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和右派分别与一个令人惊奇的信念集合相对应，每一个集合中包含的各种信念乍看起来都无任何共通之处。例如，如果你知道一个人赞同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那么最好打赌他赞同司法克制主义而不是司法能动主义。如果一个人相信宗教的重要性，那么他很有可能赞同施行严刑酷法，赞同低税收。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鼓吹者往往会看重爱国主义和家庭，他们更有可能是老年人而不是年轻人，更有可能是实用主义者而不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会更加严厉而并非宽容，会更赞同精英主义而不是平等主义，会更倾向于渐进主义而不是革命主义，更有可能从事商业，而不是在大学或者政府机构工作。
与此相反的一些信念集合也是可信的：如果一个人赞同让犯罪分子改过自新，或赞同平权法案，或支持更为慷慨的福利项目，或对同性恋持容忍态度，那么他很有可能也是一位和平主义者、环境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平等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也很有可能是一位教授或学生。
为什么能够从人们有关性的看法预测出他们对于军队规模的看法？为什么他们关于宗教的看法会与其关于税收的看法相关？人们赞同对美国宪法的严格制定与对令人震惊的艺术持轻视态度之间的联系从何而来？我们要想理解为什么关于人性的某些信念与自由主义信念或者保守主义信念相伴随，就必须先了解为什么自由主义的信念与其他自由主义的信念相伴随，而保守主义的信念与其他保守主义的信念相伴随。
自由主义指的是性行为方面的自由主义而不是商业实践中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者想要保留社区和传统，但他们也赞同破坏社区和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些自称为“古典自由主义者”（classical liberal）的人更应该被称为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追随的是政治正确这种左翼主义的观点。
当前，大部分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说不清楚自己这套信仰系统的核心是什么。自由主义者认为，保守主义者只是一些不知是非的富豪财阀，而保守主义者则认为，如果20岁之前你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你就是个无心之人；如果20岁之后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你就是个无脑之人。这是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迪安·因格（Dean Inge）、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等人的说法。战略联盟，如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与自由市场专家政治论者结盟于右翼，或者说赞成认同政治者与公民自由主义者结盟于左翼，会使得任何试图找出结盟者在知识上的公母分母的努力都徒劳无功。而每天的政治辩论，如税率应该保持现有水平还是应该提高一点，又或者降低一点，也都不能提供任何信息。
在对这些潜在维度的探讨方面，论述最全面的当属托马斯·索维尔的《观点的冲突》（A Confict of Visions）。并不是每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都符合他的主题，但是我们可以说，在社会科学领域，他确认了一个能够解释很大一部分争论的因子。索维尔解释了两种人性观点，这两种观点分别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世俗保守主义者的保护神，以及威廉·戈德温（1756—1836），一位与卢梭极为相似的英国思想家那里有着最纯粹的表达。在早期，这两种观点分别指的是对人类的可完善性的不同看法。索维尔称它们为本性需受约束观点（Constrained Vision）和本性不受约束观点（Unconstrained Vision）。我在这里把它们称为悲剧观点（Tragic Vision，这是索维尔在后来的一本书中所用的词汇）和乌托邦观点（Utopian Vision）。
