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里·吉斯 著 吴万伟 译
人们最害怕的不是差别，而是这样一个世界，其中任何东西都无特别之处，所到之处都千篇一律。
在2018年匈牙利议会选举之前，该国“不自由的”总理维克多·奥班（Viktor Orbán）的内阁部长拉扎尔·亚诺什（János Lázár）前往邻国奥地利的维也纳旅行，在那里他拍摄了自己在该市移民聚居区某地散步的视频。背景中行人往来穿梭在忙着做自己的事，他们的活动背后是悲伤的钢琴旋律，他真诚地告诉摄影机，在维也纳的这个地方很少看到白人，说德语的居民都已经搬走了。亚诺什警告说，如果匈牙利人在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中不投票支持奥班的菲德斯党（Fidesz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的话，同样的命运就将降临到匈牙利头上。
亚诺什毫不隐讳的言论提出了人们对差异的恐惧，但也走向了它的反面，人们可能说是对互补性的恐惧---匈牙利可能变成像其他任何地方一样的国家。这种对同质性的焦虑并不仅仅限于右翼思潮。这种对雷同的焦虑出现在政治光谱的任何地方，暗示大部分人所恐惧的其实并不是差异，而是这样一个世界，其中任何东西都无特别之处，所到之处都千篇一律。
1989年8月，就在柏林墙倒塌之外的几个星期，东德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表达了她对德国重新统一的可能性的看法。直到当年的六月，沃尔夫一直保留着共产党员的身份，甚至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她还支持左派信念，虽然拥护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少。她坚决反对两个德国合并的立场：“两个德国的重新统一－－更小、更穷的德国被更大、更富有的德国吞并——将使得我们对历史的自我批评变得更困难。”相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的人们应该尝试按照自己的条件在一个国家内实现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其中“矛盾对立”不仅能得到“宽容”而且会变得“具有建设性”。如果东德只是简单地消失，必要的反对派---德国自己的“双重意义”（其文学作品中重复出现的主题）将随之消失，这将产生灾难性后果。换句话说，两个德国合将摧毁德国。
就像沃尔夫谴责两个德国的合并一样，几十年之前，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单面人》（1964）书中哀叹两个维度的合并。这个学派提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被称为批判理论。马尔库塞在书中提供了对消费主义趋同化效应的分析。他注意到
如果工人及其老板观看同样的电视节目，到同样的风景名胜去旅游，如果打字员的打扮和老板的女儿一样迷人，如果黑人也拥有豪华轿车卡迪拉克，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那么这种同化就有利于维持既得利益者的地位。
马尔库塞的“先进工业化社会”指的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西方和苏联，它们“勾连起来的可能性”的典型特征是包含一切的“控制”经过整合之后已经让人根本无法逃脱。这些控制“通过消除对抗的、异化的、和超验性的东西”实现了“将文化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对抗悉数消除”的目标，并通过“大规模的再生产和公开展示”将文化价值观整体纳入到现有秩序之中。如果文化不能维持其凌驾于消费主义之上的地位，结果所造成的同质化将服务于最有钱有势者的利益。
马尔库塞的观点也不仅仅限于生活在铁幕西方生活滋润的消费者社会里坐在摇椅中的左派，苏联阵营中大量非左派异议者也赞同这些立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东中欧人被“收买”了以换取他们忘记过去的某些部分。匈牙利共产党书记卡达尔·亚诺什（János Kádár）给他的国家“匈牙利汤式共产主义”以换取他们对1956年镇压反革命保持沉默。东欧阵营的其他“人民民主政权”也是通过为消费者提供商品和市场妥协，让人有能力旅游并到乡下或海滨购买周末别墅而牢牢把持了国家权力。
像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和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等东中欧知识分子已经感受到东西方变得更加密切，共同进入消费主义的现代心神不宁莫名不适以及它掩盖的谎言之中不能自拔。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1953）中写到党的逻辑，即如果“国家为国民提供冰箱和轿车，面包和黄油，那么最终他们是会感到满意的。”虽然在东方，这样的操纵更残酷，但哈维尔在1978年（布拉格之春在入侵的坦克车碾压粉碎十年之后）得出结论说，“在技术文明的自动化和工业消费社会的强大潮流面前，传统的议会民主似乎根本无法对抗，毫无还手之力，因为它们自己也被拖进这个过程中。”在国家社会主义溃败的几十年前，这些思想家担忧消费主义将抹平东西之间的鸿沟，西方已经无法再提供真正的替代性选择。
在犹太教基督教末世论中有两种版本的天堂。一种来自先知以赛亚：
那一天，狼和小羊将生活在一起，豹子和小羊羔将并排躺在一起。小牛犊和马崽在狮子面前也安全无虞，小孩子领着所有这些动物。
