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15日，一位普通的右派、年仅41岁的音乐家莫桂新因食物中毒死在遥远的兴凯湖农场。在我看来，兴凯湖也应该和夹边沟一样进入民族灾难史的记忆中。45年以后 ，如果不是当年造册的一本《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流入到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被有心人姚小平先生偶然发现，如果不是兴凯湖的幸存者之一、因《杜高档案》面世而广为人知的文艺评论家杜高看到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的丈夫莫桂新也在调查表上，微不足道的莫桂新早已被世界所遗忘。假如说他的不幸遭遇是一层悲剧，那么他的被遗忘更是一层悲剧，一个见惯了悲剧的民族容易对悲剧的麻木，这又是一层悲剧。

“揭开就会流血的伤疤”，一位音乐家的非正常死亡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在那样的年头还有几个人能以正常的思维想问题呢？莫桂新的死绝不是个别的，仅仅这本1963年7月登记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与莫桂新一样死在兴凯湖农场或北京的清河农 场、北苑农场劳动教养的右派，就有94人。这是一个极不完整的记录，但就是这个记录已足够触目惊心。美学家高尔泰等夹边沟的幸存者曾见证了无数右派同伴的死亡，靠的是记忆，这次发现兴凯湖等地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是官方的记录，具有别样的意义。无论是这样的官方性质的档案材料，还是幸存者的记忆，无疑都是一座座山一 样的纪念碑。也许莫桂新至死都没有想明白--他在国民党统治下经常组织唱《黄河大合唱》等进步歌曲；上世纪50年代初他还录制过歌唱西藏解放的唱片，“东方升起哟红太阳，高山顶上哟放红光。自从来了解放军，藏民生活变了样……”为什么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竟然被罗织了莫须有的“唱反革命歌曲，污蔑共产党八路军”的罪名，一个倾向左翼、向往进步并热情歌唱新中国的青年音乐家由此就成了“历史反革命”？1957年鸣放运动揭幕后，天真烂漫的莫桂新找到上司，质问“肃反”时对他的处理有什么事实依据，要求重新审查，为他翻案。他由此而成为“历史反革命兼右派”，并被划为6类右派分子中最严重的一类：保留公职，劳动教养。他的妻子也被因直言被打成右派、驱逐出京。莫桂新，一个音乐家的悲剧命运就此注定。 如果不是这份《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在旧货市场上被偶然发现，莫桂新早已被无情的时间之流所淹没，后人根本就不会留意这位音乐家的生死遭遇，一位劳教右派的死在当时的世俗社会看来更是轻如鸿毛。他为什么而死？他的死仅仅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生命的消亡吗？这些问题不会有人去思考，也不容许追问。至于他的亲人除了哭干了泪水，除了永远的心伤，也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他死的时候还只有5岁的女儿莫燕说得没错，“那是揭开就会流血的伤疤”。然而，只有正视“会流血的伤疤”，恢复历史的记忆，一个民族才不至于总是白交那些沉重的学费，才会懂得珍惜生命、尊重生命，向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靠近。莫桂新死后被草草埋葬在一个土丘上，只插上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劳动教养分子莫桂新”。用不了多久连这块木牌也消失了。他身后只留下一块手表和一块蜡染的花土布，如今还由他的女儿珍藏着。我因此想到了林昭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中送给张元勋的那个小帆船， 小小的帆船在胡杰的特写镜头中被放大，成为一个美丽而伤心的象征。它表示，即使在镣铐加身，高墙重围，随时面临被虐杀的日夜里，林昭的心灵依然是那么纯净。她对人间的爱，她对未来生活的真诚期盼，都在小小的帆船中定格。莫桂新留下的手表和蜡染的花土布也是一样，其中包含着一个音乐家对人间全部的爱，对生活全部的信念。正是这些带着死者余温的遗物，和冷冰冰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一同构成了历史。

《往事微痕》第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