依照悲剧观点，人类天生就在知识、智慧和美德方面存在局限性，所有的社会安排都必须承认这些局限性。“平凡之事最适合平凡之人”，品达（Pindar）如是说；康德写道：“人性这根曲木，决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霍布斯、伯克、斯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哲学家伊赛亚·柏林、卡尔·波普尔以及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都赞同悲剧观点。
依据乌托邦观点，人类心理方面的局限性源于社会安排方面的人为缺陷，不应该让这些缺陷妨碍我们对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展望。可以用“有些人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问‘为什么？’；而我梦想着没有发生过的事情问‘为什么不？’”这句话作为该派观点的教义。引用者往往认为这句话出自20世纪60年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肯尼迪，但实际上它出自费边社会主义者乔治·萧伯纳的笔下。
萧伯纳还曾经写道；“只要尽早被赋予工作，那么人性就能比其他任何事物得到更彻底的改造。”卢梭、戈德温、孔多塞（Condorcet）、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大法官厄尔·沃伦、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以及（从宽泛意义上来说）政治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都赞同乌托邦观点。
而且，按照悲剧观点，人类的本性从来没有变化过。像宗教、家庭、社会习俗、与性相关的规范及政治制度等传统事物，都是一些经过时间检验的技术精华，使得我们能够避开人性原有的缺陷。即便今天没有人能够讲清楚这些技术性原理，但它们对当代人的适用性与它们刚被开发出来时对人类的适用性并无二致。不管社会如何不完美，我们都应该将它与真实的残酷贫穷的过去相对比，而不是将它与假想的和谐、富足的未来相比较。我们很幸运，能够生活在一个多少还能运行的社会，我们的第一要务不是推翻它——因为人类的天性总是使得我们处在野蛮的边缘。
而且，由于没有人能够聪明到可以预测单个个体行为的地步，更不用说预测数百万个个体在社会中的互动会带来什么结果，因此我们不应相信任何自上而下变革社会的方案，因为它极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可能会比它本来打算解决的问题还要糟糕。我们能期待的最好办法就是渐进式的变革，依据它带来的好处和坏处不断进行调整。这还意味着我们不应试图去解决像犯罪和贫穷这样的社会问题，因为在一个由存在竞争关系的个体构成的世界里，一个人得到的很有可能就是另一个人失去的。我们能采取的最好的方法是在两个成本之中进行权衡取舍。伯克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写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
一个人看待这个国家的缺陷应该像看待一位父亲的伤口一样，带着虔诚、敬畏与深深的挂念。这种看似明智的偏见试图教育我们，让我们带着骄傲来看待这个国家的孩子们，在他人的怂恿之下他们轻率地将年迈的父亲撕成碎片，将之放在巫师的药罐中，希望借助于巫师的毒草、狂野的咒语能够使这位父亲的身体构造重生，生命得以恢复。
按照乌托邦观点的看法，人类的本性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传统的制度并没有什么内在的价值。此一时，彼一时。传统是过去的流毒，是死人统治活人。必须要弄明白这些传统，我们才能对它们的合理性进行详细的审查，对它们的道德地位进行评估。许多传统都经不起这种检验，比如将妇女限定在家庭中，对宗教的迷信，种族隔离的不公，像“不管对不对，祖国就是祖国”这样的偏激口号所表露出危险的爱国主义。像君主专制政体、奴隶制、战争、家长制这样一些曾经被认为无法避免的事情，经过制度变革，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消失不见或者减少了，而这些制度曾经被认为植根于人类的本性之中。
此外，苦难和不公的存在，使我们担当起不容否认的道德责任来。只有经过尝试，才能知道我们能取得什么样的结果，而面对这些罪恶，我们却认为世界本来就如此，是一种昧良心的做法。在罗伯特·肯尼迪的葬礼上，他的弟弟爱德华引述了肯尼迪新近演讲中的一部分内容：
我们所有人最终都将接受上帝的审判。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毫无疑问要审视自己，审视自己为建立一个新世界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我们的理念、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引导着我们的努力。
