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美国为了其冷战战略与建立亚太霸权的目标，极大地放宽了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处置，导致日本右翼势力残留。日本政府数位首相及重要官员更是受右翼影响，屡次在公开场合否认“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战争罪行，并进行“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破坏日本形象、不利于东亚和平的行为。2014年8月，日本右倾新闻媒体《产经新闻》更是提出了“历史战”概念，并进行大肆宣传。此后“历史战”获得日本自由民主党的支持，并自2019年开始连续将“历史战”的主旨纳入其每年汇总的“预算编制大纲”中。日本右翼“历史战”及其对日本政坛的影响，反映了当前日本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危险趋向。为此，本文立足于大量一手资料和国内外最新相关研究成果，着力追溯和考察日本右翼“历史战”得以发动的原因及本质，进一步揭示其对东亚和平及中日关系的危害性，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各种应对策略与建议，以期为中国政府和学界更好应对这一问题提供思路与启发。
一、日本右翼“历史战”的提出及其对日本政坛的影响
“历史战”是由日本右翼势力提出并推动的，主要是为了对抗国际社会与日本国内对日本战争侵略罪行的揭露和批判，同时对日本政坛产生了重要影响。
自二战结束至今，国际社会尤其是受到日本侵略战争伤害的国家和民众，对日本法西斯罪行的揭露和谴责声持续不断。20世纪末期，受到日本侵略战争危害的中韩等国的在美侨民掀起了声讨日本战争罪行的浪潮。1994年，旧金山在美华侨成立了“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并同在美韩国侨民组织的相关“慰安妇”团体展开了一系列谴责日本战争罪行的活动，并修建了数座“慰安妇”雕像。同时，这些战争受害者还积极采取法律行动。从2000年9月开始，来自中国、韩国和菲律宾等国的15位“慰安妇”幸存者曾多次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对战争罪行进行道歉与赔偿。2007年7月，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了《“慰安妇”问题的决议案》即第121号决议，认定日本军队在二战期间强征20万人以上规模的女性作为性奴隶，并督促日本政府进行正式道歉。
日本国内新闻界也有披露日本战争罪行的报道。2014年8月，日本国内持“自由派”立场的新闻媒体《朝日新闻》以“对慰安妇问题的再思考”为题登载系列文章，报道了日本在战时所实行的“慰安妇”制度，引起了日本右翼势力的激烈反响。为了掩饰日本战争罪行，日本右翼在《产经新闻》上登载文章，反驳《朝日新闻》文章中关于“慰安妇”问题的系列报道，由此引发这两个刊物之间的论战。《产经新闻》的文章指责《朝日新闻》的文章在揭露“慰安妇”制度时，较多地采用了在二战期间担任山口县劳务报国会下关支部劳动部长的吉田清志著作中的所谓“伪证”，即：“吉田证词”。《产经新闻》的文章认为：“吉田证词”先后被联合国《库马拉斯瓦米报告》和美国众议院“第121号决议”所采纳，认定日本“慰安妇”为性奴隶，不利于日本的国际形象和日本国人的历史认同。
其后，《产经新闻》明确以“历史战”为主题连载数文，进一步抨击《朝日新闻》报道中的“错误”。最后，在右翼势力的攻击和压力下，2014年9月《朝日新闻》对“误用”吉田清志的证词，即：日军“曾在朝鲜济州岛强制胁迫200名年轻女性成为慰安妇”的说法进行道歉。《产经新闻》发文马上将这一道歉描绘成取得同《朝日新闻》的“历史战”的胜利，并大肆宣扬。
《产经新闻》还将“历史战”扩展至中国与韩国。以本文前述的中韩菲三国的战争受害者在旧金山对日本战争罪行及其要求日本赔偿的诉讼为例，《产经新闻》借题发挥称：“中韩两国时常在国际场合中以‘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历史问题为切入口，以美国为主战场，有预谋地贬低日本为‘犯罪国家’，打击日本国际形象，以此谋取更高的国际地位。因此，针对‘慰安妇’问题的讨论已经不是单纯的历史问题，而是一场战争，并鼓吹日本必须以‘历史’为武器，同中韩两国战斗”。
上述表明，日本右翼提出的“历史战”，就是为对抗国际社会揭露和谴责日本战争罪行正义呼声而从事的欺骗性的舆论战。“历史战”一经提出，就得到在日本政坛举足轻重的自民党关注，并与自民党内的右倾人士的观念产生重要互动。
