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种文化断裂

所谓“文化断裂”或称“文化中断”“文化不连续性”（cultural discontinuities），指的是某种文化在传承过程中或是与不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出现非连续性的现象。文化断裂是指一个社会中文化的核心即价值观不能连续下去，发生中断，而不能理解为传统文化、旧有文化的消失。

1988年美国加州大学哈里·艾克斯坦（Harry Eckstein）提出两种类型的文化变迁，在情境与结构的变迁中，讲到文化的不连续性（cultural discontinuities）。他把文化不连续性与社会不连续性联系起来考察，认为诸如在发生战争、新政体的形成等等社会动荡时，这种社会创伤或社会断裂，就会造成文化上的后果。[1]　对此，台湾学者黄秀端做出如下扼要的概括，她认为这里所说的文化的不连续性指的是“当社会情境发生重大变化，模式维持的变迁与缓和文化的僵硬性皆无法处理社会的变动时，文化便可能呈现不定型狀态（formlessness），因此 Eckstein 稱之为文化的不一致性。”[2]

应当说，文化断裂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自身文化发展过程中在继承方面受到破坏和中断，文化发生质的变化，即历时性的、纵向的断裂。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体制的变化，外来文化的影响，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失去了它在传统社会条件下巨大的社会整合功能，不能按照原有的主流的态势连续发展下去。这种文化断裂状态这是一种文化传承和文化变异的常见现象。强烈的文化断裂往往与政治因素有关，包括各国历史上的外族入侵、重大的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等等。例如，公元前1200至1100年间中欧地区的移民，中世纪基督教对古希腊罗马异教文化的摧毁，文艺复兴时期对整个基督教文化的全盘否定，纳粹主义导致的德国文化断裂等等。从中国来说，例如，台湾被日本侵占，台湾光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化大革命”等等。

另一种是文化内部不同层次之间的差异、失配和失衡，这是共时性的、横向的断裂。例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文化与亚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发达地区文化与落后地区文化的差异，以及移民、少数民族由于语言文化的障碍造成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等等。还有人指的是一个社会内部不同看法形成的文化冲突，例如“美国社会中的文化断裂，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冲突， 在诸如堕胎、肯定性行动、同性恋权利、公共教育、多元文化主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看法”。[3]

此外，还应当指出，随着拉美裔人的增加，美国的核心文化，即盎格鲁－新教文化正受到多文化主义的挑战，西班牙语将成为美国第二官方语言。亨廷顿警告说，“美国将分成两杈，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4]　这可以算是文化纵向断裂与横向断裂结合的类型。

本文先分别对大陆和台湾从历时性的、纵向的角度，考察各自文化断裂的历史，然后从共时性的、横向的角度，考察两岸之间文化断裂的现实。

二、大陆的文化断裂

1949年以后，大陆发生过四次历时性的纵向的文化断裂。

第一次是在建国初期到“文化大革命”之前。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和新政治制度的建立，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而旧中国的文化阻碍了新文化的建立。党中央强调，“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要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于是，“清除和批判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肃清一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的任务便提上了日程。从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紧接着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其结果“清除思想上残存的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的影响，在政治上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并在清理资产阶级思想和唯心主义观念方面取得初步成绩”。后来又开展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和清理等等。这一次文化断裂是对旧文化（或“民国文化”）的批判与切割，旧文化居于主流地位的发展态势已经中断了。

有关这个时期的文化断裂，有的学者认为“从五十年代以后大学生开始，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提出要‘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5]　有的学者把这个时期的文化，称为“新传统文化”，认为它是“由民主主义文化发展而来，带有许多传统文化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社会本应加以改造转化，但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走上了极端，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新传统文化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社会政治－文化权威的一元化，个人崇拜盛行。第二，具有新的封闭性与保守性，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对一切问题进行非此即彼的划线分析。第三，政治中心化倾向。这体现在经济、社会生活及各种文化形态高度政治化，不承认各种文化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第四，新传统文化继承的传统文化的群体本位模式，把它改为单位与国家一体的集体主义。”[6]

