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敬老崇文”为目的成立的中央文史研究馆，虽以社会名望及文化学识作为挑选入馆人员的标准，但亦同时虑及挑选对象的历史背景及人脉关系。尤其在新中国建国伊始的背景下，学识得到众人肯定的许宝蘅却在申请入馆的事情上一波三折，而最终入馆的确定则与时势发展及人事推荐密不可分。由其日记做出的分析，可以对新中国早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更为丰富细微的观察。
关 键 词：敬老崇文 文史馆 许宝蘅 知识分子
成立于1951年7月29日的中央文史研究馆①，其设立初衷为解决新中国成立后德高望重的老年知识分子生计问题，同时发挥他们在保存传统文化、推动文化教育方面的作用。1949年5月21日，毛泽东在回信答复柳亚子有关设立“国史馆”的问题时便指出，新成立的文史馆将以“敬老崇文”为宗旨，广纳社会贤达、名流耆宿，最大限度地影响和团结海内外各阶层人士，结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②文史馆成立之后，招纳了大量文化界的耆年硕学之士入馆，在修史编志、书画诗词等保存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活动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招纳文化界的耆老入馆，亦符合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后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六字方针，“要使他们适应新中国的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对他们进行教育，帮助他们重新学习，逐步改造旧的世界观。”③从近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关于中央文史研究馆的探讨多见诸于回忆性文字，尤其集中于倡办、主办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与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私人交往细节，有关该馆的具体运作、选人标准、人事关系等问题，依然有较为广阔的研究空间。④
文史馆的成立，在新中国成立后便已有倡议。1951年6月23日，符定一⑤曾致信毛泽东，信中写道：“一般旅京老人生计困难，去岁以来，他们因我公关怀，有设立养老机构之意，风声所播，彼等不胜欣喜之至。去岁下半年，周总理秉承德意，屡次向本人表示，决定由政务院设立文史研究馆。本人遂邀集若干老人坐(座)谈数次，征求众意，并陈述老人对于文史馆研究的办法。周总理办事热心，毅然负责，去岁冬季，派齐燕铭秘书长设立文史研究馆的筹备处。筹备处总司其事者齐秘书长，助理齐秘书长者为屈武主任，文史馆筹备事务者为王笑竹。据王笑竹说，现时文史馆事已筹备齐全，只要主席一批，实时可以开馆。近几天，这些老人本身疗饥无术，对于文史馆望眼欲穿，群来向我询问，逼我向主席催请，并说：催请如无效，主席自有个答复使老人有所遵循。有人说，若因文史馆的职员不能定，遂使文史馆迟延开办，则请政府先发表一批老人名单，先期照单接济，免得老人缘门乞食。以上所说老人的话，居多情词恳切，不得不据以上闻。总而言之，文史馆究竟能办与否，请明以告我。万一有困难须面语者，请派车来接我即趋前聆教可也。”⑥毛泽东收到来信后随即批示：“请齐燕铭同志办。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接济，不使捱饿。”⑦一个月后，中央文史研究馆正式成立，聘任26名耆宿为第一批馆员，⑧馆址经多次商议，最终选定北海静心斋。⑨可见推动文史馆成立的直接原因，与一批晚清民国耆宿在新中国初年的生活困难有直接联系，⑩但挑选哪些人士进入文史馆任职，显然有一定的标准，在“敬老崇文”的要求背后，还有其他一系列的考虑因素。
