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左右的来源和混淆
经常看到很多人胡乱地使用左派和右派这样的概念，究竟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非常有必要做一点浅显的说明，来给这些概念做一些界定。
为什么以"左"和"右"来区分政治上的立场，而不是以"南"和"北"或者"东"和"西"？有一种最流行的说法，说这来源于法国大革命中，议会中代表不同政治利益派别的人群在议会中的坐席的方位，第三阶级的"自由派"坐在主席的左侧，而代表贵族阶级的议员则坐在右侧，所以形成了左派和右派这样的说法。但右这个词在英语中又有权利、正当、正确的涵义，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使用右手，所以这里面又含有一种从自然的层面引申出来的正当、正确的意思，以右来命名某种政治派别，似乎里面含有了某种价值层面的判断的意味。在这无意详加考证，我们主要要对判断什么是政治上的左派和右派的界限和标准来做一个界定。
左右的划分往往十分含糊，比如有从对待宗教的立场上来划分的，在宗教问题上持保守态度的往往被划分为右，反之则为左；有从在经济上的立场来划分的，支持自由竞争，放任市场的为右，主张政府进行控制和管制的则为左；甚至还看到有人这样描述，说左和右的区分是在于要自由多一点，还是要平等多一点，这种简化当然是十分不负责任的，而且极其容易引起误导。不可否认这些划分都描绘出了左和右的某些共同的特点，但这样的划分标准十分含糊，因为它没有一种根本的标准，无法说清楚为什么左派会这样，而右派会那样，他们的根源是什么？
我们讨论现代的政治制度通常指的是民主政治，而要找到一种根本的标准和界限，首先要找到这种政治模式的基础是什么，从这个基础之上来对左和右做出区分，就能从根本上厘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根据什么来区分左右？
法国大革命提出了"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三个口号，其中平等是基于自由的原因，而博爱也是出自于一个自由人而不是奴隶的崇高情感，所以自由是其中的核心价值，而政治制度的建构也正是建立在人是自由的这个假设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个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核心概念，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是一样的。
那么，在人是自由的这个假设的基础之上，我们就可以推出政治伦理的第一条原则：既然是人是自由的、自主的，那么人人都必须要为自己自由选择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自由和责任的对应、权利和义务的对应就构成了现代政治伦理的第一原则，而法律也正是建筑在这条原则的基础之上。一个人享有多大的自由，他就必须要承担与这种自由相对应的责任，比如如果你支持人民应该享有持有枪支的权利，那么你就必须承担由这种选择所造成的后果，比如各种偶然的、不可避免的枪击案；同样，你也不能责怪警察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对你不像对绵羊一样过分忍让，因为你们双方都是持械的，你并非是手无寸铁。
所以，左派和右派的最根本的分别就在于：一个人在社会中，他究竟应该享有多大的自由、什么样的自由，并承担多大的责任。你的自由越大，与此对应的个人风险也就越大，当然相应的机会也越大。所以很明显，勇于承担责任和风险的是一种强者的哲学，这就是政治光谱中的右派，它通常是社会中的精英所推崇的，最典型的就是美国这样一个右派国家。而希望减少风险，把更多责任推给集体和国家的，这就是政治中的左派，它通常代表的是社会中弱势一方的政治立场。
一个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两个根本的东西就是他享有什么样的权利，承担什么样的义务，所以从左派和右派这样一种根本的区分中，我们就可以推出为什么这两者之间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特点，就如文中前面所提到的那些根据这些特点作出的划分一样。比如为什么右派总是会倾向于支持宗教，是因为宗教所代表的精神权利是限制政府所代表的世俗权利的一种重要手段，以达到他们所要达到的"小政府、大社会"的这样一种政治目标的手段。
政治伦理是围绕着什么是公平和正义这样一个问题来建构起来的，而公平和正义的第一原则是：如果选择是你做出的，那么自然责任也要由你承担。这世上有很多不公平、不正义，但最根本的不公平和不正义是：并非是你自己选择，而却需要你来担责，或者选择由他人做出，他却可以不承担责任。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只要都承认人的自由选择的权利，那么每个人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无论它所造成的现实的结果是什么，从程序上我们都可以说：这样的政治模式是正当的，并且它还有自我纠错的能力，因为从理论上说，每个人都还有下一次选择的机会。
