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全球经济乏善可陈。在世界前四大经济体中，最大的欧洲和美国仍然都在困境中挣扎——美国的复苏乏力，欧洲(主要是欧元区)的危机还可能加重;中国经济表面上似乎还算光鲜，政府一如既往地挣得盆满钵满，花钱如流水，但民企和平民都“压力山大”，已经不堪重负;排名第四的日本没有优良表现已经20多年了，今年也不例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我们不能指望全球经济在2012年显著好转，还要担心可能爆发新的经济危机。
目前这场危机已经持续3年多，情势仍在蔓延中。危机中的国家都在探究病因，寻找出路。由于起因在制度，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危机，因此解决方案的一大部分当在经济之外。欧美民众的“占领”抗议当然是这场危机的一个结果，而中东的抗争其实也是经济原因诱发的，肇始于一个小贩的自焚。如今，民主化浪潮已经蔓延到了东亚，东盟的穷国缅甸正在尝试开放政治领域，而金正日之后的朝鲜或许将不得不做出某些改变，让百姓多得一点口粮。
政治制度必须符合经济状况，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是对的。危机中的国家要改变他们的制度——虽然未必是基本制度。然而，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极力阻扰下，变革通常会被拖延很久。我们要明白的一个常识是：变革只会被推迟，不会被扼杀;当被阻挠的变革到来时，必将释放出更强大的爆发力。
几年之后，当这场危机结束的时候，世界经济版图将开始出现大的变化，而国家间新的实力对比能够改变地缘政治的格局，不过，这会是一个时间较长的过程。由于还存在很多变数，还有很多未知因素尚未发挥作用，现在不能预知未来的世界格局将是怎样的，或哪个国家(国家集团)将成为赢家。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做出最恰当变革的国家将赢得未来。
欧美危机的形成
当前这场全球经济危机起源于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那是一种个人债务危机。这些债务人受到地产公司和金融公司的误导和欺骗，因为个人举债过多，无力偿还，造成房地产泡沫破裂。
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一直想对华尔街实施更多的监管。本月17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3年的调查之后，指控房利美、房地美这两家房地产公司的CEO等多名高管欺诈，对他们提起诉讼。
至于美国联邦政府可能关张，则是受困于国会对政府预算案的制约，不是美国真正缺少资金。政府与国会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分配预算。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在促成了范围更广的医疗保障体系之后，又想为1.2亿美国工人每人减税1500美元，而议会的共和党人想借此推动他们的管道计划。双方最终达成妥协，各得其所。12月17日，参议院通过了一万亿美元的拨款议案，美国政府得以继续开门。
美国的两大政党的选民基础不同，民主党更多照顾平民的利益，而共和党更多维护企业的利益，两党之间的权力更迭实际上也是政策在左右之间的摇摆。不过，美国人一般笃信个人奋斗，对政府一直疑虑重重，欧洲那种“从摇篮到坟墓”的政府包办模式在美国没有很多支持者。即使这样，美国人也享有很好的福利，而且他们的福利还在增加中。
与美国的个人债务危机不同，欧元区的危机主要表现为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是政府欠债，而欠债的主要原因则是过高的福利支出。欧元区国家的发展很不平衡，债务危机多在相对落后的南欧。如果把欧元区看作是一个国家，那么，这些国家的债务就是地方政府债务。当然，这些债务很少用来支付给政府和官员，不会激起民怨。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对通货膨胀高度警惕，不愿意多印钞票来偿债，稀释大多数人的财富;也不愿意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让南欧人有更多的闲暇晒太阳，这是危机一时没有解决的主要原因。此外，德国受战败的影响，对发挥地区领导作用多有迟疑。但经过多年的深刻反省，德国已经改变了邻国的态度，不仅与法国合作密切，现在连长期受害国波兰也在期待德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德国或将成为赢家，带领欧元区其他国家走出危机。
比照美国和欧洲的危机成因，可以看出，无论政策是偏左或者偏右，纵容企业或平民，都潜伏着危机。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需要在各种社会力量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兼顾各方利益，而危机拖延的主要原因则是各利益方的博弈。如果欧美政府能够断然牺牲某些特定人群，特别是弱势群体，危机本来是容易解决的。问题是，这些政府根本没有权力做出这个极不道德的、制造动荡的选择。