1956年10月8日，许宝蘅获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聘任书为第154号。(11)生于1875年12月20日的许宝蘅，曾于1902年应浙江乡试中举人，1906年后历任内阁中书、学部主事、军机章京、承宣厅行走。入民国后又曾任北京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国务院秘书、国务院铨叙局局长等职。1932年，许宝蘅到东北沦陷区任伪满执政府秘书、大礼官、宫内府总务处处长，1939年因年老退职，1945年8月回北平家居。新中国成立后，从1953年起领取北京市劳动局每月发放的生活困难补助金，直至1956年10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为止。(12)许宝蘅“出身科举，数十年浮沉宦海”，(13)历任晚清、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伪“满洲国”及新中国政权，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日记，而目前保存出版的《许宝蘅日记》，其中较为完整的一部分即是1944年至1960年，可以说，由许宝蘅的角度，可以提供分析中央文史研究馆在挑选馆员过程中注重的相应因素、挑选结果背后的人事纠葛，亦可由此窥见历经晚清民国的旧文人，在新中国时期如何调适自身并积极融入其中的过程。
一、中央文史馆早期入馆人员分析
1951年7月底，首批入馆馆员名单公布，20余名耆老中，不乏叶恭焯、柳亚子、章士钊等知名人士。通过分析首批馆员的出身、专长、社会关系等因素，可以让我们对挑选文史馆馆员的标准有更为具体的认知。
从首批馆员的出身来看，大部分均有科举出身、或曾就读于新式学堂。其中王治昌、邢赞庭、邵章、康同璧、唐进、叶端棻、刘园都有留学海外的经历，除康同璧留学美国、唐进后来留学法国外，(14)其余人员都是留学日本，专业均为法科或商科。而没有入过学堂的两位馆员均为著名艺术家：陈半丁与齐白石。前者为任伯年和吴昌硕的弟子，而后者之艺术成就则早已为世人所熟知。这些馆员的专长，都是诗词、书法、绘画、掌故、古典文学等领域，可以说充分体现了文史馆“敬老崇文”的特色——他们年纪较长、历经数政权的更迭、又多以继承弘扬传统文化见长，被选为首批入馆，可谓实至名归。
不过，在崇文衡士的标准后，不可不注意两个因素的存在：一是人事关系，一是历史因素。文史馆首任馆长符定一与毛泽东的关系早已为后人所熟知，周恩来就曾将“发现毛泽东同志为中国有用人才之第一人”，作为老人一生的三大贡献之一；柳亚子在重庆谈判时便已与毛泽东吟诗唱和，而文史馆的成立，其中便有柳亚子的提倡之功；章士钊曾在筹措进步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时期，以二万元银元相赠毛泽东；刘武则在1920年代担任浏阳县长任内，出资200元为股本支持毛泽东于长沙开设文化书店。(15)另外在该批馆员中，查安荪是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在武昌文普通中学堂时的同学，黄复是柳亚子的好友，王治昌是王光美之父、刘少奇岳父，齐之彪为齐燕铭之父，而齐燕铭在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职务，在筹措中央文史研究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协调作用。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的入选并非单纯依靠人事关系，像王治昌是工商业界的著名人士，长期致力于儿童福利事业，齐之彪则在任故宫博物院秘书期间发现了多部宋元版书籍，但以“崇文”的标准来看，二人的入选似乎有些勉强，因此不能不考虑此方案的人员、社会脉络及社会影响等相关因素。
挑选首批馆员的另一关键因素，在于他们的过往历史均符合“革命”话语之下的品德要求，即在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环境中，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求独立求解放的革命行为，在面对外来侵略的时候坚持民族大义与民族气节，不投降敌伪政权、不同流合污。如叶恭焯1941年自香港往上海，拒受伪职；邢端、邵章、夏仁虎、巢功常等人在1920年代之后均已淡出政坛、闭门潜心于诗词书画，甚少与政治发生纠葛，保持超然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操守。这种身份、关系与历史的交织，影响与决定了第一批馆员的最终入选名单。