所以基于每个人的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个社会中的人选择自己在社会中应该享有多大的自由，承担多大的责任，通过这个标准来区分左和右，在相对的意义上，多的为右，少的则为左。而如果一个社会不存在这样的自由选择，这样的政治模式就是一种前现代的政治模式，也就不存在只存在于现代政治中的左派和右派。
三、左右的矛盾
右派要求的是更大的个人自由，而自由的规律是自由和责任、权力和义务的对应，所以右派更多强调的是秩序和规则；而左派则往往把更多责任推向集体和国家，他在个人层面要求的是一种自由放任的自由，所以右派往往和保守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左派则往往和激进的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
正因为自由的规律是自由和责任的对应，自由只有在自由的规律之下，每个人的自由才能充分地实现，所以我们谈论现实的自由问题，其实就是谈论自由的规律问题，也就是责任问题。对待自由的规律的态度，就是区分左派和右派政治光谱的标准。
自由和责任、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是一对根本的问题，自由的规律问题也就是个人的自由如何能在群体的社会中实现出来的问题，所以自由和权利是指向个人领域的，而责任和义务是指向个人在群体中为获取这种自由所需付出的代价，也就是公共责任的问题。
左派和右派的矛盾的根源就在于自由本身的这种悖论，自由只有在自由的规律之下，才能实现出来，但被规律以后的自由却是和自由本身似乎存在着某种矛盾关系，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崇尚个人自由的政治偏右的人，反而更注重的是秩序和规则，比如对宗教和传统的保守态度，因为更大的自由就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但这种责任却又和自由本身似乎构成了某种矛盾，而正是这点，产生了主张某种激进自由的政治偏左的人，他们把更多责任推向集体和国家，比如对待福利的态度，但一种没有责任与之对应的自由，同样反过来又会导致自由的冲突，从而丧失自由。
一个人要享有自由就必须承担责任，要享有权利就必须承担义务，这是自由的规律，这就是说，自由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他作为个人要为社会中的他人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自由和权利需要借助于责任和义务才能实现出来，但这种责任和义务反过来又限制了自由本身，这就是左右两者矛盾的根源所在，这是源于自由本身的悖论。
四、极左和极右
左派和右派都是在民主政治的范畴之内的，但民主政治并不是现今唯一的政治模式，但如果我们找到了自由的规律这种标准，也同样可以以此作为起点，来对各种不同的政治模式做出一个坐标上的界定。
右派的原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原则，他追求的是一种自由和责任、权利和义务的绝对对等，如果把右派的原则推到极致，就是把个人主义的原则推到极致，人人自行其是、自担其责，由于每个人的天赋和条件都是不一样的，它最终会演变成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演变成强者通吃一切，这种政治模式就可以叫做极右，极右不属于右派，它已经超出了左右所赖以存在的民主政治的范畴，因为在这种政治模式下，弱者最终会丧失民主政治的基础即自由选择的权利，强者对这种秩序和规则的强调最终会演变成某种冷酷的自然主义或者历史主义，比如纳粹的雅利安血统论。
而左派的原则则是一种政治上的浪漫主义，他希望享有更大的个人自由的同时，又尽可能地少承担责任。所以把左派的原则推到极致，就是把包含于其中的某种"集体主义"的原则推到极致，人人都妄想不承担责任而获得一种没有约束的自由即乌托邦，而把所有责任都推卸到一个虚幻的集体的身上，那么这个集体的代表最终会演变成一个利维坦式的怪物，它同样会吞噬人的一切权利，最终人人都"平等"地成为代表集体的某种符号的奴隶，这个符号通常会是某个政党或者某个神化的领袖。这是极左，它同样不属于左派，而不承担责任和义务的人，本就不配享有权利，这种自作自受的奴隶是近代后发弱势国家的历史中最常见的现象，这是人类愚蠢的结果。
在这里要插一段话，有一种极其常见的误解：认为左是追求平等，而右是追求自由，仿佛自由和平等是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似乎是可以分割开的。追求平等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源于自由的要求，而平等只可能是一种自由的平等，否则就是平均，要求一种绝对的"平等"，就是要求一种绝对的自由，所以极左在本质上不是追求平等，而是追求绝对的自由。两个人在同样的规则之下，公平地竞争某种东西，而甲获得了或者乙获得了，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可以说：甲和乙是平等的。而如果一个人在不配获取某种东西的前提之下，却要求和他人获取同样的东西，这不是平等的要求，而是对绝对自由的要求。平等是基于自由的原因，同样是对每个人自由欲求的限制，要求一种无差别的均等，它实际上要求的不是平等，而是个人的绝对自由不受限制，它反对的是平等，否定的恰恰是他人的自由。所以自由和平等是不可分割的，反对平等必然要否定自由，反之亦然，左和右的根本差别不在于是追求平等还是追求自由，而是对为获取这种自由所需付出的代价的多少的区别，也就是对自由本身需要得到多大限制的区别，如果不用自由这个核心概念去描述，而用平等这个概念的话，反而右派更追求的是形式上的平等，左派更追求是实质上的平均。