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文化断裂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开展“破四旧”的斗争，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强调“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就是对此前已经存在的文化一次翻天覆地的大变革，由旧的文化结构变成为新的文化结构，不论是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等都要进行一场全局性的、深层结构的、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的大变化。钱理群指出：“到‘文革’就更发展为批判‘封、资、修’，不仅和中国传统文化断裂，而且和世界文化断裂”。[7] 朱旭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宣告上述“新传统文化”走向衰落。张隆溪认为这一次文化断裂是“有意造成的与传统及文化（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文化）的决裂”[8] 周留征等认为：“‘文化大革命’用暴力的手段人为割裂了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与文化传统，造成了文化传承的断裂”。[9] 这次“文化大革命”与此前存在的文化相比，显然是一次文化断裂。

第三次是改革开放初期，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对“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反思，对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外来文化（西方文化）、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等等展开了争论，出现了各种文化思潮与“文化热”。这是与前一个时期的文化进行切割，对“文革文化”的彻底否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中国文化开始新的转型，开始向新的文化过渡。姚中秋指出：“七十年代初，意识形态一统格局就已破裂，知识分子基于此意识形态之异端，对意识形态予以反思、批判，八十年代，文化一统格局被打破”，[10] 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展开论争。

第四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提出与建构。在90年代前期就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提法，以后逐步充实，到了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作了十分明确而简洁的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强调“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问题。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俞吾金认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核心；二是社会主义文化中保留的中国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文化；三是融入社会主义文化中的外来文化因素。此外，还有非主流文化，一些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例如新自由主义、宪政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等也在中国大陆传播，产生一定的影响。他还指出，当代中国文化存在五组矛盾：普世主义与种族中心主义的冲突、总体本位与个体本位的冲突、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共同富裕的冲突、发展科学技术与遏制科学主义蔓延的冲突、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文化心态的冲突。[11] 以上情况既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特色与核心，也表明它在建构过程中所面对的复杂局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下发展方向，对前一个时期处在转型、过渡状态的文化来说，也是一次文化断裂。

应当指出，以上四次文化断裂，分别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新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建立；重大的社会变革：“文化大革命”的兴起与被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变迁；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德国学者何乏笔把这种文化断裂称为“民国文化”与“共产文化”的断裂。[12] 资中筠指出：“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百年来总是在不断‘彻底决裂’中，好像盖房子总是拆了重盖，多少有志者的智慧、劳动就此浪费在推倒重来之中”。[13]

对于导致文化断裂的原因，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辛旗指出：“中华民族价值观的最大问题是文化断裂”。“从近现代史来看，中华文化出现重大断裂，主要受三个大的因素影响”，即“强权殖民的侵入”、“社会革命付出的文化代价”、“现代化的社会成本”。[14] 朱中原认为，“文化断裂是在社会断裂的前提下出现的”。“最根本原因是由于当代中国的改革机制扭曲所导致的”。[15] 许纪霖认为，发生文化断裂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公共文化和核心价值的丧失”。[16] 显然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还应当指出，尽管经过四次文化断裂，但以往存在的文化包括价值观，在不同程度上仍然对今日的中国文化发生重大的影响。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任重道远。

三、台湾的文化断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发生了三次文化断裂。

第一次是光复初期日据时期的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断裂。台湾经历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日本文化对台湾社会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当时台湾民众受日语教学，使用日文写作，在价值观念上也受到日本的影响，因而光复初期出现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大陆文化与台湾在地文化的冲突，出现了文化断裂的现象。台湾当局一方面对殖民文化进行扫荡、摒除，一方面恢复和重建中华传统文化。但在禁用日文、日语方面操之过急，在思想文化领域则实行全面管制，开展“反共救国”教育。这是第一次文化断裂。后来，在60年代，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出现了“全盘西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论战。1967年以后开展“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强调以“固有文化”来“充实国民精神生活”。中华文化逐渐成为台湾的主流文化。