当然，中央文史研究馆的成立，首要还是解决这些耆老在京的生活起居问题，这一取向也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稳定社会秩序、有效恢复经济文教发展的国策相吻合。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便明确指出：“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16)1951年1月12日，政务院下发《关于处理失业知识分子的补充指示》，明确要求对“具有相当学识并在地方上有相当声望的人士，愿为人民服务，但因年老或身体衰弱，现在不能担任辛劳工作而无法生活者”，“应由各省、县、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当办法，吸收他们参加工作”。(17)所以叶扬兵根据《邓之诚文史札记》的相关材料指出，不少在京的晚清民国耆老对此事相当关注、多方打听，希望在有效解决生计问题的同时，也能够发挥自己在文史领域的特长，为新中国的文教事业贡献力量。(18)
就许宝蘅的出身与学识而言，与首批文史馆馆员相较并不逊色：他于1902年应浙江乡试中举人(时年28岁)，1906年任学部主事、1907年考取军机章京。1908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病逝，所颁帝后遗诏及部分上谕，均由其草拟。1922年内阁大库档案散出，许宝蘅从书商手中购得十麻袋残件，从中检出三十余件较完整的明清档案。1927年，他应傅增湘之约，兼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主编《掌故丛编》。新中国建立后，他又为出版社点校古籍，对文化事业的传承颇有贡献。以中央文史研究馆“崇文”的标准，许宝蘅被提名入选本在情理之中。但其入馆一事，却是波折重重，而其本人对入馆一事并不热心，消极避事心态更是常见诸日记的字里行间。究其缘由，还是因为他曾任“伪满洲国”官职，与中央文史研究馆“才、德、望”兼备的标准不相吻合。而最终1956年10月获聘馆员，背后实另有隐情，后学可在其日记中觅得来龙去脉，重现详实。
二、初提入馆及结果未遂
许宝蘅最早在日记中提及文史馆事，见于1950年12月2日，是日其记道：“接揆若函，言遇陈叔通，为余谋文史馆事。今年春初，闻政府有人提议养老，曾经娟净开一名单交伯驹转送当局，余名亦在其列。至夏间由符定一、章行严召集枝巢、娟净、冕之诸君会商多次，定名为文史馆，规模颇大，于是希望者甚众，余以为老人甚多，安得人人而悦之，不甚在意。前日章叔来言，昂若谈及余之景况，曾与叔通通电话，为余谋之，故叔通又向揆若言及也。”(19)寥寥数言，已将此事之缘起、外间之态度及个人之考虑，充分流于笔墨之间。“章叔”为许宝蘅的族叔许端之，他告知许宝蘅，族弟许宝驹(昂若)曾与陈叔通通电话，希望为其谋一文史馆位置，陈叔通又与另一族弟许宝骙(揆若)言及此事，故许宝蘅方知族人为其生计谋划之事宜。
从该则日记中，还可考知文史馆筹划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内幕。在柳亚子提议成立文史馆后，曾由著名国文教授傅岳棻(娟净)草拟名单，交张伯驹转送中央人民政府(是时应为齐燕铭负责此事)。1950年中由符定一、章士钊召集夏仁虎(枝巢)、傅岳棻、邢端(冕之)多番商议。由于其设置初衷为解决在京耆老的生活问题，因此草拟方案“规模颇大”，有希望入选者人数众多，所以许宝蘅自己方认为“老人甚多”，不可能统统满足，故并不着意此事。
即便许宝蘅认为希望不大，他还是应许宝骙的要求，将其主要著作开列清单，以供核定资格之用。而夏仁虎(蔚如)亦于12月12日到许宝蘅家中“谈文史馆事”，(20)遗憾的是许宝蘅并未记录二人交谈的要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后半年多的时间内，其日记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与文史馆相关的消息，直到1951年8月7日，距文史馆成立已一周有余，才由邢端来访，“谈及文史馆已发表二十六人，连符、章、柳、叶共卅人”，但其并没有把名字记录完整，“尚有十一人不知谁何”。(21)对照馆员名单，没有记录于日记中的为田名瑜、宋紫佩、唐进、巢功常、刘武、罗介丘与梁启勋。两相对照则至少可见，许宝蘅久未关注文史馆事宜，其相关信息均由友人告知(邢端本即第一届馆员)。即使知道了这一事件，亦仅仅做粗浅了解，连具体的人数与人员都没有准确把握。