作为日本右翼势力喉舌的《产经新闻》与日本自民党联系紧密，并与其党内的右倾人士在历史认知上有诸多的相似与相同之处。因此，《产经新闻》的“历史战”一经提出，就与日本自民党内右倾人士所主张的所谓“历史认知”存在极大共鸣。2018年12月2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社交媒体中展示了他正在阅读的著作，其中就包括《日本国纪》一书，而该书作者就是推崇“历史战”的百田尚樹。此人一贯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的铁定事实。2017年8月16日，《产经新闻》刊登该刊组织政治部编辑委员阿比留瑠比的文章，该文章明确表示：“支持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关于否认‘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发言”。河村隆之发表的右翼言论，还获得安倍晋三、石原慎太郎、片山皋月等61名自民党议员的署名支持。此外，一些日本自民党成员还公开支持《产经新闻》关于否认“慰安妇”问题的文章观点。2014年8月15日，在日本无条件投降69周年纪念日之时，自民党部分成员组成了“思考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议员会”。该议员会旨在否认“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战争罪行，希望修改日本历史教材。在2012年成立的第二次安倍内阁中，19名成员有9人为该会成员。该议员会还召开专门会议，发文支持《产经新闻》的右翼立场，严厉抨击《朝日新闻》对“慰安妇”问题的系列报道。此外，日本右翼也极力推崇自民党右倾人士，如《产经新闻》的阿比留瑠比，他将安倍晋三奉为所谓现代日本的“救世主”。
日本自民党右倾人士还将“历史战”扩展到国际组织。他们试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围绕“世界记忆遗产”议题进行所谓新一轮“战争”。2015年10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中国将“南京大屠杀”作为世界记忆遗产的申请，随后日本自民党便召开下属各部门联合会议，对这一“外交失败”进行反思，并决定成立专门部门进行反击。同年11月，前日本首相安倍宣布成立“学习历史—思考未来本部”，该部门为日本首相直辖部门，由时任自民党政调会会长稻田朋美担任重要职位。稻田朋美声称她未进入政界之前就质疑过“南京大屠杀”中“百人斩”事件的真实性，还在公开演讲中表示“没有《产经新闻》，自己就不会成为政治家”。随后，日本在2016年6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企图将歪曲捏造的“通州事件”及“有关慰安妇与日军纪律文件”登记为世界记忆遗产。
2019年12月12日，日本自民党在编写2020年度的日本政府预算案时，汇总了作为基本方针的“预算编制大纲”。在该大纲的“外交”部分中首次提到了“重视情报战，特别是注意搜集‘历史战’等相关问题资料，并将‘历史战’作为重要课题纳入其中”。此后，日本政府历年的“预算编制大纲”中都有提到“历史战”。2022年12月16日，日本自民党汇总2023年度“预算编制大纲”中，再次提到了“强化应对‘历史战’在内的‘新式情报战’，加强对日本领土、主权、历史等问题情报的搜集和调查，进一步加强对外战略宣传”。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的这一举措，标志着“历史战”从《产经新闻》这一日本民间新闻媒体提出的概念发展成了官方认可，并准备作为正式纲领进行实施的计划。2022年2月，日本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希望将二战时日军奴役韩国劳工的“佐渡矿山”历史旧址登记为世界记忆遗产。日本政府的这一举动清楚地表明了它的右翼立场，是对右翼“历史战”的重要呼应。
为了进一步利用“历史战”在国际舆论中造势，《产经新闻》还协同日本自民党右倾人士采用了以下做法。第一，将日本国内主张和反映“历史战”的著作翻译成英文进行出版，以弥补过去日本没有在国际上所谓“正确发声”的遗憾。这些著作不仅彻底否认“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犯罪历史事实，还大肆宣扬要引导日本国民树立“肯定大东亚战争的修正主义历史观”。第二，委派日本自民党议员在海外访问期间，向国际历史学者和研究人员分发宣扬“历史战”的著述。第三，出资雇佣一些外国写手与在互联网有一定影响的人士编写出版物，以扩展“历史战”的国际传播。那些被雇者大多不通日语，单单引用伪造和歪曲历史真相的日语资料。其文章逻辑混乱，编辑随意粗糙，主要依靠煽动性的话语蛊惑人心，以达到“历史战”的宣传目标。第四，联合日本民间及自民党中的右倾势力，以“言论自由”为由，对中韩两国侨民在美国组织的修建“慰安妇”纪念像活动提出所谓“诉讼”。
总之，日本右翼提出“历史战”，就是为了对抗中韩等国的战争受害者和国际社会对日本战争罪行真相的揭露与指控。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概念从提出开始，就与日本政坛中的右倾势力保持着互动，并对自民党政府的政治态度和行动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二、日本右翼发动“历史战”的主要原因及其本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盟国对日本军国主义政治、军事系统进行了摧毁性打击。同时，反法西斯盟国在战争中后期就开始考虑和拟定了包括惩处日本战争罪行条款在内的国际条约，并在战后初期将条约精神落实在系列政策规定中。但是，作为对日处置主导者的美国，为了其冷战战略和建立亚太霸权的目标，极大地放宽了对日战争罪行的处置，为其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形成和兴起提供了条件，是日本右翼得以挑动“历史战”最主要的历史原因。