未来不属于那些对今天感到满足、面对我们共同的问题无动于衷的人，他们的同伴也将和他们一样，面对新观念和勇敢的计划时感到害怕胆怯。相反，未来属于这些人：他们将自己的愿景、理智和勇气融入对理想和美国社会的伟大事业的奉献中。
我们的未来可能会超出我们当前的眼界，但它不会完全超出我们的控制。塑造美国的冲动不是命运、天性，也不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而是我们自己进行的工作，再加上理智和原则，这些将会决定我们的命运。虽然有点自大，但我们为此而自豪，这也会为我们带来经验和真理。不管怎样，这是我们存活的唯一道路。
信奉悲剧观点的人们，并不会被使用第一人称复数形式（we、our、us）的高调声明所打动。他们更喜欢使用代词，就像漫画袋貂“波哥”（Pogo）所说的那样：“我们遇上了敌人，他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都属于有缺陷的同一物种。将我们的道德观付诸实践意味着将我们的意志施加于他者。人们渴求权力和尊重，与之相伴的问题是，人类容易自欺欺人、自以为是，这往往会带来灾难，最为糟糕的是，利用权力来实现根除人类的自利性这种堂吉诃德式的目标。正如保守主义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shott）所说的：“去做一件根本不可能做成的事情，从来都是一件容易让人迷醉的事情。”
因此，这两种观点在许多问题上都处于相反的立场，似乎没有任何共通之处。乌托邦观点寻求的是弄清社会问题，设计出直接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向贫穷开战以解决经济上的不平等，通过环境规制来解决污染问题，通过种族优先政策改变种族间的不平等，通过禁止食品添加剂来消除致癌物质。悲剧观点强调的是，执行这些政策的人的动机依然是自利的，即扩大他们所在的官僚机构的控制范围，而且这些人也无法很好地预测上述政策的各种后果，尤其是当这些政策的目标与数百万追求自我利益的人们发生冲突的时候。因此，持悲剧观点者认为，持乌托邦观点者未能预见到福利可能会使人们产生依赖，限用某种污染物可能会促使人们改用另一种污染物。
相反，悲剧观点的着眼点是能够产生出符合我们目标的系统，即便这个系统中没有一个成员特别聪明或特别善良。按照这种观点，市场经济已经实现了这种目标：想想斯密笔下出于自利而不是仁慈目的为我们提供晚餐的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没有任何幕后行动者会为了预期什么人什么时候在哪里需要什么，而去理解构成一个经济体制的产品和服务的错综复杂的流动。财产所有权促使人们产生了工作和生产的动机，契约使得人们能够从交易中获利。价格传递着稀缺性以及生产商和顾客需求方面的信息，因此，他们只需遵守几个简单的规则即可——有利可图的就多生产一些，价格昂贵的就少购买一些——剩下的事情交给“看不见的手”即可。这个系统的智慧分布在成千上万但并不必然很有智慧的生产商和消费者身上，而无法归于某个特定的个体。
持乌托邦观点的人指出，如果盲目相信自由市场，就会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他们还提醒人们要注意自由市场往往会导致财富分配不公。持悲剧观点的反对者认为，公正的概念只有在法律框架下运用于人类的决策方面才有意义，而非将之用到抽象的“社会”中。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写道：“必须承认，在很多情况下，是由市场机制来分配收益和成本的，如果结果是收益和成本被故意分配给了某个特定的人，那么这是非常不公正的。”但他认为，这种对社会公正的关注混淆了一件事，因为“一种自发形成的秩序的具体细节，不能被认定为是公正或者是不公正的。”
当今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一些斗争已经不再纠结于这样一些不同的哲学观念：大政府还是小政府，高税收还是低税收，贸易保护主义还是自由贸易主义，施行以减少我们不想要的结果（贫穷、不公、种族失衡）为目标的政策还是仅仅施行让各方在同一层面竞争并强化游戏规则的政策。左派和右派的其他一些斗争，背后暗含着关于人类潜能的对立观点。悲剧观点强调受信责任，即便遵守受信责任的人们看不到它的直接价值也应如此，因为受信责任使得人类这种无法让人相信他的美德或远见的不完美生物能够经受得起测试系统的检验。乌托邦观点强调的是社会责任，这种责任让人们把自己的行为保持在一个较高的道德水准上。在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著名的道德发展理论中，个体为了抽象的原则而忽视规则的意愿被认为是道德发展的“更高阶段”。很明显，也许对大部分人来说都很难达到这一层面。
