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球在台湾，正如乒乓球在大陆一样，是广大人民引以为傲的体育项目，而且台湾人对棒球的痴迷程度远远超过大陆人对乒乓球的热爱。有人说：“台湾人对棒球的热爱，却超越所有运动”，“棒球是台湾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棒球是台湾唯一能够超越族群党派，将台湾人心凝聚起来的运动”。在历史上，棒球也确实为台湾争得了不少荣誉，所以有人把棒球说成是台湾的“国球”和“国魂”，把棒球高手称为“台湾之光”，给予极高的荣誉。

棒球承载了台湾人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棒球赛被看作是台湾人尊严的展现，重要的棒球比赛被视为体坛大事，一定有许多人观看。2008台北队进军奥运资格赛关键场次的与澳大利亚队之战，不只是现场挤进了14000名爆满观众，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守在电视机或收音机前紧盯球赛进展。以棒球为题材的电影《KANO》首映时，嘉义就有6万人参加，上映前已经有100场包场，超过3万人观看，预售票达到3000万台幣。万人空巷，封街游行，所谓“台湾人疯棒球”由此可见一斑。

不仅民间如此，政界也十分关注，因为政治介入了棒球，棒球介入了政治。棒球联系着民意，关系到选票，谁也不敢掉以轻心。有人指出：“在台湾，如果说不上几场痛彻心扉的国际赛事或者大快人心的‘逆转胜’，你大可以怀疑这个人其实是观光客、或者有‘高功能反社会人格’。”所以，可以说，棒球已经成为“台湾人认同”的一个标志，是划分“我群”与“他群”的标志之一，也是“爱台湾”与否的一个界限。因此，不论党派、不论蓝绿乃至各个政治人物，都对棒球给予高度的重视，也都对棒球怀有深藏的神秘的自发的心理状态，各种不同的“棒球情结”。

棒球究竟对台湾政坛的过去、现在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观察的问题。

一、从《KANO》谈起：不同的历史记忆

台湾的棒球运动是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开始的。电影《KANO》描写日据时期一支由日本人、汉人和原住民组成的嘉义农林棒球队（简称“嘉农”KANO），在日本教练指导下，1931年拿下全岛冠军，并且参加日本的“甲子园大会，以“奋战到底，不放弃任何一球”的精神，感动了场上55000名观众，以三胜一负的成绩获得亚军，为台湾棒球史留下了光荣的一页。该片“除了少数场景夹杂着台语之外，几乎全用日语对白”。《KANO》2012年开始拍摄，2014年在台湾放映，引起全岛的轰动。

对于《KANO》，有人认为它是“修复历史”“荣耀再现”，“找回台湾的美好年代”，显示日本人和台湾人共同缔造的美好记忆。有人认为这是“美化殖民”，反映了“怀旧媚日”的情结，彰显的是日本武士道棒球的荣光。为什么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评价呢？那是因为人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历史记忆作出不同的评价。

这里有一个事例，有人写道：“台湾电影《KANO》与《军中乐园》，是台北市长参选人柯文哲最常提到的两部电影，《KANO》承载了经历日本殖民统治时代本省人，例如柯文哲家族的记忆，而《军中乐园》则反映出像姚立明这种外省人的哀愁”。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时，姚立明担任柯文哲的竞选总干事，他在竞选时，讲述了和柯文哲一起看《KANO》的感受。他说，全场电影一半都在讲日文，他听不懂，而柯文哲却很感动。因为柯想起他的祖父（“二二八”受难者），他哭了。而姚立明看了《军中乐园》中喊出“妈妈我想你”的呼号，就想起从小父母亲要他跪在祖父母照片拜年的情景，也会流泪。后来他和柯文哲交谈，“他问我你为什么会哭，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会哭啊，我们才发觉我们有不同的历史经验”。

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历史记忆会导致不同的政治心理，产生不同的情结。

二、国、民两党的棒球情结：不同的政治需求

1968年台东红叶少棒队以7：0的成绩打败日本少棒冠军队。时任救国团主任的蒋经国接见全体队员，给予慰勉，希望他们要继续用功读书，力求上进。他还赠送队员每人一套特制的球衣，并且答应将来要到台东红叶村去看他们。从此，棒球运动开始受到台湾社会的重视。