事实上，这场危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政府的危机，不是民众的危机。正因为欧美政府的权力很有限，如果欧美政府能够随意强拆房屋、操纵股市、控制汇率、滥印钞票，而民众无权也无力反抗，甚至无法理解他们自己的贫困状况，那么，这场经济危机就不会发生，但社会动荡将不可避免。
东亚模式
在欧洲和美国之外，还有其他的经济模式，比如东亚模式，以日本为先行者。在上个世纪，日本是东亚经济的领头雁，后发国家都或多或少模仿了日本的成功经验。
这个模式就是由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政府、银行、大企业之间建立起错综复杂的关系，投资由政府指导和配置，生产以出口为导向，而国内消费不振。日本是注重精英的社会，但同时也很平等，收入差距较小，而且未来的收入可以预期。这算是日本的特色之一。19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陷入不景气，又没有能力解决。此后，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东亚模式的其他国家又受到重挫，东南亚的小龙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相继倒下，至今没有恢复原来的发展势头。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韩国政府极力扶植和指导的一些超大企业(如Chaebol)破产。韩国多位前总统因经济问题受审，又有卢武铉跳崖自杀，自证清白，这些也是官商一体的结果。但在危机之后，韩国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做出了很大的改变，经济又复兴了。
在东亚模式中，中国走得最远，而且现在好像是一枝独秀，号称“中国模式”。如果以发展的结果看，中国还算不上什么成功。即使与1985年以前的日本、1998年以前的韩国相比，今天的中国在许多方面仍然瞠乎其后。例如，当时日本和韩国的品牌在国外更知名，国民更富裕，国民福利更完备。
当然，像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中国也有自己的“特色”。但特色未必就是优点。在东亚模式中，中国的权力更集中，政府主导经济的力度也更大，企业的创新能力更差，而它们造假投毒的动力却不小。目前除了政治行当之外，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在“山寨”——这个词不仅指侵权仿制，还有水泊梁山的那种“山寨”——占山为王，拦路抢劫。为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社会与环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过去数十年，在已经或将要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危机被转移到社会，社会中下阶层(农民、工人、中产阶级、民营企业家)依次被牺牲，被当作经济跨越壕沟的填充物。现在，我们可能面临着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危机，而社会危机已经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了。
前些天，股市一跤跌回十年前。中国的股市是“政策市”，其实就是政府坐庄，股市庄家也如同阿Q的家乡未庄设赌摊的庄家一样，一遍又一遍地唱：“天门啦!角回啦!人和穿堂空在那里啦!阿Q的铜钱拿过来!阿Q的钱便在这样的歌吟之下，渐渐的输入别个汗流满面的人物的腰间。”于是，散户阿Q的铜钱就没有了。有一次，阿Q赢了钱，但“他不知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人群散去后，他“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好像是挨了打，最关键的是，“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
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提议把养老基金的资产放入股市，央行前行长、现社保基金理事会会长戴相龙做出响应。这两位金融专家肯定知道，股市是险地，投资股市是一着险棋。但庄家需要赢更多的钱。严重畸形的人口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将阻碍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在贫困中到来的老龄化将会雪上加霜。养老基金本来不多，分配严重不均，又被“管理”得千疮百孔，如果再在股市失去一部分，今后的老人将如何生存?