第二次是从七、八十年代开始出现的文化本土化运动。70年代发生“乡土文学论战”，80年代发生“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论战。台湾学者杨儒宾认为“当有一个非共识的‘中华文化’、‘中国’进入岛屿时，一个对照面的‘台湾文化’、‘台湾’就不可能不产生”。[17] 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是国民党的统治工具”，主张“台湾文化”要与“中国文化”划清界限。蔡英文曾经指出，国民党提倡“中华文化”，“当大家对国民党的政权、威权性格产生反感的时候，无可避免地对‘中华文化’这四个字也有反感”。[18] 从70年代开始，“独派”知识分子与李登辉、陈水扁当局在20年间极力推行“去中国化”，企图建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即建构一个与中华文化不同的台湾文化，直至制造“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断裂，但终于遭到失败。[19] 但是，“去中国化”的影响不可忽视，有人指出，它造成“台湾居民复杂暧昧的文化身份，表露于台湾介于中国与日本间，文化认同的矛盾状态。”[20] 还有人指出：陈水扁当局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期待能栽培出新一代的台独顺民，期待大陆和台湾的历史文化联系从高中生的意识里断裂”。[21]

第三次是马英九上台以后推行的“台湾特色中华文化”。马英九指出，“台湾特色中华文化有三个特质：一是公民素养植根最深厚；二是传统文化保存最完整；三是传统与现代的衔接转化最细致”。它是“中华文化与台湾本土文化结合”，又是“台湾人用台湾的空间，用台湾的人力，发展出一个丰富中华文化的模式”。这种文化既与“独派”排斥中华传统文化的“台湾文化”相区隔，又与不是由台湾人建构的大陆文化相区隔。换句话说，既要与独派的台湾文化断裂，又要与大陆文化断裂。[22] 在接受外来文化影响方面，则强调“吸收了西方当代文明的精华”，实际上主要是美国文化。陈映真指出：“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成为台湾朝野精英共同的思想和意志”。[23]

以上三次文化断裂都与社会变迁、政治变革有关。先是在光复以后，国民党当局以中华文化与日本文化相切割；接着李扁当局以“台湾文化”与被视为“国民党统治工具”的“中华文化”相切割；马英九当局则以“台湾特色中华文化”与“独派”的“台湾文化”以及大陆文化相切割。因此，日据时期留下的文化、国民党推行的“中华文化”、李扁当局推行的“台湾文化”都出现了不能连续发展的现象，即出现了文化中断或文化断裂。

四、两岸之间文化断裂的现实

正是由于大陆和台湾都发生过文化断裂，因此传统的中华文化在两岸都受到冲击和变化，由于两岸各自的文化断裂发生的原因和变化的状态不同，对现存的两岸文化也有不同的影响，现在我们从共时性、横向的角度来讨论两岸之间文化断裂的现实。

（一）两岸主流文化的文化断裂

1，大陆的主流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党的十五大报告作了十分明确而简洁的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大陆学者黄枬森指出：“文化的类型应该是同社会的类型一致的，即应该按照社会的类型来划分。”“中国现代文化十分复杂，各种文化因素均处于变化发展之中，但就其最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文化类型而言，它应是社会主义文化。”“现代的中国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他还指出，现代的中国文化包含着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主流文化核心或指导思想无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及其发展要求的反映，又是为这个制度服务的”。[24]

李景鹏指出：“社会主义文化吸收各种异质文化，是一个从混合文化向着单一文化过渡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它包括人们观念的转变，包括政府政策的转变，同时也必然伴随着各种观点之间的交锋和各种人群之间的博弈。但是，只要领导者本身有着清醒的头脑，又采取适合于文化发展规律的方法，社会主义文化自我更新的任务是可以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最后实现的。”[25]

总之，大陆的主流文化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核心；二是社会主义文化中保留的中国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文化；三是融入社会主义文化中和外来文化因素。就这三个部分来说，与当代台湾的文化都有本质的差异。

2，台湾的主流文化：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按照马英九的说法，它包括五个方面：

海洋文化。台湾在美国、中国大陆、日本三大经济体竞合中求发展，把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与开放进取的海洋文明，揉合成“具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海洋文化”是“开放与创新”的方面，特别是“吸收西方当代文明的精华”。

多元文化。包括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原住民文化、大陆各省文化以及日本文化、西方文化等在内的多元的文化，并且发展出“独特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充分展现出台湾的文化包容性。

