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有了新的发展，日本右翼再次引起中国媒体的注意和谴责。很多年来，大凡在日本发生了让中国不高兴的事情，这边的宣传都归罪于“一小撮”右翼分子的捣乱。日本右翼在中国很出名，超过了电视明星小泽玛利亚，其面目与身体却模糊不清。他们究竟有何主张？为什么总是 “反华”（根据中国宣传机构的批判常用词）？几乎无人追究。
其实，日本右翼的观点比较接近中国的左派。在日本，方向盘在车的右侧，车靠路的左侧行驶。在交通规则上，日本的右即是中国的左，在政治光谱上也大致如此。但日本所谓的左翼却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中国的右派。概念有点混乱，好在本文不讨论日本左翼。
右翼主张
日本右翼发源于明治维新时期，一般认为鼻祖是头山满（1855-1944），一个下级武士，废藩后是“浪人”（在中国很有名的浪人大致可以被归入右翼。他们忠于国家，相信暴力）。美国学者哈瓦特·诺曼说，头山满与纳粹惊人地相似。头山满是玄洋社的创始人之一。在当初的风气中，玄洋社的宗旨是争取自由和民权。到了1880年代中期，玄洋社和日本国家一起向右转，转为扩张 “国权”，主张日本领导亚洲，对抗白种人，以武力扩张。在玄洋社之后，产生了许多右翼团体，黑龙会被认为是其嫡出，也是中国人熟悉的组织。黑龙会是日本大陆扩张的先锋队。头山满是黑龙会的顾问。实际上，一直到死，头山满都是日本政界有影响的人物。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日本要继承德国的在华权益，更提出扩张的“二十一条”，激起了“五四运动”。1919年，黑龙会成员北一辉（1883-1936）在上海，听到反日呼声。然后，他用一个月的时间写完了《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在《大纲》中，北一辉提出发动政变，推翻旧制度；以此“发动天皇大权”；停止实施宪法，解散议会，发布戒严令；限制私有财产；保护劳动者权利。在民权之后是“国权”，国家有开战的积极权力。北一辉认为，日本应向英国、俄国开战，夺取他们的土地。如果这就是侵略主义、军国主义，那么，日本应该在“全世界无产者阶级的欢呼雀跃中，加冕此黄金之冠”。
在《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一书中，作者堀幸雄把北一辉的立场归为“国家社会主义”。
石原莞尔（1889-1949）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目标是占领“满蒙”。他期待由日本为汉族“造福”。他的更大目标是建立“东亚联盟”，以天皇为盟主。在1939年发表的《昭和维新论》中，石原把日本“国体”规定为具有日本特色的“独自唯一的存在”，为上层官僚的倒行逆施张目。石原的战略目标是有限的，但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一发不可收。1941年，他一向公开蔑视的东条英机当上首相，而他于同年以中将军衔转入预备役。战后，石原承认了他的错误，反对日本重新武装，提倡以和平方式建立“东亚联盟”。
堀幸雄说：“几乎所有的国家主义者都只知道以破坏为己任”，北一辉和石原莞尔是描绘过国家“蓝图”的罕见人物，不是专一破坏。因此可以说，北一辉和石原莞尔是最出色的日本国家主义者。
日本政治学者、思想史学家丸山真男把1931-1936年定为 “法西斯主义的第二期即成熟期”。在此期间，右翼团体从民间向军队发展，能量加大。日本陆军的右翼分为皇道派与统制派。皇道派特别注重精神力量，主张天皇亲政，他们认为人是最重要的，对于他们不满意的人物，常用的办法是刺杀。统制派比较注重制度，主张统制经济（不完全的计划经济），他们原来有暴力革命的想法，后来放弃了。1935年，在陆军省内，统制派的核心人物永田铁山被另一名军人用刀劈死，该派受到打击。
北一辉《大纲》的基本方针就是“政变”。在他的《大纲》激励下，1936年，皇道派在东京发动 “二二六事变”。失败后，北一辉被判死刑。此后，近卫文（以皇道派自居）、东条英机（统制派成员）先后就任首相，不断推动战争。前者加快向中国大陆的军事扩张，以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后者则挑起对美国和英国的战争，以偷袭珍珠港为起点。
战败投降后，日本人平静地接受了战胜者。美国人没有清算战争责任者，而日本政治家们把国家主义作为辅助胜利者、凝聚失败者的手段。岸信介是战前统制派的官僚成员，先后担任东条内阁的商工大臣和国务大臣，负责战时的统制经济。这位甲级战犯于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因为1960年1月新的《日美安全条约》引起国内的反对，他的内阁于当年6月垮台。
日本的国家主义经过了平稳过渡。统制经济有功于战后的经济起飞，也很有功于过去20年的经济不景气。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国家主义不像战前那么嚣张，这也许是因为机会没到吧。
思想溯源
把日本右翼的远方源流放在对右翼介绍的后面，不是倒错时间的流向，而是为了突出近现代。现实政治问题可以追溯到哲学思想和战略思想。但我们必须小心，不可过度诠释这种追溯。
日本人把天皇当作神，万世一系。在相当于中国隋朝的时期，圣德太子（574-622）制定宪法，以“和”为第一原则。这是“大和”的来历。由此，日本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但这个社会等级森严，且有一个神。神是天皇，不可推翻。这迥异于中国的统治权位于道德之下的思想传统——如果统治者失去了崇高的道德，也就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
日本和谐社会的核心是“忠”。森岛通夫在《透视日本》中说：“在中国，儒教的‘忠’，其含义是对自己的良心或自己本身应当诚实。但在日本，则被解释为对君主的忠诚。”其实，中国的“忠”具有两面性，既有对良心的忠，也有对帝王的忠。日本只学去了不好的一面。日本儒学中少有“仁”，而日本化的佛教日莲宗有暴力倾向，这两个特点在20世纪很突出。
到了明治维新时，日本想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天皇不仅是高高在上的神，还直接指导国家政策。这是日本学习德意志帝国宪法的结果。1882年颁布的《军人敕语》、1890年《教育敕语》，都要求“忠君爱国”，在军队和学校培养爱国者。日本人紧密地团结在天皇周围，爱国情绪也高涨了，右翼就在这个背景下产生和壮大，各派都把无限忠于天皇作为他们的第一要务。
那时，世界的殖民扩张还没有结束。日本是一个好学生，无法抵制跳上殖民主义末班车的诱惑，扩张势在必行。但是，日本文化中缺乏战略思想，而这种缺乏又是由哲学思想的缺陷造成的；而地理的原因则是岛国的先天缺陷。因此，右翼推动的军事扩张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
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中说，日本缺乏思想的坐标轴，即缺乏“力图定立自己的历史地位的那种核心性的”思想传统，日本因此丧失自我。其实，这个判断也大致适合今天的中国。
（*作者最近新书 《地缘大战略》两卷本，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