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某网站有篇博文《莫分“左右”，只维民心》，认为多年来的左右之争，只不过是在汪洋大海的一条破船上，争抢两块破船板而已，“左派、右派在当代中国轮番执政当道60余年，对老百姓而言，左也苦，右也苦。中国的左右之分，何尝不是和台湾的蓝绿之分一样，分庭抗礼，制造仇恨，分裂社会呢？”
作者用古代元散曲抨击封建统治阶级的“兴也苦，亡也苦”，来批判现代社会的“左”和“右”，对“左”和“右”各打五十大板，而自己好像不左不右，不偏不倚，坚守中庸之道或中间道路的美妙境界，标榜自己思想的独立自由，为人民说真话，可谓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乍一看，似乎有理；细一想，毫无道理！
建国60多年来，我国从来就没有“左派、右派轮番执政当道”之说，更没有“左也苦，右也苦”的历史事实。让人民受尽苦难的，是那个地地道道、令人闻之色变的“左”字。
翻开改革开放前那30年的历史，中国人民吃尽了“左”的苦头，历尽了“左”的灾难。请看——
1957年反右派斗争，全国55万多正直敢言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在政治上、精神上和身心上受到严厉打击和摧残，无数的知识精英从此噤若寒蝉。这是“左”的祸害。
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裹挟亿万人民瞎折腾，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强迫命令瞎指挥，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造成三年大饥荒，六亿人忍饥挨饿三年多，三千多万人成为饿殍。这亘古未有的大悲剧，更是“左”的祸害！
更不用提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冤狱遍地。多少知识分子被打成黑帮，圈进牛棚，受尽摧残，九死一生；多少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遭到批判、揪斗、监禁、流放；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按叶剑英的说法，斗了1亿人，死了2千万人，损失8000亿人民币。几亿人在贫穷饥饿中艰难度日，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这当然是“左”的最大祸害。
邓小平也多次说过：“建国后，从1957年到1978年，我们吃亏都在‘左’。”“1957年下半年开始，开展反右派斗争，这是错误的。接着是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高速发展，违背了八大路线。这一‘左’，直到1978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20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这恐怕是对改革开放前那段历史最权威的认定。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吃了“右”的苦呢？
建国30年来，我们似乎还没有吃过右的亏，因为右从来就没有在整体上“执政当道”。翻检历史我们还会惊奇地发现，那30年中，凡是“右”的一“当道”，或者一冒头，对国家就有利，对人民就有益，我们党的历史就会显出一抹亮色。然而由于违背“执政当道”的左倾路线，常常受到严酷打击，其寿命大都十分短暂，而后极受人民的怀念和歌颂。
1956年，周恩来、刘少奇等人，针对当时国民经济急躁冒进，造成市场混乱的现象，提出“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情绪”的口号，意即“反冒进”，结果被毛泽东斥为“右倾保守”“离右派只有50米”，反复予以批判，周恩来因此差点丢了总理的位子。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鉴于大跃进的混乱现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人民生活日益困苦的状况，给毛泽东写信，对普遍滋长、日益猖獗的共产风、浮夸风提出批评，对大炼钢铁、大办食堂表示质疑，毛泽东勃然大怒，将其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头子”，一下批判斗争了15年，至死方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继“彭罗陆扬反党集团”之后，刘少奇邓小平被当作“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翻在地，罪名还是“右倾机会主义”，鼓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
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大刀阔斧搞整顿，纠正文革造成的危害，恢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遭到“四人帮”的忌恨，毛泽东于是发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又一次因为“右倾”被打倒。
在那个时代，被打成“右倾”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成千上万，上述几位“右倾”是主要代表。如果这些“右倾”果真能长时期“执政当道”而不被打倒，国家就能加快发展，人民就能多获福利。可惜，在那个时代，这些杰出人物的“右倾“理念”和地位，大都被视为异类，受到严厉批判和整肃，大都是昙花一现，流星一闪。
而就是这短暂的一闪一现，人民却永远记住了他们。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田家英……这些被指为“右”的革命家们，这些闪闪发光的名字，几乎就是实事求是、刚正无私、为民请命、为民造福的化身，他们给人民带来了什么“苦”呢？
