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经济后政治”的条件下，两岸学者并没有中止有关政治难题的探讨，仍然努力为破解两岸政治定位的这一难题做出努力，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这当然有利于推动问题的深入探讨与最终解决。但在目前条件下，双方仍然存在不少歧见与难点，本文着重讨论两岸之间已有的交集与差异，对进一步开展研讨、突破瓶颈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

两岸在政治定位方面最大的共识是双方都认同（一）两岸“非国与国关系”；（二）“不允许分裂”；（三）“九二共识”。用马英九的话说是：“两岸关系不是两个中国，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两岸处于一种特别的关系。两岸的宪法都不允许分裂”。 “主权争议目前无法解决，可以暂时用‘九二共识’来处理。即双方对‘一个中国原则’都可以接受，但对‘一个中国’的含义有不同的看法”。

两岸的分歧焦点集中在对“中华民国”的定位。台湾方面认定“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而大陆方面则认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取代了“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的历史地位已经结束。这是目前两岸在政治关系定位上的底线，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大难点。

随着讨论的深入，两岸分别提出了一些解套方案，与过去相比，都有一定的新意，但仍然存在一些分歧与问题。

大陆方面：有些方案提出两岸之间是“政权”或“政府”的关系，或“法政系统”“政治法人”“政治实体”的关系，或“一国两区”“一个中国，两个平等政权”“一国两府”等等，这与以往的提法相比，有明显的改变。但都反对台湾方面提出的“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的说法。也有不少方案不愿意把台湾当局定位为“政府”，而只提“政治法人”“政治实体”以及“政权”。多数方案未能说明两岸的“政治法人”“政治实体”“政权”“政府”的名称是什么，避免涉及“中华民国”，也很少涉及两岸在国际上的定位。

台湾方面：所有方案都要大陆承认或不否认“中华民国”的存在，而且“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处于对等的地位。所有的方案都不仅要处理两岸关系的定位问题，而且力图同时解决在国际上“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的问题。要大陆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政府、宪法的存在，两岸在国家、政府、宪法上的平等的。“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是主权国家，应当参与所有的国际活动。主权不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独享，“中华民国”有权共享。

总之，台湾方面要大陆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否则政治定位不能解决；而大陆方面则认为如果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就会导致“两个中国”。

如何面对“中华民国”这一关键问题？近来，两岸学者已经有了一些互动，做出一些善意的回应，开始提出一些可以作为协商基础的方案，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台湾学者张亚中的“一中三宪论”与大陆学者刘国深的“球体理论”。

张亚中提出“整个中国”，“一中三宪”，“两岸统合”的概念，明确表示：“两岸同属整个中国”，并互相承诺“不分裂整个中国”。两岸通过文化统合、货币统合、经济统合、身份认同、安全认同、国际参与、和平框架，建构“一中三宪”，实现两岸与全球华人融为一体。这个方案从两岸来看，是平等关系，并非中央与地方的归属关系，即“整个中国内部两个具有宪政秩序之政治实体的平等关系”。两岸成立“共同体”，双方“各有主体、共有主体”，互相以“北京中国”与“台北中国”相称。从国际来看，“主权共有，主权共用”，在“整个中国”之下，两岸共同以会员国身份存在于国际组织，或是以“两岸三席”的方式，两岸共组一个“两岸共同体”或“中华共同体”，再让台湾以“台北中国”的名义参与国际组织。

刘国深的主要观点是：中国这一“国家球体”的表皮目前是由红蓝双色构成的，因为中国境内存在着两个竞争国家代表权的政权，她们分别在不同的空间和场合代表着这个球体。中国大陆在绝大多数场合代表中国，“中华民国政府”在一些特定的场合行使着“代表中国”的政治功能。双方形成了事实上“一体两面”的关系。

有些学者已经对上述两种看法进行过比较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再加以比较，从而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

张亚中认同“两岸同属整个中国”，并互相承诺“不分裂整个中国”，与大陆方面有一定的交集。他不说“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而是在“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上建构出“整个中国”，即“一中三宪”，也很有新意。

但在他的主张中有两点值得重视：

一是坚持“中华民国”的“国”的架构。他没有使用“主权”“国家”这样的概念，而是以“最高权力”、“具有宪政秩序之政治实体”（或称“宪政秩序主体”）、“对外事务方面的权威（authority）(1)。这样的概念来取代，实际上这些概念仍然是指“主权”“国家”，而不可能有其他的含义，估计谁也无法说清其中的本质差别。