军国主义是日本近代以来对外发动野蛮侵略战争的主要思想来源，这一思想渗透到日本军队、教育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基础。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融合了日本传统“武士道”“八纮一宇”等观念，主张对天皇无条件地服从和忠诚，是一种狂热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还将此思想嵌入到日本的法律之中，1889年《明治宪法》的第11-13条规定：“天皇具有统帅陆海军、规定军队编制和常备兵额以及宣战媾和、缔约权力”，确定了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在军队和民众教育上，日本分别在1882年和1890年以天皇的名义发布《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对军人和一般民众进行军国主义思想洗脑。二战中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在战争中所犯下的种种罪行，都是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
为了根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及其思想根源，防止日本再次发动野蛮的对外侵略战争，早在二战发生战略转折时期，反法西斯盟国就决定严厉处置日本侵略战争罪行，并将此作为战后改造日本的重要部分。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布《开罗宣言》，其中规定了三国对日作战的目标：“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该《宣言》首次明确宣示了反法西斯盟国在战后惩治日本侵略罪行，清除其军国主义思想，使日本不能重蹈侵略战争覆辙的庄严目标。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又联合发布了《波茨坦公告》，进一步具体规定了对日战争罪行的处置方案，其中第六条规定：“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第十条中又规定：“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毁灭日本，但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由此可见，《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在战争期间就从国际法层面确定了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战争罪行的决心，展示了反法西斯盟国将日本改造为和平国家的愿景。
日本投降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精神，反法西斯盟国也拟定了严惩日本战争罪行的一系列具体政策规定。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长官麦克阿瑟发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确定了尽快处置日本战争罪行的方案；同年2月28日，盟总颁布了《公职追放令》，严格禁止日本战犯以及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人在政府、企业等机构任职；1947年1月4日，盟总又颁布新的《公职追放令》，该法令将退职的范围扩大到战前以及战争期间日本主要军需企业和军国主义团体成员；截止1948年5月，在实施的《公职追放令》中，禁止了大约20万人再次担任公职。思想教育层面，1948年6月，在盟总命令之下，日本参众两院决定废除充斥着军国主义思想精神的“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文化层面，盟总下属部门民间情报教育局（CIE）在1948年3月制定的《战争罪行宣传计划》（War Guilt Information Program）规定：“CIE需要对日本各级民众阐明战败事实、战争罪行以及军国主义者对现在及未来日本民众遭受苦难和贫穷的责任；阐明反法西斯盟国军事占领日本的原因；阐明努力将日本民众培养成为民主的主要力量，让日本在未来成为热爱和平，遵守秩序的国际大家庭中一员”。
