚体系，以为仕宦人生即是经世致用。
于是士之经世乃起了三层分化。
一是仕与不仕之分。别有隐居不仕、抱道而居或遗民不仕之想者，当然可以不仕。但这些其实都得有家底支持，不然就要采薇采蕨，流于农、渔、商、樵，失了士的身份。若是家无余粮，那终究还得入仕，如宋朝黄山谷说的：“家贫只以官为业”。
二是谋道与谋食之分。从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有担当的士、仍秉持孔子教诲“谋道不谋食”的士，落入只能以官为谋生职业的士，当然也是一种巨大的分化。
三是冷官与炙手可热者之分。仕宦人生，官场居何位置，就直接表征了人生的成败、人情的冷暖。
因为政府官僚体系是要治民、办事的。故既有管钱、管权、管拳（资源、军备、刑罚）的热门机关，同时也得有许多些没啥油水的冷衙门，文化、教育、环保部门即属此类。
文人入仕，若去当什么翰林院学士、国史馆编修、各省学政，就都是冷官。整天抄书、编书、教书，管理文献，跟在家做书生没什么两样（纪昀自己就有诗说：谁种萧萧数百竿，伴吟偏称作闲官；不随妖艳争春色，独守孤贞待岁寒）。没权指挥别人，也没钱养好自己，连佣仆都觉得跟着你干很是晦气。抄书编书出了错，还可能连家底都赔光（如《四库》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就屡因有错字误字被乾隆罚俸），甚至丢了老命。
这种冷官，只是备员官场、挂职读书而已。它比“家里蹲”略强一点，是有一份俸禄，一家老小不必如黄仲则般“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
比冷官还差的，是去做官的幕属，如刺史、节度使、道台、总督，甚至小县令，都要两类人：帮忙的，能协助他治民理政，起稿文书；帮闲的，可襄赞文化、整齐文献。江湖游士，进不了中央的，往往就群集于他们身边；在中央混得不如意的，也常退到他们幕府中寻找新机会。
而事实上，无论冷热，都是谋食范畴的事，与谋道无关。
（三）失了世的游食人生
若连游幕都办不到，则只能乞食，如老杜游长安时“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那样。
幸而官员还没完全忘记原本是个读书人，功名利禄之外，仍可有著作传世。就是写不出或无暇写作，也可以编书。除传统的类书、文献集编之外，编修方志也是很好的选择（既有清初顾炎武、顾祖禹之提倡，近又受乾隆五年朝廷修成《大清一统志》之鼓舞）。前者如阮元编《经籍纂诂》，后者如毕沅委任章学诚修《湖北通志》《常德府志》，都替天下寒士提供了不少生存机会。
戴震科举失意，流落江湖时，也是靠编书维生。乾隆十九年，他先入秦蕙田幕编撰《五礼通考》。二十七年中举人，后屡次参加会试落第。三十三年应直隶总督方观承之聘，到河北保定编《直隶河渠书》。方去世后，接任的大学士杨廷璋不欣赏他，只好离开。三十四年又落选，幸而获得山西布政使朱珪聘，去修《汾州府志》。乾隆三十六年戴震又不第，只得仍在山西修《汾阳县志》。
那些获得入仕机会的，其实也差不多。如朱珪的哥哥朱筠一样，坐冷衙门，帮帮闲，编编书，有时还不如江湖游士。因为编书人只要游历，找到机会就能编，并不需入仕。像戴震并无科名，奔走江湖一生，到处都能有人请他编书；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之后却仍是编书，而且还马上死了，什么好处都没有。不知入仕为官，究有何益？
章学诚不服戴震，自己去闯，又怎样呢？乾隆四十六年，章去游河南，失礼于某官，不得志而归。中途遇盗，尽失其囊箧及生平撰著。狼狈衣着短葛，友人帮他去任清漳书院讲席。生活仍极困难，屡致书梁国治、邵晋涵等求救。
乾隆五十二年，想想不是办法，还是回归官场，起码吃饭有保障。听说他中式那年的进士可以开选了，乃赶去吏部投牒。结果路上又碰到打劫，“生计索然，转投友家者几一年”。
最终他看得开了，不再求仕，自愿游历编书以终老。曾致信毕沅曰：“爱才如阁下，而不得鄙人过从之踪；负异如鄙人，而不入阁下裁成之度，其为缺陷奚如？”文如唐人干谒，颇可笑。但得到了赏识，开始编《史籍考》，有饭吃了。