简而言之，所有的冲突矛盾和不平等全部消失，天下太平，万物和谐。另外一种天堂版本出现在犹太教的《塔木德经》以及基督教的《马太福音》中。《塔木德经》说，“我在这个世界之外看到的万物秩序与此正好相反，原来处在高位的现在处于低位，原来处于低位的现在处于高位。”《马太福音》说“那些在后的，将要在前，那些在前的，将要在后。”在这两个版本中，承诺的不是平等和谐而是将原来的世界秩序颠倒过来。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天堂版本继续萦绕在我们的头脑中，是我们想象的可能的、值得向往的或者令人恐怖的前景。人们或许设想它们指导了源自18世纪思想的“辩证法”观点：在两个对立的目标之间摇摆，直到两个极端因为冲突而变成新的整体，这反过来又催生对立面的新斗争，使得另一场斗争产生新的转变，如此反复进行下去。在辩证法最早和最著名的支持者即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辩证过程不是无法确定的目标，而是拥有必要的和值得向往的目标。在黑格尔看来，这个目标是人类自由的充分实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目标是社会主义，当资本主义力量在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各领域都耗尽其潜在能力之后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写到“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基于同质化的这个巨大成就，依靠体制内部调整已经不再能修补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了，因此必然爆发革命并最终催生出社会主义。
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继续进行理论化探索，资本主义必然崩溃预示着“帝国主义”的到来，他在1917年的第一次大战中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认为，这场战争恰恰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预测的同质化潜能耗尽的表现。他写道“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转型进入更高的社会经济秩序。”但在进入渴望已久的“更高的社会经济秩序”之前，资本主义将通过大企业、庞大数据和中央集权而将经济和社会因素融合起来，这个曾经包含私有财产关系的“外壳”“最终必然溃败”或者通过“人为的方式”即革命清除。遵循资本主义同质化的伟大脚步，“无产阶级专政”将要到来，那些在后面的跑到前面来了，那些在前面的变成最后的，到最终再也没有先后之分，那就实现真正平等了。
对左派和右派来说，捕食者躺在猎物身边的场景决不是天堂。
与此同时，右派也在形成自己对同质化的批判，那种同质化工具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追求平等的进步动机，右派认为这是违反人性的。英国出生的德国“种族主义”哲学家豪斯顿·斯蒂华·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在《19世纪的基础》（1899）中说“如果没有专业化，什么了不起的东西都制造不出来。”就人而言，就像动物一样，正是这种专业化制造了高贵种族。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在1932年坚持认为，法西斯主义“确认人的不平等是无法克服的，是能带来巨大好处的肥沃土壤。”最近，法国白人民族主义者雷诺·加缪（Renaud Camus）在《你们替代不了我们！》（2018）中写到，“平等毁掉了一切，碰到什么，什么遭殃。”
对于左派和右派来说，捕食者躺在猎物身边的场景决不是天堂，但是，从最好处说，是某种更好东西的前奏，从最坏处说，它本身就是地狱。在1947年的《残蚀的理性》中，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追踪了战后时代出现的法西斯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的融合轨迹，在他看来这种变化是灾难性的。从前尖锐对立的双方在战后的融合与两者的和解不再是一回事。他写道“我们或许将法西斯主义描述成为理性和本性的撒旦式综合，但这是哲学一直梦想的两种极端和解的对立面。”右派和左派共同走向同质化的阶段性嫌恶意味着双方在某些事情上是一致的，虽然他们对事物起因做出的诊断不同？抑或这个怪异的共识意味着左派右派的同质化才是真正可怕的后果？
正如霍克海默的文本暗示的那样, 在这些思想家看来，雷同的可能性未必总是绝对的警告。其实，极右翼一直在努力实现同质化，结果造成那些对正统思想唱反调的群体和个人遭到边缘化，其财产被剥夺甚至遭到集体谋杀。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看来，资本主义的同质化是无法否认的残酷迫害过程，但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实现真正平等和超越阶级对抗的梦想的前提和必要组成部分。那个时代的其他人都赞同这样的观念，即同质化即便不是必然美好的话，至少是天然的和必要的。他们常常使用的隐喻是液体的扩散，就像原来分开的两片水域现在汇合到一起了。1922年，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写到，他认为不可避免的“拉平”过程正在进行之中：“无论善恶，西方与近东之间的壁垒已经被打破，水流间的交互汇合必然越来越多，直到达成一种相同的水位。”在汤因比看来，这种发展趋势并不是积极的，被他描述为一种混合感染。他写到“现在看起来好像近东将残暴凶猛和狂热偏执的特征传播到西欧的民族冲突中。”