1951年12月，文史研究馆聘任第二批馆员，12月15日，许宝蘅与濮绍戡(22)同访邵章(23)，“谈文史馆事，知胡元初、石荩年、钟刚中均得补入”。(24)胡元初即胡先春、石荩年即石荣暲。三人中胡、钟二人又是稊园、垫园诗社成员，与许宝蘅常有聚会唱和之举。而这种诗社同仁之间的关系与推荐，往往是文史馆馆员获聘的重要方式。1952年4月14日，胡元春来“谈文史馆事，娄生(黄复)欲为余谋，告以伯絅(邵章)曾以余名送于叶誉虎(叶恭焯)”，因此提醒许宝蘅，如果有人问其履历，“可告以曾在北洋政府国务院十六年，在‘满洲国’宫内府十年”。(25)不过，是年6月公布第三批获聘名单，许宝蘅再次榜上无名，7月7日濮绍戡至其宅，知其“殷殷为余筹划，其情可感”，但其自认为“无意于此，又不便显拒”。(26)7月16日濮绍戡又与其谈文史馆事，许宝蘅则表白“此时处境尚可支持，而良友相爱代谋，不便强拒，近于矫情，实非本心所敢望”。(27)虽有一众好友持续为其筹划，但许宝蘅对此事始终热情不高，只因盛情难却，才没有明确拒绝。
由于友朋往来多谈此事，且邵章、陆和九等人多次为其谋划争取，1952年9月19日的日记中，许宝蘅详细地记录了他对此事的态度：“良友厚意至可感，余非敢鸣高矫饰，第念我诸子皆成立，子与妇皆有职业，诸女已嫁其四，两幼女亦各就学业，由国家供给，一身毫无负担，非始愿所及料，衣食所需，子女皆可供养，何必再靡费国家经费，不知止足乎？”(28)所以虽经章士钊提名(29)、并“有政务院任君义如来访，问家庭情况”，(30)亦未引起其对此事的重视。实则多次提名并由富有影响力的友人奔走斡旋，却始终未能如愿以偿，想必许宝蘅亦心知肚明症结何在。尤其是1952年12月11日邢端来访，“谓余与云汀(31)可自陈述入满原因”，(32)更是委婉道出未能获聘的直接原因：虽然学识积累已达“崇文”标准，然曾任职于“伪满”的历史，始终是申请者与审核者心照不宣的隔阂和缘由。哪怕坦诚说明个人历史，也尚难在新生政权中获得任命的正当性。且在京一众耆老之中，不乏有相似经历之人。若吸收许宝蘅入馆，亦难做出合理圆满的解释。纵然其学识卓著，亦只能搁置入馆之议。
尽管许宝蘅此前曾表示生活没有负担，实则对友人多有掩饰。1952年8月31日其便记道：“每月末数日用度辄窘，此月预计可以有余，乃仍复借贷十万，犹不足以支持，复向小铺赊物，向盈贷米。”(33)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其七女守儒自该年9月起身体不适，长时间发热未退，而诊疗效果不佳，年已78岁的许宝蘅不得不亲自一边照料幼女，一边筹措医疗和生活费用，故1953年2月3日接北京市政府劳动局通知为救济问题约谈时，内心十分矛盾：“以老人日常生活而论，饱食暖衣，无待救济，而近因守病，需费甚巨，又不能不希望救济。”(34)商之于四女富儒，“富以老人不愿妄取人民劳动金是正当的，不必顾虑旁人，可以陈述自己意见”，但长子容儒则“以为现在政府极力照顾老年人生活，必已有调查安排，即如文史馆亦是救济之意，不必视为两事”。所以他建议“若个别谈话，或将自己现在生活情况稍稍陈述，否则从众为妥”。故2月6日许宝蘅至劳动局时，获知其之所以得发救济金，是因为“商云汀、高潜子、濮青孙三君与余本皆为文史馆决定另案办理者”，因此得以每月领“救济金三十万”。(35)四月之后，许宝蘅“与静翁谈，知近得市府信，言与文史馆条件不甚符”。(36)至此时为止，推荐许宝蘅入文史馆一事暂时搁浅无果，但为了体现人民政府关爱老年知识分子的政策，转由劳动局发给救济金，也是另一种体现“敬老”的办法。由此可见，虽然在“革命”话语之下无法接纳有历史问题的耆老入馆，但新生的人民政府依旧想方设法解决该群体的实际困难，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的知识分子政策上的灵活一面。
三、再提入馆及运作过程
入馆一事历受挫折，在许宝蘅心中亦有衡量与反思。他曾在日记中对朱启钤(37)相约过谈一事，有如此一番感慨：“桂辛旧日相知较深，而余向来不愿诣达官之门，故踪迹较疏，桂辛在达官之中习气较好，而余犹趑趄不前。”(38)由此不难见其书生本色之矛盾：实则与朱启钤本为旧识，但因其地位显赫而不愿深交、更不愿主动示好，尽管内心亦有责难之词，然保持“君子不党”的想法还是占据了上风。此后与朱启钤的交往，亦多限于学术研究，并未见涉及个人利益之记载。(39)