然而好梦常短，乾隆五十九年，毕沅因湖北邪教案奏报不实，降补山东巡抚，章学诚就也就同时丢了饭碗，《史籍考》亦顾不上了。
狼狈返乡，无以存活，遂游扬州、会稽，希望能得到阮元的帮助；一时未有所获，得到毕沅复任湖广总督的消息，乃立即北上。一方面是可以把《史籍考》等残稿做完，一方面也才有职务有收入。
不料毕沅剿匪甚忙，无暇文事，弄得他狼狈愈甚，简直要做乞丐了。朱珪刚好实授两广总督，他赶紧《上朱中堂世叔书》求救：“楚中教匪尚尔稽诛，弇山制府武备不遑文字。小子《史考》之局，既坐困于一手之难成，若顾而之他，亦深惜此九仞之中辍。迁延观望，日复一日。今则借贷俱竭，典质皆空，万难再支。只得沿途托钵，往来青徐梁宋之间，惘惘待傥来之馆谷。”
这也是游幕，而其实是回归读书人的本务，与就聘于民间书商书局者没两样。
更往下，则不再眼巴巴地盼着幕主施舍、眷顾，弃了士的身份与其阶层，直接在民间谋生。医（看得懂医书，再有点临床经验，即可行医或坐诊。宋朝以后“儒医”兴起，其内在原理即在于此）、巫（择日、相地、合八字、看风水、婚丧主礼等）、书（对联、牌匾、抄写、代书、代编家牒族谱等）、艺（协助宗教或艺术团体、出版社制曲、编剧、编撰校刊小说戏曲宝卷劝善书等），什么都做，谋道，渐渐谈不上了。
（四）士阶层之互助救济
章学诚走投无路时，也曾想去看风水。幸好终于在杭州靠阮元、谢启昆之支持，续修《史籍考》，解决了衣食和志业问题。
戴东原、邵晋涵、王念孙、汪中、任大椿、洪亮吉、孙星衍、武亿、吴鼒也都曾在朱筠幕中。朱还担任安徽学政多年，培养了许多读书种子。如洪亮吉，屡试不中，先后在朱筠、毕沅幕，并去各地修方志，有《延安府志》《淳化县志》《长武县志》《澄城县志》《固始县志》《登封县志》《怀庆府志》《泾县志》《宁国府志》及全国总志《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和《毓文书院志》。他与戴震一样，是真正的方志名家，工力皆超过章学诚。
乾隆五十五年他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编纂。事实上仍是在编书。
接着派去当顺天乡试考官、贵州学政等，做教育工作。后来又惹怒了皇帝，差点被斩。幸而改为发配伊犁。第二年，皇帝祈祷消除京城旱灾没成，特赦囚犯，才被释放回乡。死里逃生，继续游居讲学、著书，足迹遍及吴、越、楚、黔、秦、晋、齐、豫等地。有些人评价，说他一生好游名山大川，故如此大游特游，真是不知人事艰虞之言。
洪亮吉最好的朋友是黄仲则。他先是太平知府沈业富的幕宾，后来在朱筠幕中校勘文字。然后去寿州正阳书院讲学。乾隆四十一年任武英殿书签官，任主薄。看来可以转入正式仕途了，可是冷板凳难坐，只好又出来游。乾隆四十六年，游西安，拜访陕西巡抚毕沅，毕沅援助他为县丞。但终于还是穷苦而死了，“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洪亮吉经理其丧，盖与同哀。
乾嘉时期，学人群基本情况如此，官与游士混、学与仕混、谋道与谋食混。
（五）丧乱失世的流民与流士
游食诸侯，依附救济，而勉力谈经作史、编书撰文，后来就难维持了。因为洪亮吉、包世臣那种游食游历，还常是自己去游，或依官僚体制之升迁贬谪而游，后来则沧海横流，王纲几乎解纽，士与民都在水中被冲着走，大多没了顶。
嘉庆元年，川、楚等地已爆发了白莲教之乱，祸延五省，长达八年。嘉庆十八年，虎尾鞭、义和拳、红砖社、瓦刀社、八卦教、天理教甚至更攻入京城。嘉庆《遇变罪己诏》称此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京畿及直鲁豫诸省，惊扰甚巨。
道光年间，西北地区又爆发了比“大小和卓之乱”更严重的“七和卓之乱”。张格尔的南疆叛乱且持续近30年。可见此时中国内部已然着火了，所以道光提倡节俭，官员上朝上堂皆穿打着补丁的袍子。然后才是鸦片战争。
今人特别强调列强从海上来的侵略，带动了清朝的衰亡。我则以为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乱自内起，士衰民流，才会被外敌所乘。