1969年8月台湾金龙少棒队前往美国威廉波特参加比赛前，蒋经国又勉励队员“将爱国家，守纪律、有生气、肯上进的中国少年良好精神，带到国际去”。比赛结果，金龙少棒队获得世界冠军，整个台湾轰动了。9月7日成千上万人涌向松山机场，迎接金龙队的凯旋。队员每人乘坐一辆吉普车，在市区游行，台北市万人空巷，人人争睹。1970年七虎少棒队前往美国卫冕世界冠军失败，蒋经国到机场迎接小队员，勉励他们不要气馁。至今还保留着当年蒋经国为小队员打伞的照片。1971年蒋经国还曾经去看望少棒队员，并且检查棒球鞋的质量。80年代台湾成人棒球也取得傲人的成绩，棒球高手吴俊良还先后获得蒋经国、李登辉的接见。后来另一位高手王贞治也先后受到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三任领导人的表彰。

台湾国民党当局重视棒球是和台湾的政治处境有关的。对此，台湾媒体提供了如下解读：

“1971年10月‘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以后，台湾的国际处境日益艰难，唯有透过这些少年们的球棒，才能找回国家与民族自信心。因此，每一位棒球选手，都被媒体以‘棒打洋人’的‘民族英雄’视之”。

“在台湾失去联合国席位并受到国际社会孤立后，棒球场上的胜利让台湾人找到了情感的寄托”。“将台湾球员刻苦打败强国球队的事迹，转化成台湾人在国际压迫下的胜利，使棒球的胜负与台湾人的民族认同联系在一起，借此安抚颓丧的民心”。

“从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到1979年美台断交，台湾在国际外交场域遭遇中国大陆全面打压而日益孤立，但经济正在起飞的它持续称霸世界青少年棒球赛，多少为台湾民众的国族自信打了强心针”。

“在那个年代，台湾当局的‘外交’连连遭遇挫折，国际局势不利，台湾民众士气低沉，这一切使得棒球更多是被赋予了一些民族主义的色彩，产生了莫大的激励作用”。“（那时）台湾不被国际社会接纳，所以利用各种方式曝光，棒球还算满有效，所以棒球也被国族主义围绕。”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们有五种（或六种）不同的需求，其中的“尊重需求”指的是，对内要显示有实力、能胜任、充满信心、能独立自主；对外，要显示有地位、有威信，受到别人的尊重、信赖和高度评价。当年国民党当局处在困境下，对内既有维护自信的需求，对外又有受到尊重的需求，而棒球场上的胜利，成为一剂提高自尊和自信的激励台湾社会的强心针。棒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它的尊重需求，这就是国民党当局的棒球情结之所在。

民进党上台以后，也十分重视棒球的作用。当时台湾经济萧条，失业率高，民进党虽然执政，却是一个少数党，在国际上处境也十分艰难。民进党当局希望通过举办大型的棒球赛事，一方面“满足民众对棒球热情的需求”，另一方面“达到他所渴望的政治领导权，进而得到人民的支持及选票，并且带来经济上的收入、增进国际外交，以及建构台湾认同等效益”。

2001年由台湾举办第34届世界杯棒球赛，陈水扁宣告“2001年是台湾棒球年”，11月6日比赛在台北天母球场开幕，民进党当局的首脑陈水扁、张俊雄等人参加了典礼。2007年又举办了一次世棒赛，有人指出：“举办2001年与2007 年两届世棒赛皆带给台湾政府及社会许多正面效益”，“世棒赛带给台湾政府最重要的效益在于非经济面向，包括了政府的外交拓展与台湾的国家认同感”。[1]

那时棒球高手王建民取得十分突出的成绩，台湾当局通过各种媒体大量传播王建民参加比赛的新闻。他们把出王建民说成是“台湾之光”“台湾之子”“台湾人的骄傲”，有关王建民的报道，都与国族认同联结。《自由时报》写道：“建仔发光，台湾沾光”“全世界都看到台湾”，是他“使得不受国际社会承认的台湾得以在‘国际上’露脸”。有人指出：“王建民透过棒球，使台湾地图与台湾形象深植全世界爱好棒球的人心。因为王建民的伸卡球，台湾再度站上国际体坛，2006 年台湾最佳代言人非王建民莫属”。[2]