最明显的例子是以从严解释论和司法克制主义为代表的一方与追求社会正义的司法能动主义为代表的一方之间的争论。厄尔·沃伦，1954—1969年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他是典型的司法能动主义者，在他的领导下，最高法院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扩大了被告的权利。他还在辩论中间打断律师问道，“这对不对，好不好”，在这一点上他相当有名。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表达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前者的工作是“看游戏是否在按照我喜欢的方式进行。”霍姆斯承认：“改善生活条件和种族状况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过他强调：“但是我怎么才能知道我正在做的没有在某些方面使得这个事情变得更糟呢？”赞同悲剧观点的人认为，司法能动主义会带来唯我主义和反复无常，对那些按照公开宣传的规则行事的人来说不公平。而赞同乌托邦观点的人们认为，司法克制主义只会因袭没有任何道理的不公，正如狄更斯笔下的邦布尔先生说的那样：“法律就是扯淡。”一个臭名昭著的判例是1856年的德雷德·斯科特（Dred Scott）案，美国最高法院依据狭义的法律原则认为，一个自由的奴隶不能就他的自由提起官方诉讼，美国国会也不能在国内各州禁止奴隶制。
激进的政治改革就像激进的法律改革一样，它对个人的吸引力大小取决于个人对人类智慧的信心。按照乌托邦观点，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唾手可得。1967年，当谈及是什么因素造就了暴力时，林登·约翰逊说：“我们都知道，这些因素无外乎愚昧、歧视、贫民窟、贫穷、疾病、稀缺的工作岗位。”好像我们早已知道各种解决方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选择这些方案并实施，而这只需要真诚和奉献。依照同样的逻辑，任何反对这些方案的人，必然是愚昧、虚伪和麻木不仁的。而赞同悲剧观点的人则认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很难做出的。人们彼此之间在利益方面的固有冲突，使得我们基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这些选择都是不完美的。反对激进改革的人士则对人类的傲慢表露出明智的不信任。
大学里的政治导向是关于人类潜能的观点冲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悲剧观点的赞同者并不相信那些明确表达的知识及经过证明的命题，他们认为这是学者、专家和政策分析者的常用伎俩。相反，他们相信的是分散在系统（比如市场经济和社会风俗）中的知识，这种知识是由许许多多一般的行动者借助来自外部世界的反馈不断进行调整从而达到和谐一致的。这里可以回想一下认知神经科学家关于符号性表述与分布式神经网络的区分，这并不是巧合：哈耶克，最早提出社会中分布式知识的人，是一位早期的神经网络模型的构建者。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治保守主义都具有反知识分子的倾向，直到保守主义决定奋起直追，参与到争夺人心的斗争之中，并资助智囊机构来平衡大学的力量。
最后一点，关于犯罪和战争的不同观点与关于人类本性相互矛盾的观点并不一致。战争是一种明显的残忍、浪费行为，持乌托邦观点的人认为这是源于误解、短视、非理性激情的一种病变。他们认为公开表达和平主义的情感，促进敌对方之间更好的沟通，减少叫嚣战争的话语，减少武器生产和军事同盟，弱化爱国主义的重要性，通过谈判防止不计任何代价的战争，都可以防止战争的发生。而悲剧观点的赞同者中，由于他们对人类本性的悲观看法，都认为对于那些认为自己能够为自己的民族赢得某些东西的人来说，战争是一种理性的、很有诱惑力的战略。
支持战争的想法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错的，在道德上也是可悲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失败者的苦难，但是它并不是病态的或者非理性的。从这一点来看，确保和平的唯一途径就是提高潜在的战争发动者的成本，这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发展军备、强调爱国主义、奖励勇敢行为、炫耀自身的实力和决心，靠实力来谈判以防止敲诈。
同样的争论也发生在对犯罪的不同看法上。那些持乌托邦观点的人认为，犯罪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行为，应试图通过确认犯罪根源的方式来制止它。而那些持悲剧观点的人认为犯罪本质上是一种理性行为，犯罪的根源也很明显：人们之所以抢银行是因为那里有钱。他们认为，防止犯罪最有效的方法是直接触及其理性的动机层面。比如，惩罚会令人感到不快，如果受到惩罚的可能性较高的话，就会提高犯罪的预期成本。公开强调个人责任将有助于强化堵住法律漏洞的动机。
本文选编自《白板》，题目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