道光面对时局，主要也是先处理民变、反乱及弊政。弊政之大者，一是漕运，一是盐政。
过去，从两江（江西、江南两省。江南省包括现今江苏和安徽）、湖广等地征来的漕粮（田赋中运送京师、通州部分）都是从大运河运到目的地。道光将之改为海运。
盐政，过去采用明朝纲盐法。由固定的盐商凭盐引行销纲盐。盐商既垄断盐业，又须维持庞大的销盐机构，故盐价提高，销售困难，亦导致私盐泛滥。包世臣提出以票代纲，允许私贩经销。道光十一年遂改为任何人只要纳税，都可以领票运销食盐制度。
这两项都对国内影响巨大，漕运、罗教、青帮，绾结着下层社会人群，扬州、盐商、文人，则绾结着中层官商文士等社会人群。一横一竖，剧烈震动方未已，而太平天国又于道光三十年崛起了。
太平天国奉洋教，与儒家、经典、文士为仇。文士被时势所驱赶，竟与底层民众同样逃亡丧乱，游食四方，情况远比乾嘉时期悲惨。
如金和《秋蟪吟馆诗》，一蟪吟秋，极其酸苦。于洪杨乱中身陷金陵，目击戮杀流离之痛，遂多悯乱伤时之作。卷名《燃灰集》《残冷集》等，或在军中仓皇逃命，或馆于乡间，名为人师，实同乞食。
又或游幕，簿书钱谷、驵侩吏胥。生趣既尽，诗怀亦孤。所谓“东风用尽开花力，吹上侬衣只是寒”(春闰曲)。九耗三俭，蕲免寒饿，虽肆吟咏，如燃死灰，惨淡阴黑，满地秋声，诚有如其集名所示者。《和周葆淳无题诗》且云:“ 朱楼落尽万花枝，洗面朝朝泪眼宜。山欲望夫和土化，鸟休思妇觅巢痴。竟沉苦海终非计，便出愁城已不支。学得南朝无赖法，破家时节苦裁诗。”诗已如此，生无聊赖，更谈什麽经学经世呢？
八、殒落的朝廷与知识社群
信马由繮地讲这么一大段饥寒沦落史，有什么意义呢？
我这篇文章，一是要提醒：不能只从一小撮人来看清朝经生，所谓经生，其实是广泛的读书人群体。
二，读书人群体中，文人通经者特别自尊自负，可是他们也特别扭：是经生还是诗人？有时拿捏不好位置。
三、同时更拿捏不准的是人生的穷通。都想“通”而普遍都“穷”。
四、穷而仕，原是想救穷，可是谋食终究妨了谋道，经生到底甚难经世。
五、最后沧海横流，整个阶层都跟乱世流民一样被冲散了。治经或为文，皆渐渐沦为时代之弃婴。
六、或许，这也是五四运动形成的远因或一条历史脉络。只是唐宋时高喊“文穷而后工”的人还没法逆料到这一步。
七、另外，清末，中国老百姓确实很穷。据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的统计，1850年美国南方黑人奴隶的平均寿命为男51.96岁，女53.06岁，而同时代的中国百姓平均寿命为男36.5岁左右，女36.2岁左右。18、19世纪美国黑人奴隶平日摄取的主要食物从高到低，依次为玉米、猪肉、各类蔬菜、牛羊肉及各种家禽、小麦等其他谷物，也有牛奶及各种乳制品、土豆、豆类、糖、玉米、鱼类、咖啡和茶、水果、威士忌。其中玉米跟猪肉、蔬菜以及牛羊肉占比最大，可以占到他们食物总量的3/4左右。
一个黑奴每年大概要吃掉140多斤的各种肉类，而同一时期的清朝最富裕的江南地区，每年一人平均消耗的肉类，即使在江南地区盛产淡水鱼的情况下，把鱼肉加上去也不到10斤（见《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和《补农书》）。即便是江南地区更加富裕的地主阶层，人均消耗的肉类也不可能超过100斤。至于其他地区消耗的肉类就更少得可怜了。当时华北农村普通人想吃到小麦和稻米做的食物，只有过节或婚丧嫁娶时才有机会。吃一块白面馍，对普通百姓来说就很奢侈了。至于肉类，一般只有过年才能在普通人家的餐桌上看到，平时直隶、河南、山东、陕西等地的农民，他们主要的食物是萝卜、野菜以及用大豆和豆腐渣混合起来的高粱面、玉米、小米等，甚至有更穷的人终生不知肉味，也就是说一辈子可能都没吃过肉。
前文说过，清代文人生活水平并不比一般民众好，所以魏源《海国图志》中描述美国黑奴，自然就会艳羡无比：“遇礼拜日，每如散谷十八棒至二十四棒、薯六十四棒，并酌给鱼肉。冬夏布衣下及奴之子女，用每二年人给洋毡，幼小者二人共得一毡。疾病设有医药，如逢礼拜，概停力作。其工役三日一派，能并日完毕者，所余之日，或得自作己业，游戏无禁。”这样的描述，其政治意涵不言可喻。