显然民进党人关心棒球有十分明确的目的。例如，游锡堃担任党主席时，强调台湾棒球选手发挥了“台湾精神”，而民进党的台北市候选人谢长廷、高雄市候选人陈菊都是“台湾价值”“台湾精神”的代表。有人指出，在民进党执政时期，“台湾球队去美国比赛时，就有些侨胞是带青天白日满地红（“中华民国”国旗）过去，但有些民进党人士是带民进党旗子去的。都是为同一群孩子加油，他们都是为台湾在比赛，可是大人就是各自表述。”

民进党的棒球情结，如果按照“需求层次理论”，应当是属于“社交需求”层次，强调的是“归属感”。他们极力建构“台湾认同”，表明只有自己才是“爱台湾”，才是“正港的台湾人”，以此建构“我群”，而把自己的政治对手列为“他群”。棒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它的政治需求，从而体现了民进党的棒球情结。

三、政治人物与棒球：不同的情结

台湾的政治人物不论蓝绿大多数都与棒球结下不解之缘。这里只提出当今几位主要政治人物加以介绍。

马英九：他对棒球的重视，可能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2009年他把棒球称为“国球”，表示“政府一定会全力支持棒球的发展”[3]。同时还专门召开“棒球国是会议”（这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一次），提出振兴棒球方案，[4]　并且“保证4年内将投入12亿6000万设立成棒队”，[5]　他和他的夫人在五年时间内“观赏职业棒球赛超过60场比赛”。

马英九为什么如此重视棒球呢？恐怕不能用个人喜好来解释，还应当从政治角度来考察。人们都说，马英九在台湾有“外省人的原罪感”。他要摆脱这种“原罪”，就需要不断地显示自己忠于台湾、认同本土。所以他极力表白自己虽然不是在台湾出生，“但是在台湾长大、一岁就来台湾，从小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我将来一定也会死在台湾、葬在台湾，烧成灰都是台湾人，我一定用我的生命来捍卫台湾的安全，但我也要用我的智慧，来开创台湾的未来”。我曾经指出：这显然是出自获取“群体资格”的迫切需要。[6]　如果人们不承认他是台湾人，他就不可能获得台湾这个群体成员的资格，就不可能获得社会的认同。心理学家弗洛姆指出：“个人不希望被孤立的倾向极深也极强”，[7]　马英九为了摆脱被孤立的倾向，他必须把棒球这个“台湾人认同”的标志，牢牢地贴在自己的身上。“把自己包覆到这种归属感里面，事关尊严与自尊，亦即自己如何被别人看待，以及自己如何看待自己”。[8]　所以，力争加入“台湾人棒球队”，获取群体资格，这就是马英九的棒球情结。

王金平：他曾经担任台湾职棒大联盟会长。他不仅在世界棒球比赛时极力为中华队加油，而且曾经在美国为棒球赛开球，“他把球直接扔进大都会教练阿洛玛的手套中，赢得现场观众的满堂彩，王金平随即挥手向全场球迷致意”。王金平善于调和，政党之间的争执他都能“乔”的过来，所以人们说他“只有朋友，没有敌人”。民进党人柯建铭说他是“整合者”，也是“资源分配者”。正因为如此，他能“蓝绿通吃”，成为台湾政坛的“万年院长”和不倒翁。在棒球方面也是这样，除了对外比赛，他没有不支持的球队，他不偏不倚，“队队通吃”，不管哪一队赢，都是他的胜利。在台湾“政治棒球赛”中，蓝绿之间争得你死我活，王金平显示出他的圆融性格，始终自居于“中立”的地位，当大家陷入困境时，由他出来收拾局面。

台湾学者江岷钦指出：“王金平只是一位捕手，球队重点、关键人物是投手，也就是马英九，但球队却不能没有捕手，王的角色就是被动防范不出锋头，将所有锋头都集中在投手身上。但也因为投手只懂得配球，常常不懂得善后，马英九担任党主席后，最大问题将是资源分配不均时，引发的后续问题，这时候捕手就须在投手，投出暴投后进行善后。”[9]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黄雀”“通吃”“整合者”，这就是王金平的棒球情结。