创新文化。台湾保留了完整而丰富的中华文化传统，从人文精神到生活美学，它融合古老的涵养与现代的创新。台湾创造了新的中华文化。

志工文化。马英九强调志工运动是具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文化和社会现象。“这是自由民主环境及富裕的社会才会出现的自动自发的行为”。

爱心文化。马英九以台湾的佛教为例，佛教的入世化、企业化、志工化、国际化，都是爱心文化的体现。

他强调台湾特色中华文化中的“公民素养”、“民主制度”、“自由精神”、“普世价值”、“人权法治”等等，说明它是“中华文化与台湾本土文化结合，结合成一个非常完整且新的东西”，是“台湾人用台湾的空间，用台湾的人力，发展出一个丰富中华文化的模式，这就是发展了一个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26] 可以说，台湾主流文化体现了台湾主体意识。他还强调台湾在“保存中华文化”和“创造台湾精神价值”这两个方面有优势，以此与大陆相比较，用以显示他们在文化上的领先地位，并与大陆文化相区别。

以上根据两岸各自对本身主流文化的说法，可以明显看出二者存在根本的差异，这是从两岸主流文化横向相比，看出二者之间的文化断裂。

（二）两岸政治文化的断裂

1，大陆的政治文化

当代大陆主导的政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此外还存在政治亚文化，包括社会主义政治亚文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外国政治文化的影响等等。当前正处在从相对封闭逐步走向全面开放、从强调斗争哲学走向注重和合精神、从传统式的政治文化走向现代性的政治文化的进程。[27]

总的来说，人民对于现行的政治制度及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具有政治认同感、信任感和支持感，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以及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有所提高，并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等等。同时，有些学者做了实证研究，《变迁、分化与整合：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实证研究》一书得出如下看法：

在政治认知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二十年间，我国公民无论是对政治重要性的评价还是讨论政治的热情都明显下降了”，“政治文化的世俗化程度将逐步提高”，“统治合法性的心理基础日益复杂”，“无论是对政治寸政治重要性、讨论政治的热情的判断还是对安全、秩序、腐败、公平等状况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政治情感方面，“中国人的自豪感是在提高的”，但分布不均衡；对共同体的忠诚度较高，对典则和当局的忠诚度较低；“好中央，坏地方”成为公民独特的政治情感模式，总体信任水平下降。

在政治价值取向方面，“国家和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和家庭利益的观念仍然大量存在，集体主义价值观仍然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突出特点”。“中国公民的权威主义人格的比例已经明显下降了”，“中国公民更加倾向于认同温和和渐进的改革”。“平等仍然是中国公民更重视的价值”。从社会观的变化来看，中国政治文化也正在向有利于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

该书的结论是：“当代中国公民的政治文化观念既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顽固和保守，从而构成了中国政治发展的障碍；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独特，从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精神基础。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等的深入，中国政治文化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变革中有分化，分化中又包含着进一步整合的因素”。[28]

总之，当代大陆的政治文化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为主体，并且正在继续建构和变革之中，因而存在多元和复杂的因素，这就是与台湾的政治文化有本质差异的所在。

2，台湾的政治文化

台湾自从解严以后，逐步走上政党政治的道路，在政治文化上也试图模仿和搬用西方的政治文化，并且带有本土的特色。经过李登辉、陈水扁时代的“去中国化”，形成了以“台湾主体意识”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并且由于两大政党和蓝绿阵营的矛盾与对立，形成了具有极端性和冲突型的政治文化。

在政治认知方面，一般人都强调台湾主体意识，认同台湾。不少人以“台湾人”作为自己的身份认同，形成了“台湾人”与“中国人”的群体差异。在“国家认同”上，一部分人认同“中华民国”，另一部分人认同“台湾国”，甚至强调“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凸显与“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区隔。有人指出，“很多台湾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对政治的‘冷感症’﹑‘躲避症’﹑‘恐惧症’和‘轻视症’都成为台湾人的政治文化”。但是，在2014年的选举中，年轻世代由于网络上的同侪传播，“透过打卡、直播、图影、社群等方式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参与热诚”，改变了以往的“政治冷感”。[29]