可是这种“政治”会导向哪里呢？回到封建宗法，如龚定庵的农宗；还是回到章学诚所说《周礼》的以吏为师、政教合一：抑或是稍后廖平的《王制》、康有为的公妻共产《大同书》、五四《新青年》的抑制私人财产马克思？
这些具有法西斯气质的政治设想，又有商业性或政治经济学意义吗？
余英时先生《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曾想论证明清商人社会地位提升、与儒家道德结合，有近乎韦伯（Max Weber）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与清教徒伦理之关系处。
但，您觉得这能解释我前面提到的广大饥寒读书人群体之生活和意识吗？请问：我文章中论及的那么多乾嘉道咸名贤，其中哪一位具有儒家商人精神或儒商经历？他们编书，多是跟官方合作，也寻求大僚支持，可是绝少为商家或书坊打工的。穷苦的学者那么多，也没看到被余先生称为当时主流、具有儒家伦理的儒商资助过他们。
余先生晚年更大力发挥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之说，将之与章学诚结合。在《中国思想史研究经验谈》中他说：“章学诚的论述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领域中发生了重大影响，许多思想史家或哲学史家都以它为起点。”
这样，章学诚的地位可真够高的了。而余先生自己以章学诚的说法为基础，又发现了什么重要思想史脉络呢？他说：
道术未裂以前的局面，政与教是合二为一的，所以也称为王官之学。天下大乱之后，政府已守不住六经之教，道术散入士阶层之手，因而有诸子之学的出现。所以他（章学诚）有「诸子生于王官」的论断，又明说东周以下，王官不再能垄断学术，「以吏为师」的老传统已断裂了。从此学术思想便落在「私门」之手，因而出现了「私门之著述」。诸子时代便是这样开始的。
章学诚确实说过王官之学后来变成了私家型的诸子之学??但有趣的事也就发生在这里了：
宣传“六经皆史”的经生章学诚，是因此“证明”学问从此堕落了。邮官学到诸子学，是第一层的堕落；从诸子学再到集部的出现，是第二次堕落；由此再到诗话的出现，就是更堕落的第三级败坏了。
余先生却居然由章学诚的讲法推出完全相反的东西。说王官垄断打破了，思想就发展了，思想史开始有了「哲学的突破」，升华了。突破后的思想家各自凿开「王官之学」的浑沌，进行深层的反思，如孔子以「仁」来重新界定「礼」的意义。这样，以「心学」取代了「神学」，中国思想的一项主要特色才由此奠定。后世程、朱、陆、王都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
余先生的推阐很有创意，我不知该说么，但我想起一篇殷海光先生的旧文。
殷先生曾译海耶克《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其中并有大量批注。第十一章《论思想国有》云：“在极权制度之下，为真理而真理，纯为无关实际厉害只为个人兴趣而求真理之事，是在所不许的（此点不独左派的极权主义者为然，右派的复古主义者亦然。左派的集权主义者说要“为人民而真理”；右派的复古主义者说要“为道统而真理”。结果，前者说为真理而真理者是“住在象牙塔里”；后者说为真理而真理者“是浅薄的理智主义者”或“自我封锁”或“个人兴趣”。何其巧合若是耶？——译者）在极权制度之下，支持官方的看法，乃一切研究的唯一目标（注意此处——海光）。因此，在极权制度之下，所谓历史、经济、等等学问，乃制造大量官方神话的工厂。”
埋首小学训诂的乾嘉朴学家，或许近于“为真理而真理”。因反对他们而宣扬经世、复古的道咸同光文士经生，却或近于“为人民而真理”或近于“为道统而真理”，左右皆不能逢其源，遂与当时有极权倾向之国俱亡矣，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