朱立伦：酷爱打棒球，小学时，“光着脚丫子在田里打棒球，梦想成为棒球选手”，他的人生就是以“少年棒球梦”作为起点。他在《做，就要做好》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人生就像一场棒球比赛，每一个光芒万丈的投手，都是经过无数的苦练，才有机会站上投手台。然而，球赛一旦开打，最重要的不仅是胜负，而是你有没有尽心尽力，打一场漂亮的球赛”。媒体说他还有一套“棒球政治学”：无论是从二垒手调到一垒手，还是从左外场手被调到自由人，朱立伦都可以接受，以此强调自身的全能“工具人”角色；就像游击手，随时要补位，有时在二垒、有时到本垒、有时也要到他目前所在的外野。而他念兹在兹，是可以指挥全局的捕手；所谓先发或救援，都只从投手角度出发，然而球队中其他位置一样重要。有人问他究竟是灵活突击的游击手，还是肩负扭转赛局胜败大任的救援投手？他回应说，“不要太在意自己的位置”。

朱立伦究竟要当一名游击手，还是救援投手呢？他的回答是：黑田博树。那是日本的棒球队员，“他或许不是可以吸引镁光灯的明星球员，却可以帮助球队稳稳赢球”[10]。显然，朱立伦在政治棒球场上要当一名“工具人”，在任何位置上都要“尽心尽力”，现在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就要当一名救援投手，帮助国民党“稳稳赢球”，“让国民党再站起来”。这就是朱立伦的棒球情结。

陈水扁：他曾经说过：“棒球是台湾历史最珍贵的资产，必须用心呵护，不允许外在不良的因素伤害为个属于台湾人民的国魂”。他所谓“呵护”就是“利用”和“消费”。利用世棒赛来建构台湾认同，利用王建民来冲淡“倒扁”运动的气氛。2006年在红衫军“倒扁”的高潮时，陈水扁“大打王建民牌”，多次提到王建民，并且在“双十”致词时，展示王建民的签名球。台湾网民警告陈水扁：不要再“消费王建民”，不要把王建民当做“挡箭牌”和“遮羞布”。2007年陈水扁的处境更加艰难，正如棒球赛已经到了九局下半，陈水扁当局情况吃紧，企图通过更换救援投手，实现“逆转胜”。结果“行政院”换上来主投的，“根本不是张俊雄，而是陈水扁自己”。媒体说道：“扁式棒球就他一个人玩”，“前七年不断的喊‘一边一国’‘制宪公投’，在‘执政’最后一年，却幡然憬悟，要在两岸议题上赢得政绩，实在是匪夷所思”。[11] “利用”“消费”“一个人玩”，这就是陈水扁的棒球情结。

谢长廷：他和棒球的关系，大家记忆犹新的是2008年在竞选“总统”时，谢长廷团队高喊“逆转胜”的口号。媒体报道说：“谢长廷现在不断喊出‘逆转’口号，意思就是，棒球赛打到九局下半，尽管一路输，但最后一局一定要翻盘”。谢长廷下达“逆转胜”作战任务“MSN昵称与签名档都改为投一号，逆转胜”，他亲自传简讯催票，要大家“挺一号投长昌。”他们曾经举行“挺台湾、救民主、百万击掌逆转胜”活动，谢长廷到场时，民众高喊“当选、加油”，他宣示以台湾利益为最高利益的立场，呼吁大家勇敢站起来，争取逆转胜，接着由谢长廷领军全台同步转帽，逆转胜击掌开步走。可是这次“逆转胜”并没有实现。

有人为谢长廷写传记，书名就是：《逆中求胜：谢长廷的生命美学》。谢长廷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道：“我认为在逆境中如何自处，如何在失败时维持再跃起的力量，才更重要。郭小姐从逆中求胜的角度来看我的人生，或许有些经验对年轻人有所启发，所以很高兴为她写序”。[12] “逆转胜”是谢长廷的生命美学，也就是他的棒球情结。他为此坚持了大半辈子，估计还要继续坚持下去。