二是主张“中华民国”在国际上享有主权。他提出“双方在国际组织共同出现”；“两岸共同以会员国身份存在于国际组织”(2)，中国主权“既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非中华民国所能独占与独享”(3)。

此外，他还指出：“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台湾没有多大的争议。可是，北京还没有“接受中华民国和自信”，或者说，“对北京而言，接受台北为一个‘宪政秩序主体’，只是接受事实的现状而已”(4)。从这前后两句话可以看出，所谓“宪政秩序主体”就是“中华民国”。

由此可见，张亚中始终就坚持了“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的底线。

刘国深的看法则对台湾方面提出的“不应回避中华民国”做出回应，敢于面对“中华民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中华民国”作为政权或政府的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应当说是在原来不愿面对“中华民国”的底线上做出了很大的让步。

此外，两岸学者之间还有一些交集：

例如，包宗和在“一中共表”中提到：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实际代表中国大陆之唯一合法政府，中华民国“是实际代表中国台湾之唯一合法政府，这一说法与刘国深的“球体理论”有交集之处。但包宗和强调“要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华民国分别存在的事实”(5)。这是坚持“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的底线。

又如，杨开煌提出，在处理涉外议题上必须将国家与政府区分开来。国家从事外交活动，而政府从事外事活动，两岸各有的“国家外交”依现行国际法行之。这与某些大陆学者的看法也有相似之处。当然，杨开煌还主张：在大陆地区存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而在台湾地区就存在着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关系。在中国的领土上，目前存在着两组重迭的国家与政府的关系(6)。这也就坚持了“主权国家”的底线。

再如，戴瑞明提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看法(7)。张亚中也说：如果最后的签署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名义签署，当然最理想。这与某些大陆学者也有交集。但邵宗海加上了“对等性”原则，坦率地指出他们的观点是：“你是什么，我就是什么，如果中国大陆是国家，台湾就是国家；如果中国大陆是中央政府，台湾就是中央政府”(8)。这样就成了两个国家、两个中央政府了。

介绍上述情况是为了说明：两岸学者都为破解难题做出了贡献，正因为张亚中、刘国深等人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努力，他们的说法都与以往有相当大的不同，才会得到大家的重视。但经过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双方存在不同的表现：台湾学者吸收或接受大陆的某些观点，促使彼此有了某些共识，这是善意的表现，应当得到肯定，但他们始终坚持了“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的底线。刘国深则是在原来不愿意面对“中华民国”的底线上做出了相当大的让步，当时邵宗海就表示“大陆学者论文已能公开讲述中华民国，这是一项进步”(9)，因而特别引起台湾方面的兴趣。由此可见，虽然二位都提出了个人的创意，但二者之间在对待双方原有的“底线”上则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这一点是不应当忽视的。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能不能突破原有的“底线”是两岸政治定位问题能否解决的关键，这是我们需要突破的第一个瓶颈。此外，从两岸关系的现状来看，在近期内没有进行政治协商的可能，换句话说，解决两岸政治定位的条件尚未成熟，这是第二个瓶颈。要如何面对这两个瓶颈？这是当前应当研究的问题。

1，是否敢于突破底线？

如果真要解决难题，双方就需要采取合作的态度，对于对方的善意，要做出善意的回应，要鼓励对方与自己合作，这样才能推进难题的解决。“政治上成熟的人会寻求折中的解决方法，使冲突各方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意”。如果一方敢于突破底线，另一方也有同样的回应，从原有的底线做出一些让步，这样，对于解决难题就有可能前进一步。反之，如果一方做出让步，而另一方却坚持原有的底线，双方又陷入僵局。一方让步，一方不让步，还可能导致两败俱伤。

妥协是一种政治智慧，有时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妥协才有可能得到双赢。因此，要解决两岸的难题就需要互相妥协，双方都要做出让步，双方都要放弃一些东西，寻求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折中方案。要做到任何一方完全满意是不可能的，只能做到“虽不满意，但可接受”，双方都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张亚中们、刘国深们的创意，在两岸处在“首发”的地位，属于“个人行为”，他们都还没有得到两岸官方的认可，也未成为台湾或大陆的主流民意。他们都需要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包括他们之间的相互支持。如果做出让步的一方由于没有得到对方的善意回应，他们自己就没有理由再做出新的让步，而别人则可能认为他们让步得太快、太多，而不给予支持。这样，再好的创意也可能夭折，这将是十分可惜的。因此，现在的关键在于尚未做出让步的一方是否敢于突破原有的底线，“球”已经在台湾一方了。