但是，在战后冷战逐渐升温的大背景下，美国从建立和稳固自身在亚太的霸权地位出发，改变了反法西斯盟国对日本战争罪行及军国主义思想严厉处置的初衷。在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操作下，一些重要的日本战犯、右翼团体及案件并没有在东京审判中得到严肃地处置。如没有追究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皇室在发动对外侵略中的罪责，特别是没有将罪大恶极的日本皇室成员朝香宫鸠彦王的战争罪行纳入处置范畴。此人在1937年12月担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是纵容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在占领日本后，盟总尽管解散了玄洋社、黑龙会等一大批日本极右翼团体，但没能追究以上团体的责任，在美国结束占领后，不少右翼团体死灰复燃。此外，国际检察局没有系统界定日军“强制组织慰安妇”及“细菌战”的罪行。1946年4月12日，国际检察局中国代表向哲濬给检察局递交的《备忘录》中提出：“希望检察局将强奸、对平民的谋杀等行为纳入战争罪行范畴，此外建议检察局按照1928年《日内瓦协定书》规定，仔细调查日本细菌战”，但是中方的提议没有得到国际检察局的应有回应。
随着构建亚太霸权步伐的加快，美国更是终止和废除了在《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原则精神基础上所拟定的对日战争罪行处置，以及实施了对日民主化改造的一系列政策，并在1952年4月21日宣布废除《公职追放令》。在美国政策改动下，大批日本重要战争罪犯，如甲级战犯岸信介和重光葵等重返日本政坛。美国的这一操作不仅违背了反法西斯盟国处置日本战争罪行，促使日本走和平道路的原则精神，更为严重的是为其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形成奠立了核心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右翼势力对日本社会造成极大负面影响的同时，还进一步渗透日本政坛，尤其活跃于日本经济出现问题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粉碎后，经济社会等多个层面一直处在停滞不前的困境。在此背景下，日本自民党的政治态度更加趋于保守和右倾化，并同日本社会右翼势力相互呼应，频繁在历史问题上挑衅反法西斯盟国做出的定论，否定日本战争罪行。2013年3月，安倍在国会答辩中表示“对甲级战犯的审判出自于‘战胜国的裁定’，并非日本自己做出的”，并以此质疑东京审判的正义性。此外，安倍曾屡次表达了“想要恢复《教育敕语》作为教材使用”以及“必须参拜靖国神社”等错误言论，充分说明他在思想上与日本右翼势力观点的一致性，是日本政坛极其危险的政治倾向。
可见，由于美国主导的对日本战争罪行处置和军国主义思想清算的不彻底，给日本战后社会发展留下了深刻隐患，成为战后日本右翼形成并公然发动所谓“历史战”的主要原因。而“历史战”的本质就是要以欺骗手段抹杀日本侵略历史的罪行，目标是推动当代日本重走过去军国主义时代的错误道路。实际上，日本右翼的“历史战”从思想到手段没有什么新内容，只不过是继承了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战略中所采取的“思想战”衣钵。
为了在思想舆论上配合军事侵略战争，日本政府在1940年特别成立了直接隶属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内阁情报部”，专门负责战争期间的“思想战”。“思想战”的主要目标就是向日本民众灌输一系列掩饰日本侵略战争罪行的欺骗说辞，如：“日本帝国对外侵略没有错误”、“日本对外侵略是受美英等西方国家胁迫不得以为之”、日本对外侵略是“‘外部压力’和‘共产主义’威胁”的结果等，极力在日本民众中将日本的对外侵略“塑造为‘受害者’形象”。为了将日本对外侵略“正当化”，1940年日本内阁情报部还专门举办了所谓“思想战博览会”。该展览会展示了日本情报部门从中国、朝鲜等地刻意收集可以为“思想战”伪造事实服务的教科书、海报、宣传画等物件，集中渲染受到日本侵略的中国等国所谓“排日教育”和“共产主义威胁”的危害。可见，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所策划实施的“历史战”，旨在将中韩两国民众在国际社会揭露日本在战争期间犯下的包括“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罪行真相，污蔑为“在国际上抹黑日本”的欺骗手段，这与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导演的“思想战”如出一辙。
值得提出的是，当时从事“思想战”的重要人物是反法西斯盟国惩治打击日本战争罪行的重要对象，如包括在《公职追放令》范围之内的谷正之、天羽英二、绪方竹虎等人。这些人在二战后初期都被列入甲级战犯嫌疑人名单。但是，在美国主导的放松对日战争罪行处置政策之下，这些当年从事“思想战”的重要推手都被盟总以无罪名义释放，其中一些人还重新进入日本政坛。例如，谷正之后来担任日本驻美大使，绪方竹虎担任了日本内阁官房长官。
