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1989年的一个晚上，我在家中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右翼恐怖组织“赤报队”(Sekihotai)。他说我已经进入该组织的“反日分子”黑名单；将对我采取刺杀行动。此前几周里，我发表了两篇观点文章，批评不久前去世的裕仁天皇(Emperor Hirohito)，强调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应负的责任，质疑了媒体和民众对他的崇敬。

我给当地警署打了电话，接电话的警官以为赤报队是左翼组织。我对他说，看起来这个组织对我和妻子及两个小孩居住的建筑进行过侦察。结果他只是派了两个人过来，给我的电话接上了一个录音设备。没过几个小时，我们的猫就把机器弄坏了。

我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两年前的1987年5月，赤报队对《朝日新闻》(Asahi)发起了一系列袭击，在他们看来，这家报社的立场是“反日”的。一位记者被人用滑膛猎枪打死；还有一位重伤。该组织当时发布了一份声明，称它要“惩戒日本国内外的反日分子，”针对朝日的行动只是个开始。1988年，赤报队对前首相中曾根康弘(Yasuhiro Nakasone)发出威胁，因为他顾及到中国和韩国政府的态度，取消了参拜靖国神社的计划，中曾根首相的继任者竹下登(Noboru Takeshita)也收到一封信，要求他恢复神社参拜。

赤报队于1990年销声匿迹。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一名成员的身份被公开，更别说被捕了。

假设电话确为赤报队成员所打，我和这个组织的过节也谈不上是什么重大事件。我们一家在那几周里经历的恐惧，是一件纯粹的私事：警方基本上没做什么，刊登我的文章的报纸明确表示不想卷入此事。然而恰恰是这种私人的性质最能说明问题。

我决定把裕仁批评为一个做出了灾难性决策的普通人，而且选择在举国上下哀悼他的离世时这么做，这使我被归入这个国家的一小撮异类，赤报队也是这样。它的极端立场，它诉诸暴力的意愿，使它堕入到一个几乎不为世人所知的社会边缘。我的观点是公开阐明的，而赤报队的成员不但隐姓埋名，还选择秘密行动。右翼言论过去见不得光。少有的那么几次闯入到公共空间里，也总会带着点怪异的气息。

1985年的时候，中曾根政府面对民众的坚决抵制，不得不放弃国家秘密法案(State Secrets Bill)的表决，该法案规定如果一个人被认定泄露了政府眼中的敏感信息，就可能入狱。1986年，中曾根先生决定不参拜靖国神社。而后他又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对日本的历史教科书进行修订，以体现二战期间日本殖民扩张之凶横。

然而，曾经属于异类的论调近来开始公开化。事实上，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的政府在做的某些事，正是赤报队曾要求中曾根先生和竹下先生去做的。

政府不久前通过的《特定秘密保护法案》(Special Secrets Protection Bill)，和1985年的那个提案非常相似。安倍近日又成为自2006年以来首位参拜靖国神社的在任首相。此外他还表示，中韩两国政府就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民粹主义洗白发起的抗议，他打算不予理会。

作为赤报队标志的激进右翼言论，如今已经司空见惯。看看安倍先生的Facebook页面上那些来访者评论就知道了。有一位说，“别去想那些原始的中国和韩国人了。现在到了和反日大众媒体（尤其是朝日之流）开战的时候。”接着又说，“原始的中国和韩国人反正也没什么影响力；日本大众媒体绝对是更坏的，太多国民被它们洗脑了。它们是一伙无所顾忌的、强悍的敌人，但现在到了不战则亡的时刻。为我们而战，安倍首相！！”

这段话的恶毒之处，在英文中没有很好的传达出来。但是观点已经足够清晰。此类评论得到如此众多的“赞”，而且居然是在日本首相的Facebook页面上，显然它激起的共鸣已经不仅限于日本社会的边缘群体。

十几年前——赤报队消失12年之后——另一个日本右翼组织的首领推测，该组织当年之所以消失是因为它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这也太抬举赤报队了。实际上是世道变了，这种见不得光的秘密组织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日本正在向右大转弯，赤报队的后继者们可以大摇大摆走出来了。

加藤典洋(Norihiro Kato)是一名文艺评论家，同时也是早稻田大学(Waseda University)的教授。本文英文版由Michael Emmerich自日文译出。

翻译：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