不过，生活的日渐拮据、以及国家政策的相应变化，给许宝蘅带来相当沉重的生活压力。其幼女出院时因款项不足，“请求随后分期交付，竟不允许，无可如何，只好不出院，而如此巨款，无从筹划，懊闷之至”。后虽经其女就读学校代为补助而解决此事，但其后日记之中，常有借账、外地汇款帮补家计及劳动局发救济金之记录，可见实不宽绰。(40)1953年底，“接劳动局、民政局联名通知，对于老年知识分子领款，自一九五四年一月起归民政局办理”，(41)但次年三月领款时许宝蘅方发现，款项已“减为十五万，以我现在诸子女皆有工资收入，尽足供给我个人用度”，只是由于其女养病“多加支出，每月尚感不足，只得腼颜领取”。(42)至1954年底，许宝蘅曾发出“近数月每到二十日后便愁用款无着”的感慨，幸好在子女及友人的汇款资助下，方“不致有断炊之虞”。(43)
许宝蘅的生活拮据，经友人的转述告知，得到了政府领导的过问与重视。1955年4月19日，“民政局王春光君来，言闻余生活不宽裕”，因此对其家庭情况进行详细了解。而当天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亦致电“问余生活状况”，了解其“常有缺乏之虞”的问题。许宝蘅后于该月24日获知，是陈叔通的嘱托，令吴晗及民政局主动对其生活状况进行调查，并将“民政局补助生活费仍改为三十元”。(44)补助金恢复如初，对许宝蘅的生活大有改善，故对入文史馆之事，并无之前那般在意，正如其在商衍瀛托人谋求入馆时所言：“生活每月有民政局补助金，尽可维持，实不愿多求也。”(45)实则这也反映出这位历经世事变迁的老人在生活及政治上的态度：只要能够餬口维持，则尽可能少与政治牵扯关系。即使生活多有欠缺，则尽量通过校书撰文以换取收入，而避免与新政权发生直接关系。
由于曾参与“伪满洲国”之事，故许宝蘅对能够被推荐入文史馆之事并不热心，但其友却并未停止推荐的努力。而自1956年始，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尤其是对待“前朝旧人”的政策发生了比较积极的转变。1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表讲话，主要讲领导方法问题。“对知识分子，净说他们不好，而现在大家分析证明，有百分之三四十的进步分子，百分之三四十的中间分子，只有百分之一二十的落后分子，并且还是可以改变的。我们要看到这种情况在起变化。”(46)4月12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对蒋、日、伪战犯处理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稿，其中认为“对于目前在押的蒋、日、伪战犯，需要作适当的处理。中央经过总的利害权衡，觉得似以从宽处理为好。从宽处理，不处死刑，按其情节分别判处适当的徒刑，不需要再判刑的则陆续释放，并且陆续特赦一些已有悔改表现、愿意立功赎罪的较大的战犯。这种处理，有助于我们孤立、动摇、瓦解国内外敌人，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对国家对人民都比较有利。”(47)在政策走向逐渐宽松的环境中，许宝蘅“入馆”之事亦渐现曙光。
8月20日，邢端来访许宝蘅，告知其与另一位首期加入文史馆的陈云诰“联函致国务院齐秘书长，为云汀及余谋文史馆”。而分别于该年6月及7月入馆的诸以仁和俞家骥，亦积极为许宝蘅谋划，诗社成员黄君坦更是告知叶恭焯“言可有望”。众友之情甚为殷切，感动之余，许宝蘅亦表现出淡然的一面：“生活并非急需，得失无关轻重。”(48)实则以其生活并非宽绰，加入文史馆既可发挥其专长，又可改善生活，可谓一举两得。故众友不仅鼓励其再行申请，更谋划了一次相当重要的饭局，此事更是许宝蘅最终入馆的转折点与决定因素。
9月6日上午十一时许，由诸以仁与俞家骥宴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著名民主爱国人士李济深及其夫人、秘书，作陪的则有许宝蘅、张馥卿、王又籛、沈裕君及公渊夫妇。许宝蘅记道：“季迟、涵青为余谋文史馆，故设此局，其意可感。”不过他自己倒并不在意，对于二位好友的努力有“恐徒劳矣”的担忧。(49)即使五天之后，文史馆职员任义如来做家访，他方觉得“想必李任潮(济深)已有信推荐”，并“略将近来生活状况告知”。(50)由于三年前谋求入馆时任义如亦曾做过类似家访，故许宝蘅仅未将此事予以重视，将近一月之内，日记中未有再见记录文史馆事。