总之，日本右翼势力所从事的“历史战”，就是当年日本侵略者“思想战”的当代再现，其本质都是以嫁祸于被日本侵略的受害者为主的卑劣手段，企图掩盖日本侵略战争和滔天罪行的真相，试图再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人民拖回罪恶战争的深渊，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错误行为。
三、中国应对日本右翼“历史战”的策略
总体而言，日本右翼发动的所谓“历史战”只是当代和平与发展历史总体进程中的杂音。但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为了世界永久和平和健康发展，国际社会必须未雨绸缪，吸取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将欺骗宣传作为其侵略战略的一部分蒙骗国际社会，逐步扩大侵略战火的历史教训，高度重视和警惕“历史战”这一杂音可能会对地区与国际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并及时采取正确措施进行应对。
第一，旗帜鲜明地与日本右翼“历史战”作斗争。日本右翼的“历史战”是以伪造“历史”作为主要手段。因此，以历史事实对其进行揭露和批驳，就是对“历史战”最有效的回击。日本右翼在“历史战”中为了否认“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实，确实费尽了心机，包括出资支持和组织所谓“学者团队”，让其披着学术研究的外衣编织谎言。比如，日本历史学者高桥史郎就曾被雇为“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骨干成员，从事篡改历史的所谓“研究”，并以“历史考证”的方法拼凑相关档案资料，以质疑“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事件的“真实性”。高桥史郎的“质疑”被右翼分子“历史战”所利用，为其进一步对外传播“历史修正主义”观念服务。
长期以来，中国档案学界和历史学界在有关日本在华战争罪行的档案文本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以及民间田野调查搜集方面都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形成了日本右翼势力无可抵赖的证据链条。上海交通大学建立的“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和上海师范大学建立的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已经整理、翻译和撰写了一大批档案与著作，建立了“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中国“慰安妇”资料馆等，并存有一大批图片及语音影像资料。当然，面对日本右翼精心策划的带着学术面罩的所谓“历史战”，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关于“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细菌战”等反映日本侵华战争罪行档案的系统挖掘与整理，并构筑和完善“多边化”“精细化”和“数字化”的专门网络系统，整理、编辑和出版从多方面证明与阐释日本战争罪行及战后审判的重要文献，并在详实档案研读和民间取证的基础上出版和发表驳斥和回击“历史战”的著作与文章。
依据历史事实在国际社会反击和限制日本右翼“历史战”的影响，也是我们需要努力推进的工作。日本右翼势力团体极为担心的就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开展的对日本战争罪行，如对“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问题的调查认证工作。199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认定“慰安妇”为“性奴隶”的《库马拉斯瓦米报告》时，日本右翼对日本政府在此问题上的“无作为”感到痛心疾首。2015年10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中国提案将“南京大屠杀”纳入历史记忆遗产的申请，这更是对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事实的重大打击，日本右翼人士甚至就该事态指责日本政府外交的失败。为此，日本自民党在2015年10月14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停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经费。2016年5月31日，中国、韩国联合其他国家与地区，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将日本战争罪行之一的“慰安妇问题”纳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要求。尽管因为日本的强烈反对，这一提议在最终表决环节没有通过，但通过这次多国联合申报，中国和相关国家共同向世界宣传了“牢记历史，捍卫人类尊严”的信念，表明了亚洲各国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合作初见成效。此外，在上述已有成就的基础上，中国在反击日本右翼的“历史战”中，还可加强与韩国等同样遭受日本侵略、具有共同记忆的亚洲国家进一步合作，扩大揭露和谴责日本战争罪行的联合战线，并将揭露和批驳日本战争罪行的正义诉求源源不断地提交给相关国际组织，扩大反击“历史战”的国际阵地，堵绝“历史战”的国际空间。