每个人的天赋和条件都是不一样的，当一个人所需承担的责任相对于他的现实条件来说，微不足道的时候，那么他为了获取最大的自由，可能会把理性主义的原则推到极致，这就成为了一个极右主义者，这是强者最喜欢的。而当一个人的能力不足以承担自身所需要承担的责任，他就会倾向于把责任推卸到集体或者国家的身上，来为自己谋取最大的自由，这就是极左的逻辑，它通常是弱者所推崇的。所以极右是寡头专政，而极左则是披着集体外衣的寡头专政，在本质上，极左和极右是同一种东西，他们都源于人对绝对自由的欲求。而一个人要获取绝对的自由，他必然要否定的就是他人的自由，这种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就成为了谎言和暴力滋生的土壤。
五、究竟应该是要左还是右？
政治起源于激情，但最终必须服从于理性，就如权力最终要受到理性的代表即法律的规训一样。人对自由的欲求，产生了激情，这种激情催生了包括政治在内的一切。不可否认的是，自由最初确实是一种激情的任意性，但激情与激情之间的冲突，促使我们去寻找一种自由的规律，这种规律是自由在现实中实现出来所需付出的代价。
但是，民主政治是一种理性政治，这种理性的原则贯彻到底所产生的问题又促使我们去思考道德在政治中所应该占据的位置。在同样的游戏规则之下，总是会有失败的一方，左右的分歧在于：国家这样一种世俗世界的产物，究竟能否扮演一个道德上的角色，比如通过税收的方式去征收富人的合法财产来救济穷人，这样一种行为究竟有没有正当性？
论证一种行为的正当性，不仅仅在于这种行为的主体是否具有良善的意志，更重要的是他是否是通过良善的手段来达成的，因为我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这种意志行使的方式以及所造成的后果，至于这个意志本身是无法进行实证的，它看不见也摸不着。所以，国家这个行为的主体它是否具有良善的意志这并不重要，要论证这种行为的正当性，也就等于问：国家利用公共权力，违背个人的意志，强行征收个人的合法财产来分配于另一个人，这样一种意志的行使方式是否具有正当性？
当然，税收制度是通过立法程序来完成的，而这种程序所遵循的是民主的原则，即少数服从多数，所以在这个矛盾中，我们看到的是：民主的扩张侵犯到了个人自由的领域，它把民主的危险性完整地暴露在了我们面前。如果国家以某种道德上的良善意志为借口就可以侵犯个人的合法财产，那么它同样也可以以这种借口来侵犯个人的其他东西，所以民主作为公共意志的扩张，这会导致对它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即个人自由的侵犯。
所以左右分歧的焦点，其实在于这个群己的界限究竟在什么地方？政治偏左的人，总是妄图把私意裹挟在公意中，来使自己个人排他性的私域扩大，这种排他性的私域的扩大就会导致自由和自由之间的冲突，而政治偏右的人，他强调的是一种自由的规律性，即如何能找到一种规律，使每个人的私域不产生冲突，一种是私域的任意性，一种是私域的共性，这是两者之间的区别。
毫无疑问，私欲的共性作为一种形式上的东西，是确实存在的，比如可以设定一个先验的理论上的观念，如人人平等，然后服膺之即可。但是，这种形式上的共性，不能解决实质上的人的自然的、先天条件上的差异性，一个口袋里有100块钱的人一定比只有10块钱的人具有更多自由选择的机会，而对于一个身无分文的人，他走进超市难道还谈得上什么选择吗？
所以，这种通过税收的方式来进行财富再分配的行为的正当性，不能通过道德上的善和恶来进行论证，简单的劫富济贫一定是不正当的，而应该从让每个人都具有起码的自由选择的机会即尽可能充分自愿地表达自己意志的起点条件上来论证这种行为的正当性，比如你要让一个人在文艺上有所成就，你起码得让他衣食无忧。所以这种行为的正当性不在于它是善的，而是因为它保证了善的可能，因为善是建立在意志自主即自由的基础之上的。那么在这点上，我们就可以把义务正当地落实到强势的一方，因为他们所获取的财富、所享有的权利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社会和政治的机制之上，而这种机制所赖以维持的条件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他们有义务保障这种社会中他人起码的自由选择的机会。而弱势的一方，他相对来说，是通过更少代价的方式而获取了权利，那么他就更有义务尊重这个社会的基础共识，即自由和自由赖以实现的规律。
至于这个起点条件应该维持哪个底线之上，这个问题或许是永远也争论不休的。起点过高，导致公共权力的无限扩张从而侵犯到个人自由，这就滑向了极左，最终自由的冲突会毁灭自由；而起点的过低，弱势的一方将会丧失所有的自由，而谁也无法成为永远的强者，这同样导致自由的毁灭。这就是左右存在的必要，正因为政治所产生本身就是意见，而不是真理，它能避免任何一派滑向极端从而成为"永恒的真理"，而对于处在自由社会中的人或者争取自由社会的人，有价值的不在于左右的无谓的争论，而在于每个人对自由本身的反思，有句话说：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每个人都会主张自己的自由，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反思自由的责任，这种不会反思，就导致极端主义的产生从而最终威胁到每个人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