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在大爆炸中产生，此后一直在扩张；宇宙也是有生命的，某时可能开始收缩、坍塌。国家和文明也都是有机体，如生物一样。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盛行的理论。在这100年中，西方关于国家、文明崩溃的研究绵延不断。现在，中国正热衷于国家崛起论，我们也必须了解崩溃理论。在刻意营造的乐观情绪中，系统收缩与崩溃的教训尤为重要，因为大多数理想都在中途破灭。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后殖民时代，扩张与收缩指国家与文明的生命力、影响力的增加与减少，不再是边界的扩张与收缩。因此，一国的扩张未必是军事扩张，可以是和平的、多国共赢的。
国家或社会的崩溃
像其他复杂系统一样，复杂社会的崩溃可能突然到来，而且是在其生命力、影响力似乎仍在增长的时候，没有明显衰落作为预警。现代国家是复杂社会的一种。在今年3-4月刊的《外交》杂志上，尼尔·弗格森发表了《复杂性与崩溃》，指出国家可能突然崩溃，暗示美国的未来。
弗格森批判那些历史学家，尤其是研究 “长时段”的法国年鉴学派。这有点像中国佛教中的渐悟、顿悟之争。禅宗相信顿悟，可是，许多大德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参禅，然后才在某一时刻顿悟。有一个过程导向顿悟，禅师们似乎认为这个探索过程没有所得。其实，很少有人能像六祖慧能那样，听到别人念经就有所悟。国家、文明的崩溃过程也同此理，衰落经常比顿悟之前的时间还要长，可能需要数十年、数百年。很少有人能注意到衰落的迹象，注意到也会被禁言。
复杂社会崩溃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必有不可持续的道德、环境、发展模式，以及统治阶层过分侵占资源，把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为控制社会而投入过高的成本。弗格森说：“大多数帝国的灭亡都与财政危机有关。”约瑟夫·泰恩特在 《复杂社会的崩溃》中总结说，崩溃是由于对复杂社会的投资边际回报在降低。例如维护稳定的成本，在一段时间之后，极高的投入不能带来相应的稳定，同时，财富不能满足权贵们增长的欲望，而平民却不愿意再承受那么沉重的剥削，他们想保留属于自己的财富。这时统治者需要更多的投入，征收更多的税赋。于是，表面稳定的社会在走向崩溃的临界点。某一天，崩溃将突然出现。
在《崩溃》这本书中，泰恩特强调政治复杂性投资的 “边际回报递减”，递减的拐点即崩溃。即使官府有极高收入，财政危机仍有可能，因为需要的投入也非常高，而边际回报必然减少。
崩溃可能是国家、文明的彻底结束，更多时候是下一个周期的开始。在后一种情况下，复杂社会在崩溃之后仍是社会，只是不再那么复杂，因此，对社会的各种投资回报又开始增加了。
在18世纪，蒋巴蒂斯塔·维科在《新科学》中提出三个循环的政治形态：神的（意识形态的）、贵族的、人道的（民主的）。民主制度必然取代贵族政权，但民主不是历史的终结，民主会崩溃，一切从头开始。在古希腊之后，维科是西方哲学史上早期的历史循环论者，清理了直线的“进步”观，回到古希腊。在他之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等人持循环论，但他们不是哲学家或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他们更像是西方文明的守望者，发出崩溃的预警。
在1980年代中期，许多人认定苏联已经在两强相争中占据了上风。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警告美国不要过度扩张。这本书出版3年之后，苏联突然解体，不辞而别。因为苏联先走一步，美国才没有崩溃，反而因为冷战胜利而享受到“和平红利”，于是顾盼自雄。