从国际法层面判定日本右翼“历史战”的非法，也是反击日本右翼“历史战”的有效办法。从国际法层面诋毁和歪曲反法西斯盟国对日本罪行的判定和审判，是日本右翼在“历史战”中采取的重要手段。反法西斯盟国在二战时期签订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关于处置日本战争罪行的系列政策规定，都从国际法层面认定并处置了日本的战争罪行。此外，我国学者还可在坚实的历史案例基础上，运用“战争法”“人道法”“人权法”和“国际司法”等国际法武器，加强对日本战争罪行进行法理层面的控诉。
第二，团结日本人民及国际社会正义力量回击日本右翼的倒行逆施。正如日本犯下侵略战争罪行的责任在于少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一样，否定日本战争罪行的“历史战”的祸首也是少数日本右翼势力。因此，我们应该注意有效团结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国际正义力量，一道对日本右翼“历史战”进行斗争。事实证明，日本右翼一提出“历史战”的概念，就遭到了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的反对。和平人士认为“历史战”的论证思路漏洞百出，提醒《产经新闻》尊重历史真相，撰写并出版了一系列论文报道同日本右翼进行论战；日本右翼推动“佐渡矿山”申请世界目录的过程中，也曾遭到日本国内外民众的批判。如《东亚日报》指出：“（日本）这种把文化当作政治手段的手法，是在同周边国家制造摩擦。”同时，日本政坛中还广泛存在认同“河野讲话”及“村山谈话”的日本议员团体。这些现象表明了广大日本人民和正义人士并不赞同日本右翼的“历史战”，是我们与日本右翼斗争中的同盟军。
中国对日本右翼挑动的“历史战”所持的坚决反对原则立场，并不是日本右翼势力所污蔑的那样为了“反日”，而是防止和杜绝日本右翼势力对包括日本社会在内的亚太与国际社会的危害。中国推动日本社会民众了解与尊重历史事实，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使其认清日本右翼“历史战”的目标就是否认日本侵略罪行的历史，欺瞒本国民众。此外，我国需要同韩国、菲律宾等曾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展开更为广泛和深入地积极合作，在反击“历史战”中相互呼应和支持，维护历史事实，并在国际社会大力宣传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和平发展的伟大意义，唤起战时反法西斯联盟国家人民的历史记忆，最广泛地团结世界人民一道赢得对日本右翼势力斗争的胜利。
第三，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赢得斗争的最终胜利。与日本右翼势力“历史战”的斗争，其意义还在于人类发展道路的正确选择与否。日本右翼“历史战”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否定，实际上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掠夺别国、欺压残杀别国人民这一反人类道路的迷恋与肯定。当代的世界已经不是过去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横行霸道的世界，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基础上，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当代中国不仅成功实践了中国式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而且提出和正在实践引领时代潮流的全新理念，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和实践的目标就是推动世界彻底摆脱过去的侵略与强权当道的战争霸权思维，走向和平与兴盛的崭新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不是人类和平之计。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这一关于人类发展正道的论断，对我们深刻认知与日本右翼“历史战”进行斗争的意义和前景也具有深刻的启示。
（作者简介：宋立彬，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