在政治情感方面，台湾民众以“民主政治”为傲，”实行美国式的民主”，自认为是美国民主的好学生，“亚洲民主的灯塔”。在情感上亲美、亲日、亲西方的政治体制，反共、反对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有人甚至反对“大中华”，表现出极端的情绪化。一部分人对“中华民国”怀有浓厚的情感，另一部分人则感到厌恶。台湾社会分成蓝绿两派，在政治情感上处于对立状态，互相展开政治恶斗。李鹏指出：“蓝绿两大阵营都有两成左右的基本支持者，这些民众的情绪性和非理性色彩浓厚，对自身阵营认同度很高，政治参与热情高涨，甚至出现政治参与狂热的情况”，其中的“台独基本教义派”“抗争的手段也最为激烈，甚至不惜暴力和流血，是台湾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30]

在政治评价方面，“爱台湾”已经成为最主要的价值标准。不论蓝绿都以“爱台湾”、“台湾优先”、“以台湾为主”、“台湾主体性”等等为标榜。从李登辉、陈水扁直到今天，台湾当局都在努力建构“台湾主体意识”，力图与中国大陆划清界限。在这个基础上，一部分人逢中必反，去中国化，指责对方“亲中”“卖台”，煽动对立和仇恨，鼓吹“台湾独立”，主张“一边一国”。另一部分人则提出两岸“非国与国关系”，主张“不统、不独、不武”维持现状。

关于台湾政治文化，台湾方面提出有不少值得重视的看法。例如，南方朔提出，陈水扁的“煽动文化”和国民党的“恐惧贩子文化”是“伤害台湾的两种政治文化”。[31] 谢长廷认为“台湾政治文化的问题，其实不在蓝绿，也不在统独，而是更深层的心态和环境的问题。台湾社会有很大的不信任感，只要执政的党派和自己不同，就容易（成为）扣对方的帽子或栽赃恶质的动机”。[32] 蔡英文提出民进党要“带领台湾走向新的政治文化”。要“改变台湾对立仇恨、明星崇拜的政治文化”，即“可不可以不要再召唤对立的仇恨，而是来召唤共同的责任？可不可以不要再召唤政治明星来崇拜，而是召唤出负责任的新世代，把国家的担子扛起来？” [33] 《联合报》社论指出：“长年政治厮杀所遗留下来的敌我意识、猜忌情绪及僵固思维，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消除；包括若干不太健康的竞争心理或扭曲的政治逻辑，也都有待时日持续调整，才能打造台湾厚实精致的政治文化”。[34] 这说明台湾政治文化存在不少问题，与中国大陆的政治文化也存在巨大的差异。

（三）两岸价值观的断裂

1，大陆的价值观

当代中国大陆的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的，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价值观区别于西方价值观、中国传统价值观、乃至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标志。但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正在建构之中。因此杨学功指出：大陆现有价值观则具有“多元并存，新旧交替”的特点，即“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由西方传入的主要以欧美为代表的近现代价值观，改革开放前与毛泽东时代的体制相适应的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改革开放实践中新生的价值观，这四种因素同时并存、相互交织，展开着激烈的争辩和交锋。” 既存在“天下为公”、“刚健自强”、理性、自由、民主、法治等观念，又存在封闭守旧、满足现状、害怕革新、“以阶级斗争为纲”、崇尚权力、忽视民主法治等观念，以及 “左”“右”之争与“姓社”“姓资”的纠緾。“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进，人们的责、权、利不断明晰，自主意识不断增强，当下社会呈现出主体多元化的格局；与此同时，社会价值重心由政治向经济转移，各阶层主体的利益和需要得以凸显，价值取向也日益多样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则是“当代中国在价值观领域的一个巨大历史进步”。[35] 郑佳明认为当前大陆的价值观处在“从一元到多元，从单一到多样，从贫乏到丰富，从封闭到开放，从革命到改革，从激进到渐近，从斗争到博弈，从极端到从容，从无序到有序，从狭隘到包容，从自卑到自信，从盲从到主见，从重人情到重法制，从重政治到重经济，从重道德到重利益”的变迁过程中。[36]