但肯尼迪的警告仍然有效。冷战之后，美国没有停止扩张。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美国精英阶层的贪婪。2009年，美国出现了茶党，反对政府的高税收、高支出，声势浩大。他们也许能够挽救美国。茶党的出现是偶然的，无组织、无预谋的。这个事实说明，自由的社会、民主的国家潜在着纠错机制。既得利益者不会欢迎这种机制，即使他们已经预见到崩溃，也不可能主动纠错，因为这样做不能给他们带来利益，也与他们的人生哲学冲突。
清朝的兴衰
越复杂的社会，其崩溃的可能性越大。老子的“小国寡民”的设想，是预先回到复杂系统崩溃之后的状态，从而避免崩溃。他的设想没有实现。从秦朝开始，中国的政治系统是刚性的，缺乏弹性，因此不免崩溃。中国人持历史循环观，把崩溃与再生视为当然，豪杰们还有项羽取而代之的雄心。但在专制的重压下、崩溃的苦难中，中国人在许多方面一代不如一代了。
在一个王朝之内也有崩溃与重建。清朝历史可以简单地分为两大段：康乾盛世、同治中兴。两个时期之间是延缓了萎缩。盛世之中蕴藏衰退，盛世之后就是衰世。在1860年前的10年中，清朝频受打击：太平天国、捻军在大片国土上纵横驱驰；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皇帝出逃；俄国割走外东北，窥伺西北；西北、西南等地回民多次起兵。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的时候，大清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时出现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才有了 “同治中兴”（1862-1874），清朝又维持了40多年。曾国藩是儒家的守护者，他起兵对抗太平天国是为了反击从西方传入的邪教。他不知道，他挽救的文明在100年之后仍被摧毁。
清廷在崩溃的边缘上开始了改革开放。士大夫经常引用《易》：“法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但是，当时的西方观察家（如赫德、威妥玛）指出，中国的改革与西方人理解的不一样。中国的改革不是寻找一条向前的新路，而是要回到臆想中的、过去的“美好”时代。这或许是历史循环观的结果。清朝有对外开放，却从来没有真正的改革。在甲午战争、庚子之乱之后，官府似乎稳定了局面。1911年，在武昌偶然发生了士兵暴动，辛亥革命终于不可阻挡。
清朝在极其危险的时候没有灭亡，却在好像安全的时候突然崩溃了。其实，在太平天国兴起之后，大清一直在向崩溃的临界点摆动。同治中兴成功的原因在于清廷的两个至关重要的优势：在旧的政治框架内，皇室不可取代，因此少了许多豪杰之士的刻意破坏；在旧的思想系统中，儒家不可取代，因此有曾国藩等杰出士大夫的刻意扶持。而这两个“不可”早已不复存在。
历史周期中的理性
中国历史上的扩张与西方的扩张不同，主要是对内扩张。在腐败扩散之后，官府的工作是搜刮，而不是激励创造财富。所以，中国社会的崩溃往往是内爆。在镇压民众的技术发达的时候，系统崩溃的原因必然是腐朽，不可能是反抗。腐败和镇压的成本日益高昂，至不可承担。
认识复杂系统需要理性。在思维方式较为原始的社会，本能占上风，理性受轻视；如果这个社会又是复杂社会，那么，崩溃的到来可能更突然。在那样的社会里，社会精英是掌握大权的人以及通过权力获取利益的人，他们凭着本能聚敛财产，并凭着本能嗅到危险，把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为了维护这样一个过程，他们压制理性提出的警告，拒绝改革，把危险的现实描绘成美好的画卷，由此锁定了崩溃的必然。但崩溃的时机有偶然性，不是人的智力所能预见的。
地缘大战略是国家的扩张路线图。合理的地缘大战略必须从国内开始设计，否则，对外政策将缺少国内各种力量的支持。更糟糕的是，如果国家“出师未捷身先死”，对外设想就会变成一个国际笑话。弗格森说：“为预测和推迟复杂系统的失败，任何战略的最关键部分是理解它们如何运作。”他是对的。更关键的是，提出警告的观察者不会被杀掉。当然，弗格森用不着担心这一点。
作为一个潜在世界大国，中国要为国际秩序的可能崩溃做好准备，同时更须远离国内临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