与列宁的结论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传播者思维根源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焦虑以及它对帝国大都会的长远影响。法国诗人和随笔作家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在1919年写到“现代科学成为权力手段，知识的功利性让知识变成了一种商品，不再是少数杰出的业余爱好者的渴望而是人人都希望拥有的东西。”于是，知识“以一种越来越容易管理和消费的形式传播开来”，变成了“能够在几乎任何地方被模仿和生产出来的商品。”他的结论是，结果就成了“曾经存在于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开始渐渐消失，而这种不平等恰恰就是欧洲占据支配地位的存在基础。”
因此，商品化的恐惧不仅仅是因为一切东西都变成了商品，而是人人都有潜力拥有这些商品。在“思想危机”（1919）中，瓦莱里竭力设想出一些能够抗拒他所说的“传播的物理事实”的手段：
一滴葡萄酒掉进水里很少能让水变颜色，往往会在显示了粉红色云雾状后就消失了。这是物理事实。但是，现在假设在它消失一段时间后重新变成清澈状态，我们将在曾经盛清水的杯子的这个或那个地方看到斑斑点点的葡萄酒滴，暗红又纯粹---多么惊人的现象啊！
瓦莱里得出结论说，这种违反本能的场景在“思想界和社会领域也不是不可能的。我们说到天才的时候，是将其与传播进行对比。”西方要维持其卓越和出众的地位就必须能展现奇迹。瓦莱里认为，这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还特别强调说是值得追求的。
冷战双方展现出的隐含信息是：“你们为什么不能更像我们呢？”但是，当一方如愿以偿，这个“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白人民族主义者加缪在《你们不可能取代我们》中哀叹，这个世界正进入“将一切都变成普遍的中产阶级郊区的重大转变过程中。”他写到，当“生活方式的差别消失，完全一样后，”人们就都变成“可相互改变相互替换的了”。加缪引用法国哲学家乔治·古斯多夫（Georges Gusdorf）的《神话与形而上学》（1953）的话说，
空间结构倾向于变得越来越同质化，地点之间的差异变得模糊起来，因为生活方式越来越单调和统一。所有城市都千篇一律，所有房子、所有公寓、所有生活、所有政治政体都一模一样。被连根拔起的现代人变成了可以相互改变替换的物种。为此，就像地方特色一样，个体的价值似乎变得越来越小，现代人无比担忧地纳闷，不久之后，除了在集中营般的宇宙中被一批批地轮换之外，人类还剩下什么呢？
古斯多夫绝不是白人民族主义者，二战期间，他曾经因为拒绝为维希政权的那些与纳粹合作者辩护而被关进多个战俘营。美国作家和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兰伯恩·威尔逊（Peter Lamborn Wilson）也不是白人民族主义者，但他们从不同的政治视角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他在1985年写到“热衷速度和商品拜物教”已经创造出一种带有独裁性特征的虚假统一，它倾向于把所有的文化多样性和个性变得模糊不清，这样“任何地方就都与其他地方一样好了。”在小说《地下铁道》（2016）中，非洲裔美国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想象奴隶制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集中营宇宙”：字面意义上的地下铁道，没有任何真正的出口，将乘客运送到各个地方，只不过情况要么更加糟糕，要么糟糕之处不一样而已。可对比的前提驱使出生于巴基斯坦的作家莫欣·哈米德（Mohsin Hamid）在小说《逃离西方》（2017）中设置了这样一个情节：一对难民夫妇从内战中逃离，通过魔法大门进入不同的地方，并过上不同的生活，但最终仍然难逃命运之网的束缚。
英国理论家马克·费希尔（Mark Fisher）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没有其他选择了吗？》（2009）中写到，“我们必然被提醒而意识到，想象世界末日也比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更容易一些。”费希尔定义“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是“广泛传播的意识，资本主义不仅是唯一可靠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而且现在根本无法想象一个连贯的替代性选择。”他得出结论说，“很可能的情况是，未来只能是再次重复一遍和再次排列组合。”换句话说，一种空洞的仪式罢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本主义“已经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法国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虽然没有将这个现象归咎于资本主义，但他在报纸上的评论“大教堂之死”（1904）中说，宗教的意义已经被抽空。普鲁斯特想象教堂能够在国家拨款的支持下苟延残喘，人们重新认真学习宗教礼仪，并重新实施“一车车拉来的势利鬼”的政策，这些人一年才来教堂一次，目的是“浏览精心设计和装裱起来的艺术作品。”他感到纳闷的是，这种精心彩排的仪式说明了什么呢？