总之，当前大陆的价值观正处在变革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处在倡导与建构阶段，尚未建成，与此同时，不适应现代潮流的价值观仍然存在，后者往往被台湾方面作为对大陆“判断对错、选择取舍”的标准，以至对两岸交流产生负面的影响。

2，台湾的价值观

按照马英九的说法：“台湾人具备正直、善良、敦厚及包容等核心价值，社会上到处都有许多好人好事”，“这些传统美德与价值都是重要的软实力，不仅带动社会整体行善风气，更让台湾在世界立足，成为受人尊敬、让人感动的地区”。[37]　 “我归纳出台湾人所应有的、具有的六大核心价值：一是正直、二是善良、三是勤奋、四是诚信、五是进取、六是包容。每一位‘台湾英雄’都具备这些特质，他们这些典范社会应该珍惜、政府应该重视，唯有靠着这些核心价值，才能克服逆境，才能重返荣景。任何幸福都不会从天上掉下来”。[38] 他们强调台湾认同普世价值观。

台湾最引以为傲的价值观是自由、民主。马英九强调坚持台湾的民主价值观，蔡英文也强调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是，并不是大家都认同这些说法。在美国的熊玠教授评论台湾2014年选举时指出：它是国民党“领导阶层不懂民主制度中‘多数党政治’ 的意义因而造成自毁长城的后果”，“更不能说是台湾民主制度的胜利。”[39]

台湾学者对于台湾的民主政治更有切身的感受。张铁志指出：“过去20年，台湾人民辛苦地追寻民主的解放，但得到的是一个贪婪的资本主义、一个被市场力量穿透的政治领域，以及一套无法有效规范市场带来的不平等的虚弱民主。既有的认同矛盾，仍然压制着日益扩大的阶级矛盾，不容它转化为有效的政治力量。于是，人民对民主制度丧失信心，并对社会正义的价值开始感到虚无。这些，乃是台湾民主的最大危机”。[40] 盛治仁则指出：台湾“民众自己有没有一套固定的民主价值，还是随着政党立场变化的浮动标准，将会决定政党的表现以及我们社会讨论公共议题的标准。民主政治，真的是‘自作自受’的政治。”[41] 苏起认为“问题在台湾这二十几年一直引以为傲的民主化实际上只完成了一半，也就是‘自由化’；还没有完成另一半，‘制度化’。因为没有‘制度化’，所以台湾的头脑被‘自由化’冲得发烧的同时，躯壳仍然陷在半民主半戒严、半法治半人治的制度中举步维艰。”[42] 李远哲尖锐地指出：在“赢者全拿”的社会里，大家都想赢，很难推动多元化社会。他将这种情况归咎台湾环境“不公不义”，当局负债过高，台湾年轻人一出生就负债上百万元，他们对未来不抱希望。他感叹，台湾现在面对的将来，是非常黯淡的，若社会要成功改革，就要先让社会公平合理，才能扭转价值观。[43] 由此可见，能不能把民主、自由等等确定为台湾的核心价值观，还值得讨论。

当然，有关台湾的价值观还涉及许多方面，这里暂时从略了。

五、结语

以上分别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介绍了两岸各自的文化断裂以及两岸之间的文化断裂，本文只是对历史和现实做出描述，而不做出价值判断。只是说明两岸文化各自经历过不同的文化断裂，发展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台湾特色中华文化”，从主流文化、政治文化、价值观来看都有质的差异，目的是确认两岸之间文化断裂的事实，从一个新的角度加深对两岸文化存在本质差异的认识。

我认为在研究两岸文化时，固然要重视两岸文化之间的“同”，更要重视两岸文化之间的“异”，正是因为“异”的存在，使得两岸文化交流、文化认同产生许多困难。无视两岸文化的本质差异，把两岸文化交流和文化认同当做一件容易的事，有意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就会低估两岸文化认同的难度，欲速则不达，这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走向认同是没有好处的。

[1] Harry Eckstein: A culturalist theory of political change，Regarding Politics: Essays on Political Theory, Stability, and Chan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2] 黄秀端：《政治文化：过去、现在与未來》，《东吴政治学报》1997年第8期。