10月21日，诗友黄君坦来访，“谓文史馆聘书已由院交馆”，次日任义如送来文史馆聘书及该月薪资八十八元，从1952年开始运作之事，至今终于尘埃落定。许宝蘅在日记中写道，入馆之事“初因‘满洲国’关系被否决，仅由市劳动局给予补助，近因满洲问题认为日本所制造，非本身之行为，又由李任潮之推荐，与云汀同发表，在我个人生活上可以较为宽裕，而为我谋者，如冕之、季迟、涵青、伯驹、誉虎诸人，致可感也”。(51)由此可见，该事之转机，一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及新中国政府对历史问题的重新认识并由此带来政策的新转折，二是一众友人之协助及李济深的推荐，而后者作用可能尤甚。许宝蘅在是年11月1日与俞家骥约访李济深，“先晤秘书郑卓人，因此次文史馆事卓人亦与有力也。”其后与李济深略谈，许宝蘅称“余向不善应对，赖有涵青善于词令，敷衍过场，又与卓人少谈，遂归”。(52)可见其本人亦非常清楚此事之中的关键因素，对于李济深之助力深怀感激。(53)尽管自称不善应酬，但久在官场沉浸，相当了解该如何应付进退，如当天文史馆办公厅主任刘道衡来访，两人即“谈良久去”。(54)或许许宝蘅尚存几分文人矜持，对于依靠人事入馆有所顾虑，但入馆既成事实，则必须了解清楚其中规矩，以为日后在馆工作方便行事。
入馆之事尘埃落定，许宝蘅即于1956年11月3日正式到馆工作。其相当珍惜入文史馆的机会，保持着相当高的入馆视事频率。而由于其在晚清曾任军机章京，故在文史馆中常被邀请为故宫陈设提供历史凭据。另因其文史功底深厚，故1958年国务院设整理古籍出版组后，许宝蘅便被委派点校相关典籍。可以说，自1956年10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到1961年12月28日逝世，许宝蘅十分忠实地履行了文史馆馆员的职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传播做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文史馆之“崇文”做了最好的注脚。
从许宝蘅被选入文史馆的曲折经历，不难发现这一以“敬老崇文”为选拔标准的机构，除了以挑选对象的文史水平为基本衡量标杆之外，其过往的历史背景以及相关的人脉关系，在建国初年的话语背景中显得尤为关键。以许宝蘅的出身与学识，本足可作为被挑入馆的考虑对象，但由于其曾有入仕“伪满洲国”的经历，则使得其在建国初年的“革命”话语及“改造”氛围显得底气不足，故虽有申请之举，却始终以“得过且过”的心态面对。直至众友人为其联系著名爱国人士李济深，由其进行推荐，最终方使得此事尘埃落定。回溯许宝蘅申请入馆的全过程，相当符合中共建国早期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方针：虽然因历史问题暂时未能入馆，但政府依然提供救济金维系生活以示团结；而经李济深推荐入馆，则表明许宝蘅属于可被教育的改造对象，入馆后定期或不定期的政治学习，则是对相关人员的逐步改造过程。可以说，文史馆除了满足照顾耆老生活、“敬老崇文”的目的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些身历数政权的老年知识分子，也是其中一重目的。
在过往对知识分子的研究中，大都集中于研究机构及教育机构的学者名人，不可否认的是，在建国初年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他们是中共主要关注的改造对象，因此留存的材料档案亦相对比较完善。而中央文史研究馆作为体现“敬老崇文”的文化机构，除与馆的相关人士对其留有回忆性文字外，甚少论及其入馆人员的挑选标准及人脉背景。许宝蘅的入馆经历充分说明，建国初期文史馆入馆人员的挑选，不仅以学识为主，亦虑及其过往背景及相关人脉。惟有通过相关数据充分揭示这一复杂关系，才能更全面地认识文史馆在“敬老崇文”上的作用，更深入地理解建国初年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①中央文史研究馆原名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为行文方便起见，统一使用“中央文史研究馆”一名，简称“文史馆”。
②刘松林：《敬老崇文：毛泽东关怀中央文史研究馆》，北京：《党的文献》，2011年第6期。
③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6～47页。
④笔者目力所及的相关研究成果，有上引刘松林文以及周华章《中央文史研究馆与敬老崇文》(南京：《钟山风雨》，2008年第1期)、吴空《从〈马衡日记〉中看中央文史研究馆选址》(北京：《世纪》，2011年第4期)、叶扬兵《关于中央文史研究馆筹建的两个时间》(北京：《党的文献》，2018年第2期)等。近年来伴随着《许宝蘅日记》、《邓之诚文史札记》等新材料的陆续出版，可以进一步爬梳和整理关于这一组织的相关内容。