蔡英文：和马英九相反，蔡英文不必千方百计地通过对棒球的“亲近”，争取“群体资格”，她天生就有这种资格，天生就爱台湾，因此完全不必刻意去亲近棒球。2008年她“没想到政治可以变得如此年轻时尚，很高兴自己是（民进党）‘逆转世代’主席”[13]　这就与棒球沾上了边。2011年在竞选“总统”时，她与马英九的民调陷入胶着状态，这时，陈水扁给她下“指导棋”，指出：有必要展现更鲜明的感情与丰富的想象，最后再透过大型造势活动强化竞选主轴、感动选民，否则2012就可能“好好的赢局赌到输输去”，一句话，诀窍在于“搏感情”。陈水扁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和2000年“总统”选举，都曾用过，出现了选情逆转。可是蔡英文在这次选举中也没有实现“逆转”。

陈文茜形容蔡英文是“站在山峰高处的一只野豹，攻击性强”，“有着天生的自信”。她曾经说：“台独”是年轻世代的“天然成分”，实际上就是她自己的天然成分。不仅如此，“台湾领土未定论”“两国论”也是她的天然成分，是她“天生的自信”的体现。不管是谁碰撞到她的天然成分，必然受到她的攻击，即使是陈水扁也不能幸免。大家都记得2000年她逼着陈水扁把可能接受“九二共识”的话“活活地吞回去”，同年她以“与现行法令不符”的理由，不准谢长廷访问厦门。总之，凡是不符合“两国论”的她都要攻击。此外，她自称“我是中国风险论者”[14]。有人写道：“2012年台湾大选饮恨落泪，绿营盟主蔡英文是败在了‘两岸关系’这块民进党的天生短板上”。带着这许多“天然成分”的“逆转世代党主席”，将会导致两岸关系怎样的“逆转”？这可能谈不上是蔡英文的棒球情结，却是大家需要观察的一个政治议题。

应当指出，台湾政坛上许多人都有自己的棒球情结，这里只是提供六位政治人物加以简介。棒球情结是一种政治心理，反映了各人不同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动机和政治态度，从而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行为，并且对台湾的政治局势和政治变革产生不同的作用。

四、选举与逆转胜

台湾在选举过程中，处于劣势的一方往往会提出“逆转胜”的口号，希望能够通过最后的努力，扭转不利有局面，获得选举的胜利。但是，这样的可能性是较小的，高喊“逆转胜”的人多数以失败告终。

上面讲到2008年谢长廷和2012年蔡英文，都曾经提过“逆转胜”，结果都无法实现。

这里再举出2014年选举中的一些事例：

台北市国民党的连胜文提出“一人拉20票，就能逆转胜，而且请了“酷酷嫂”周美青登台救援，结果失败了。

新北市民进党的游锡堃由蔡英文到场，表示要拼尽全力“逆转胜”，结果也失败了。

台中市国民党的胡志强民调低于民进党的林佳龙，国民党认为胡有可能逆转胜，结果还是失败。

台南市国民党的黄秀霜，面对高民调的赖清德，她强调“我绝不是炮灰””，展现出打逆势选举的拚战精神，却以失败告终。

高雄市国民党的杨秋兴表示，自己与陈菊民调目前只差6个百分点，未来10天他有信心逆转胜，相信可以赢在终点，结果未能如愿。

其他县市国民党的候选人：基隆市谢立功、宜兰县邱淑媞、屏东县简太郎、花莲县邱启塔、嘉义县翁重钧、澎湖县苏崑雄，民进党的候选人：苗栗县吴宜臻，都曾提出“逆转胜”，但都失败了。

当然有4位逆转获得成功，其中3位是民进党的候选人：桃园市的郑文灿、新竹市的林智坚、嘉义市的涂醒哲，1位是亲民党的候选人：金门的陈福海。

总之，逆转成功的是少数。有一位作者认为“逆转胜”是“失败者的美学”，期待的是“一记全垒打便可逆转形势”，“大家都企图借棒球来作为梦想的寄托，但能够借此扭转人生的，毕竟凤毛麟角少之又少”。[15]　台湾的选举为这一观点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依据。

五、台湾政局与逆转胜

2014年“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败，大家已经把目光聚焦在2016年，看看台湾是否出现再一次政党轮替，国民党能不能“逆转胜”。对于台湾的选举，我一向认为应当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选出了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对台湾的发展是好、是坏、有利、不利，他们只能“概括承受”。外人无权干预，也不要介入。