[3] 朱世达：《美国社会中的文化断裂》，《美国研究》1999年 第3期 。

[4] 亨廷顿：《谁是美国人》，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37页。

[5] 钱理群：《梦话录》，漓江出版社2012年版，第81页。

[6] 朱旭东著（《全球化历史进程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

[7] 同注5

[8] 张隆溪：《文化断裂与文化韧性》，《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1期。

[9] 周留征等：《当代中国文化认同危机的历史成因与现实对策》，《山东社会科学》013年第8期。

[10] 姚中秋：《国史纲目》，海南出版社2013年版，第490页。

[11] 俞吾金：《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冲突与出路》，　《浙江大学学报》2007年7月。

[12] 何乏笔：《创伤与创造：台湾的文化纠结与中华文化的重构》，《思想》第25期，2014年5月。

[13] 《我与三联》，三联书店2008年版　，第36页。

[14] 辛旗：《弘扬中华文化，促进民族统一》，“华夏经纬网”2012年9月5日。

[15] 参阅：王岳川、朱中原：《 中国的文化断裂与文化分层》，“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2007年3月24日。

[16] 许纪霖：《读书人站起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17] 杨儒宾：《台湾的创造力与中华文化梦》，《思想》第25期，2014年5月。

[18] 《在台湾谈中华文化》，《思想》第25期，2014年5月。

[19] 参阅陈孔立：《“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建构》，《台湾研究集刊》2013年第5期。

[20] 陈丽文：《文化的断裂与延续：以台湾社会为例》，《空大人文学报》第16期，2007年。

[21] 《从台湾高中历史课程纲要看历史的断裂和危机》，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547182&boardid=1

[22] 参阅陈孔立：《“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的建构》，《台湾研究》2013年第6期。

[23] 陈映真：《台湾的美国化改造》，http://www.guancha.cn/ChenYingZhen/2013_07_08_156732.shtml

[24] 黄枬森：《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人民教育出版社网，http://www.pep.com.cn/peixun/xkpx/sxzz/lx_l

[25] 李景鹏：《政治文化历史变迁析论》，《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5期。

[26] 《马英九表示要打造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2009年10月10日。http://www.chinanews.com/tw/tw-twyw/news/2009/10-10/1903031.shtml

[27] 陈义平等著：《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114页。

[28] 以上引自（楚成亚等著：《变迁、分化与整合：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实证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136，137,168-169,219,240,244页。

[29] 杨艾俐：《北京对台政策应“去选举化”》，http://www.aisixiang.com/data/80970.html

[30] 李鹏：《台湾难以实现政策稳定的政治文化根源》，《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3期。

[31] 南方朔：《伤害台湾的两种政治文化》，http://www.yucc.org.tw/news/domestic/20120117-1/

[32] 谢长廷：《台湾政治文化的问题》，http://www.shadowgov.tw/1946185040_0_sg.htm?page_no=1

[33] 《蔡英文宣布参选 2012总统》，http://www.chinanews.com/tw/2011/03-11/2898506.shtml

[34] 《联合报》社论：《台湾政治文化可以更厚实精致》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2012，2，2

[35] 杨学功：《当前中国价值观冲突及其前景》，《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36] 郑佳明：《中国社会转型与价值变迁》，“共识网” 2014年9月18 日。

[37] 马英九：《传统美德与价值让台湾在世界立》， ttp://taiwan.huanqiu.com/news/2013-10/4512373.html

[38] 《台湾中央社八十五周年社庆 马英九谈六大核心价值》，http://www.chinanews.com/tw/twyw/news/2009/04-01/1628804.shtml

[39] 熊玠：《从政治学眼光看台湾应汲取的历史教训 》，“中国评论网”2014年12月5日。

[40] 张铁志：《台湾新民主的诅咒？》，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thyj/article_2014012599647.html

[41] 盛治仁：《“自作自受”的民主政治》，《联合报》2014年4月19日。

[42] 苏起：《台湾民主的反思》，http://www.doc88.com/p-908961721675.html

[43]《谁该为台湾教改失败负责》，http://www.huaxia.com/thpl/tdyh/yh/2014/11/4150665.html

（原载《台湾研究集刊》2016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