⑤毛泽东的老师，中央文史研究馆第一任馆长。
⑥傅琳：《中央文史馆首任馆长符定一》，郑州：《名人传记》，2002年第9期。转引自叶扬兵：《关于中央文史研究馆筹建的两个时间》，北京：《党的文献》，2018年第2期。
⑦(12)(15)中央文史研究馆编：《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页；第154～155页；第39页。
⑧按《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所言，第一批1951年7月底入馆的馆员为26名，但按笔者统计，该书中1951年7月底入馆的实有29人。由于具体日期不清，暂按原书数据。
⑨马衡着、马思猛整理：《马衡日记》(1948-1955)，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297页。
⑩邓之诚在其1950年3月9日的日记中记道：“张伯驹来，言彼托章士钊向中共建议救济燕市穷老文人。”见邓之诚着、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507页。(11)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插图页“聘任书”。
(13)《许宝蘅日记》，第一册，前言第6页。
(14)唐进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后赴法获巴黎大学法学士及比利时岗城(Gand/Ghent，今译“根特”)大学工业化学硕士。
(1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21页。
(17)《新中国法制研究史料通鉴》第7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305～8306页。
(18)叶扬兵：《关于中央文史研究馆筹建的两个时间》。
(19)(20)(21)(24)《许宝蘅日记》，第四册，第1646页；第1646～1647页；第1680页；第1698页。
(22)1952年6月获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第四批)。
(23)1951年7月获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第一批)。
(25)(26)(27)(28)(29)(30)(32)(33)(34)(35)(36)(38)(40)(41)(42)(43)(44)(45)(48)(49)(50)(51)(52)(54)《许宝蘅日记》，第五册，第1711页；第1720页；第1721页；第1727页；第1728页；第1729页；第1736页；第1725页；第1742页；第1743页；第1763页；第1765页；第1774页；第1784页；第1794页；第1819页；第1834～1835页；第1879页；第1884页；第1886页；第1887页；第1892页；第1894页；第1894页。
(31)云汀为商衍瀛，其与许宝蘅同于1956年10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由于其曾经为溥仪复辟而奔走，后来又曾任职伪满，故与许宝蘅的经历十分相似。
(37)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号蠖公，古建筑学家、爱国人士，中国营造学社社长。1953年5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39)“为桂辛写邹叔绩《安顺沿革篇》。”《许宝蘅日记》，第五册，第1771页。
(46)(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13页；第560页。
(53)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逝世，次日许宝蘅闻信后在日记中仍提及“余入文史馆由其推荐”，可见记忆犹深。《许宝蘅日记》，第五册，第20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