相反，那些极左大将们，林彪“四人帮”不说，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关锋、戚本禹、柯庆施、吴芝圃……这些“左”的出奇“革命家”们，实际上是一群头脑膨胀、心理变态的野心家、阴谋家，这些令人侧目的名字，几乎就是阿谀奉承、投机钻营、媚上欺下、祸国殃民的代名词，他们确实给人民带来了无边无尽的痛苦！
所以，那30年，根本不能说“左也苦，右也苦”，而是“右”给人民带来了福，“左”给人民带来了苦。
那么，改革开放后30年，“执政当道”的是“左”还是“右”呢？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及后来的所有执政者，绝对不会自称是“左”或者“右”，因为共产党的政治上有很多忌讳；我们只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用毛泽东创立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继续革命的理念来衡量，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显然是偏“右”的。
毛泽东一直批判为“右倾倒退”的包产到户，现在居然在全国大张旗鼓普遍推广；毛泽东一直念念不忘的“阶级斗争为纲”和“继续革命”理论，现在竟然被一笔勾销，再也不提，代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毛泽东用社会主义经典理论，早就将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个体商户、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利润挂帅、物质刺激、雇工生产、贩卖交易，等等，划入资本主义范畴，现在这些“右”的东西居然大行其道，遍地开花。30年来，正是由于这些“右”的东西“执政当道”，才使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我国综合实力一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试问，这些“右”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苦呢？
当然，邓小平说过：我们搞改革开放，都会有来自“左”和右的干扰；我们要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左”。这个“左”，显然就是毛泽东或者叫“四人帮”极左路线遗留下来的东西，而这个“右”指什么呢？
邓小平一再强调，这个右，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什么叫“自由化”呢？就是全盘西化。什么叫全盘西化呢？就是西方的多党制、两院制、普遍选举制和三权鼎立。主要是政治层面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只是某些激进分子提的口号，一提出来就遭到了严厉批判，我们的政府从来就没有实行过，劳动人民又怎能吃这些“右”的苦呢？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还有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凡是“左”的思潮冒出来兴风作浪的时候，改革开放的航船就会受到干扰，甚至会停滞不前；凡是改革开放的航船向过去曾经批判过的“右”的方向转的时候，民生活力就会不断高涨，国民经济就会快速发展。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党和政府排除左的重重阻力，不断向“右”转的历史。
所以，改革开放30年中，还是“右”给人民带来了福祉，“左”给人民带来了苦楚。不过在邓小平理论盛行的大环境下，“左”的危害性越来越小，让人民吃的苦越来越少罢了。
当然，多年来还有一种“左右之争”，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这种左，或称“毛左”，极力用个人崇拜的狂热歌颂毛泽东，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当作丰功伟绩大肆吹捧，鼓吹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义，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攻击党的现行政策，主张回归过去。而这种“右”，则主张重新评价毛泽东，用大量笔墨揭露大跃进三年困难饿死几千万人的惨象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滔天罪恶，呼吁让毛承担责任。鼓吹政治体制改革，主张民主宪政，走西方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性和权威性也提出种种质疑。
这种“左右”之争，至今还停留在舆论造势阶段，不断地打笔墨官司，有时也唇枪舌剑，甚至是剑拔弩张，也仅限于纸上谈兵。执政者对此一般是睁眼闭眼，不置可否，对太过分者就敲打一下，过后依然如故。这样的“左右”之争，可以让人们看看热闹，开开眼界，长长见识，但对老百姓的经济生活产生不了什么影响，更谈不上什么“吃苦受罪”！
所以说，该网友的“左也苦，右也苦”的观点，简直就是杜撰的和现实生活不搭界的挫伤民心的胡言乱语；如果真正“只惟民心”，就不能说这种胡话。
再者，说“左右之争”就像台湾的“蓝绿之争”一样，只能“制造仇恨，分裂社会”，本身就是煽动仇恨的危言耸听。你睁眼看看，人家的蓝绿之争把台湾的民主政治搞得多好，成了亚州的典范，华人的楷模，你凭什么指责人家是“分裂”“仇恨”呢？倘若我们的“左右之争”真正能达到“蓝绿之争”的效果，那才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