当这些聚集起来的人被邀请对牧师做出回应，当教堂钟声响起，当他们鞠躬致意时，肯定已经感受到的更高贵、更真实的东西是什么呢？不是彩排中的演员的超脱，而是因为他们就像牧师一样喜欢那个雕刻石头的人一样有真正的信仰。
1947年，德国哲学家霍克海默哀叹说，
宣扬人生的更高价值如艺术、友谊、宗教等的同样声音也在告诫听者要选择特定品牌的肥皂。那些讲述如何改善你的演讲能力，如何理解音乐和如何获得拯救的传单，其写作风格与鼓吹通便剂的好处的人的文笔一模一样。
甚至反对凶事预言家，并在1989年宣告历史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相信，“在后历史时期将不再有艺术或哲学，而只有人类历史博物馆的永久留守。”
列宁对“统一”的呼吁感到担忧，因为这将回避革命领导权（他本人）的必要性。
在解释同质化的恐惧时，左派和右派都用随意性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这背后是带着不可告人的意图的看不见的力量所驱使的。不过，对于这些力量究竟是什么或什么样的人，他们的看法可能不同。在右派看来，“国际犹太人”一直是最受欢迎的罪魁祸首，代表了他们认为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物质主义。而在左派看来，历史上的资产阶级、资本家的形象变得越来越清晰，新自由主义者则是当今时代的新代表，虽然左派看待“制度”的潜伏性的视角似乎常常没有具体形象。用已经去世的东德戏剧家和诗人海纳·穆勒（Heiner Müller）的话来说，“说到人类解放，敌人就是人类的敌人，并不是具体的个人。”
两者之间更能说明问题的平行线是他们对同质化感到焦虑对丧失名望和卓越地位感到恐惧的态度或情绪。或许有人争论，沃尔夫之所以担忧两个德国合并是因为她的生活和相关意义是与两个德国分开联系在一起的，那是她著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也是令她赢得国际声誉的东西。同样，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关心的是单面人和“理性的黯淡”，因为他们需要高雅文化才能让这些知识分子维持其相关意义。同样，列宁对呼吁“统一”的声音感到担忧，因为它服务于“糟糕的业余爱好者”，回避了革命领导权（他本人）的必要性。同样，瓦莱里害怕传播和想象西方“天才”影响其复兴，因为他需要相信“只有西方才知道如何思考”，他是反殖民主义诗人和来自神奇的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 Aimé Césaire）的政客，曾经撰写过《殖民主义话语》（1950）。同样，法国作家雷诺·加缪（Renaud Camus）和匈牙利政客拉扎尔·亚诺什（János Lázár）担忧白人遭到替代，因为他们自我认定的种族和文化优越感遭到了质疑。对这些思想家来说，同质化是个问题，他们要尽一切努力将其变成每个人的问题，这样一来，他们特殊的焦虑就被涂上了一层普遍性的油彩。简而言之，他们寻求的是将整个世界同质化。
可能令右派和左派的区分变得更加明显的是，左派很多人——虽然绝对不是所有人——似乎已经达成一致的结论：这种可怕的同质化已经让人无处可逃。马尔库塞在1964年就这样写到，“辩证法理论没有被驳倒，但它也不能提供救赎。”意大利共产党人弗朗哥·比福·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在2011年说，“日常生活已经准备好屈服于商品化的无限统治。从这个立场看，法西斯、共产主义和民主是一丘之貉。”咨询一下马克思、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或者菲利克斯·加塔里（Pierre-Félix Guattari），你会了解到有关权力的更多东西，狡猾的同质化体系在每个拐点核查你而不是教你如何遭遇或逃避它。意大利历史学家恩佐·特拉维索（Enzo Traverso）将其称为“左翼人士的忧郁症”。
与此同时，右派正在感受到胜利的喜悦。福山在1989年写道“或许历史终结造成的若干世纪无聊的前景将成为让历史再度开启的起点。”事实上，这恰恰是新右派最近已经在宣扬的东西。2009年时，俄罗斯极右翼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宣称，在与自由主义的斗争中，“未来在我们手中，这是开放性的，而非事先已经确定了的。”2017年，匈牙利总理奥班（Orbán）发表了一篇演讲，他宣称“2016年不是最无聊的一年。”相反，已经预料到的乏味无聊已经屈服于“激动、惊讶、挠搔头、皱眉和揉眼睛。”
如果我们假设左派思想的支配性副文本是正确的，同质化的资本主义已经让人无处可逃，实际上它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左派已经限制了自己的手脚，只好确认右派的焦虑，只能提供对究竟该指责谁的替代性解释。但是，当左派和右派以这种方式崩溃之后，双方似乎都以十分令人怪异的方式展现出大获全胜姿态；左派这样想是因为它准确预测了局势的演变过程，似乎认为作为右派本身就是胜利；而右派这样想则是因为它认为感觉到无能为力的宿命论左派是他们赢得胜利的标志。所以，完全雷同，天下太平。
作者简介：
霍里·吉斯（Holly Case），布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著有《问题年代》（2018）。
译自：The horror of sameness by Holly Case
https://aeon.co/essays/left-and-right-are-both-gripped-by-an-identical-fear-homogene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