我关心的是台湾政治能不能“逆转胜”。为什么说“逆”？请看几位蓝绿社会菁英的看法：

赵少康说：“大陆一旦松绑开放，立刻翻滚沸腾一飞冲天，挡都挡不住”；而台湾“近年来有一怪论，认为经济发展不重要，公平正义才重要”，“有经济未必有一切，但没有经济一切都是空”，“台湾自己把自己玩死了”。[16]

朱高正说：“国民党不倒的话，台湾绝对没有希望。新型、健康、本土、反独的政治势力没有办法崛起，因为国民党对付‘台独’分子过于软弱无力”。“国民党已经摇摇欲坠了，整个国际环境中台湾已经无路可以走。但台湾还不知道好好和大陆搞好关系，这是台湾的愚蠢”。“台湾的民主早已走调，走向本土化，变成‘反中’‘爱台’，无法与大陆发展建设性的关系”。[17]

苏起说：“台湾‘九合一’炽热的选情让人不小心就被灼伤，但我更关心的是炽热选情下的冷漠。这冷漠反映的早已不是对哪个政治人物的失望，而是对两大政党的厌恶、对媒体的厌烦、对包括“立法院”在内的公权力的不满，甚至对民主制度的信心”。[18]

林浊水说：“代议体制本身如再不决心做彻底的改造的话，一旦民众愈来愈相信，只有愈来愈神秘和愈激烈才足以解决问题，我国将从宪政危机走向体制崩溃”。[19]

台湾把自己玩死了，台湾已经无路可走，对两大政党厌恶，对民主制度冷漠，走向体制崩溃，这就是对台湾政治“逆”的概括。当民主走向民粹的时候，当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被否定的时候，当少数人的言论自由压制了沉默大众的时候，当代议制民主不被信任只能走上街头推行直接民主的时候，当违法行为被捧为“争民主”而受到声援的时候，你难道不认为台湾政治体制已经出现了问题吗？

这样的台湾政治局势要不要逆转，能不能逆转，要转向何处，动力何在，谁来充当“救援投手”，谁来打出一记“全垒打”？总之，台湾政治能不能实现“逆转胜”？我想，这才是台湾政坛乃至整个台湾社会应当关注的焦点。

（《闽台关系研究》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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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建宇等：《运动与政治─2001与2007世界杯棒球赛之政治意涵》，《兴大体育学刊》， 2010年第10期。

[2] 李仁佐、張家昌：《浅论王建民现象》，《彰化师大体育学报》，2007年1月。

[3] 《马英九:棒球是“国球” 台当局全力支持发展》，《环球时报》，2009年10月31日。

[4] 《提振台湾棒球运动 马英九明将召开“国是会议”》，中国台湾网，2009年11月30日。

[5] 《台湾棒球吃败仗　马英九：台当局要负责》，台海网，2009年4月7日。

[6] 陈孔立：《台湾民意与群体认同》，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68－169页。

[7] 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3页。

[8] 同上书，第87页。

[9]《专访江岷钦：马政治不沾锅更显王金平重要》，

http://news.cnr.cn/nhtw/200906/t20090622_505374894.html

[10] 《朱立伦盼党成团队，人人都是主将》，　　http://www.chinatimes.com/cn/realtimenews/20141213003215-260407

[11] 《九局下半情况吃紧 扁式棒球就他一个人玩》　http://news.ifeng.com/taiwan/4/200705/0518_354_120157.shtml

[12] 郭琼琍：《逆中求胜：谢长廷的生命美学》，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7年。

[13] 《蔡英文：我是逆转世代党主席》，

http://www.taihainet.com/news/twnews/twdnsz/2008-06-28/268121.html

[14] 《蔡英文：我是中国风险论》，《工商时报》2003年4月11日。

[15] 汤祯兆著：《人间开眼：日本文化病理学》，三联书店，2015年，第113页。

[16]《赵少康：台湾不知死之将至》，中评网， 2014年11月14日。

[17] 《朱高正语中评：国民党的选举形势不乐观》，中评网，2014年11月13日。

[18] 《苏起：台湾应当打出“和”的品牌》，中国台湾网，2014年11月25日。

[19] 《林浊水看街头　代议体制有崩溃危机》，《中时电子报》，2014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