当然，处在“首发”“先行”的地位，要冒相当的风险，要从原有的底线上让步，更可能要面对自己人的责难。在台湾，困难会更大些。台湾学者汤绍成指出：“对内双方都是地区，对外双方都是国家。这是已经国民党的政策”(10)。可见这就是台湾当局在两岸政治关系定位方面的立场与底线。因此台湾学者能不能、敢不敢突破这一底线，什么时候才会突破这一底线，应当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2、是否存在解决难题的意愿？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解决这一难题的条件还不成熟。在“先经济后政治”前提下，台湾方面已经明确表示在近期内不谈政治，10月19日马英九再次表示，两岸还有许多经济议题，因此不会将政治议题纳入讨论。实际上，即使马英九在2012年连任，政治议题也很难提上日程。有一位台湾学者认为“只要马英九坚持‘不统’，政治定位问题就不想解决”，两岸不可能谈判政治定位问题。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同时，台湾主流民意主张“维持现状”，并不急于解决这一难题。台湾内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有很大分歧，要取得共识十分困难。再加上复杂的国际因素。这一切都表明台湾当局在近期内没有解决两岸政治定位问题的意愿。

从大陆方面来说，目前也认同“先经济后政治”，不急于协商政治难题。而且大陆内部对于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案，也还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可见，要真正解决这一难题为时尚早。这一个瓶颈与比前者相比，应当是更加棘手的问题。

由于存在以上两个瓶颈，所以目前只能“搁置争议”，换句话说，目前还处于“两岸政治对话的前期准备阶段”，两岸政治定位问题要留待条件成熟以后解决。急不得，但也等不得。在现有条件下，两岸学界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1、为破解政治难题做好准备。两岸政治学者可以就现有的各种方案进行讨论，首先是张亚中与刘国深的方案，坦诚地提出意见与问题，寻求解决的途径，或在现有基础上拟出更好的方案。实际上，再好的方案也未必能够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因此，首先，两岸学者提出的方案都需要有一个“说服内部，争取支持”的过程，使自己的方案分别符合大陆或台湾的主流民意。其次，在两岸之间，则需要通过交流、沟通，增进互信，增进共识，提出一个或几个双方都可能接受的方案，为破解难题做好准备，也为将来的两岸政治谈判创造有利的条件。在提出新的方案时，首先应当考虑以下两点：大陆学者不应当回避“中华民国”，台湾学者不应当违背“非国与国关系”；要在张、刘的基础上向前推进，而不要倒退。

2、建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论框架，即对两岸关系发展前景要有各自的或共同的“论述”。两岸通过各个方面的大交流，积累政治互信，为两岸政治对话创造条件，这是必要的，但有人以为只要通过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两岸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我不以为然，我同意张亚中的看法，“政治问题还需要政治解决”，经济、文化只是助力罢了(11)。现在台湾方面有人提出具体建议，例如成立“两岸和平促进委员会”或“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也有人认为应当先成立“两岸和平发展学术顾问委员会”，这都体现了“政治问题政治解决”的思考，是值得重视的。我认为建构上述“论述”应当是这些委员会的重要任务之一。要让大家明确“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路怎么走，只有达成了共同的论述，才会有明确的方向。两岸学界都应当在这个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2010年10月初稿，11月修订。

注释：

（1） 张亚中：《统合方略》，台北，生智文化事业公司，2010年，第43-44页。

（2） 同上，第47，48页。

（3） 张亚中：《追忆汪道涵先生的共同缔造论》，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9-12-28

（4） 同注1，第24,181,183页。

（5） 包宗和：《一个超越历史局限的两岸观：迎向“搁置争议，追求双赢”的新路线》，见蔡朝明主编：《论两岸关系新路向》，台北，远景基金会，2009年,第189－200页。

（6） 杨开煌：《“胡六点“后推动两岸和平稳定政治关系之芻议》，《中国评论》2009年第5期。

（7） 戴瑞明：《面对“一个中国”：从互不承认到互不否认到尊重现实》，见张亚中主编：《两岸政治定位探索》，台北，生智文化事业公司，2010年，第176页。

（8） 邵宗海：《解决两岸政治谈判中“台湾定位”的问题》，见张亚中主编：《两岸政治定位探索》，台北，生智文化事业公司，2010年，第201页。

（9） 《大陆学者论文首见“中华民国”》，《联合早报》2009年11月15日。

（10） 汤绍成：《两岸关系：国民党的政策与观点》，《中央日報網路報》，2010年3月29日。

（11） 张亚中：《从“一德各表”到“一中同表”：德国统一经验的反思》，《中国评论》2010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