与股市异曲同工的是通胀。严重的货币超发的打击面更大，几乎伤害到全体国民，偷走他们的钱，而且超发在好多年前就开始了，因轻易得手而一再重复。
社会危机积压了数十年，本来应该随时解决，却被稳定下来。在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中，中国仍然有充足的应对手段。但是，这次需要既得利益者做出让步，绝不能再由中下层承担损失了。中国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政府部门仅在年底突击花钱的数字就达3.5万亿人民币之巨。这些钱的一部分可以用来帮助穷人，稳定社会，还需要补偿过去缺失的正义。
经济危机或将来临。但是，在有改革决心的前提下，一场经济危机对中国不完全是坏事，它将给改革提供契机和动力。据说，历史的最大教训是：人们从来没有很好地汲取历史教训。于是“黄宗羲定律”成为定律，王朝一再兴衰，制度却没有改进。统治者前赴后继地掉进同一个坑里，乐此不疲。
平等可行吗
社会主义的一个理想是平等。中国目前的一个迫切需求也是平等。
但是，平等在很多时候只能是一个理想。在寓言小说《动物农场》中，乔治·奥威尔描绘了一个理想国的破灭。这个理想国是由农场的动物们建立的，牛马羊鸡鸭鹅等家畜家禽在伟大领袖猪的英明领导下，推翻了人类的统治。但打下江山之后的猪很快堕落了，用恐怖手段建立起更为专制的统治。猪的新标语是用“有些动物更平等”来替代以前倡导革命时的口号。
在革命后的动物农场中，严重的不平等和非正义都是在平等的理想中产生的，否则邪恶不会这么肆无忌惮。这不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因为播下的本来是跳蚤种，人们却期望收获巨龙。高远的社会理想从来不曾怀过龙种。
在中国的历次农民暴动中，领袖多有以“均贫富”为号召者，这个经济平等的诉求从来不曾达到。“胜者为王”的游戏把“江山”作为奖品，继续维持(即使没有加大)原来的不平等。
正统的儒家不愿意参与商业活动，也坚决反对官府“与民争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们的主张近似经济自由主义，但他们又非常同情底层人民。儒家有强烈的精英意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把自己的责任放在道德和政治领域内，把赢利的事情留给商人。
在《精英的兴衰》中，帕累托说：“精英是指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而无论好人还是坏人。”这样的精英是对社会有利的，即使其中有些坏人。在得到严格执行的好的法律体系中，生产商不敢往食品里添加毒物，这时的他们就是好人，且不论他们的本性如何。
在集权国家，因为缺少平等机会，“致富”不是合理竞争的结果，所以才会有“仇富”。对于比尔·盖茨、斯蒂夫·乔布斯，“仇富”者却赞赏有加，毫无微言，甚至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在他们那里的名声也不坏。他们仇的只是机会的不平等、财富得来的不正当。
帕累托强调精英的流动性。流动性在有序竞争中产生。政治和经济一样，都需要竞争才可以保持活力。竞争推动社会的发展，垄断只能导致僵化。如果没有流动性，那将如张木生先生所说的：“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狼下黄鼠狼，黄鼠狼下耗子，而耗子下出来的第四代只能是跳蚤，不可能是龙。
任何社会都必有精英。缺乏流动性和竞争将制造伪“精英”，而不是帕累托定义的那种。在17年前的克拉玛依大火中，领导一声“让领导先走”，离火源最近、离大门最远的官员们安全撤离，288名中小学生死亡。此后，在汶川地震中，学生大批死伤在学校;在今年的甘肃校车事故、江苏校车事故中，学生死在10倍超载的校车里，甚至连死难者的数字都有异议，而领导坐着高档轿车“先走”了。虽然官本位制度使得官员睥睨一切，唯有官员才被当作精英，但“脱离群众”的官员无论如何都不是真精英。
中国古代文明昌盛的原因之一是科举制，它保证了精英阶层的流动性，也提供了一定的机会平等，虽然考试制度的一大弊端是制约创新。科举已亡，在现代社会能够提供机会平等的唯有民主制。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回到前面的左与右的话题。左右之争也是主义之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
类似的争论在西方也存在。虽说是“西方那一套”，其实同属西方的欧美大不相同，欧洲内部各国也很不一样。大致说来，欧美对这两个主义的不同倾向是它们的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这场全球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欧洲国家多一些社会主义，注重提供更多的国民福利，终于不堪重负，因此造成了主权债务危机。美国多一些资本主义，鼓励创新和冒险，但金融业者的私利在“创新”中失去约束，由此，新的金融衍生品促成了个人债务危机。按照约瑟夫·熊彼特的说法，资本主义的最大动力在于创新。资本家在创新中承担风险，享有由此带来的收益。他认为，失去创新能力的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取代。
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盖茨、乔布斯的稀世才华才有用武之地，他们为市场提供了新技术，而不只是经营商业。自19世纪以来，美国的商业天才就层出不穷。当今的中国更有雄心，不久前，几位中级官员表示，他(她)们要培育、领导数十名、数千名乔布斯。乔布斯不属于他(她)们领导。社会主义的优势在于广泛而平等的国民福利。但是，如果缺少创新带动的经济发展，慷慨大方的国民福利是不可持续的，而且还会遏止创新——优越的生活条件鼓励懒汉，而创新是艰苦和高风险的。
两个主义之争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卡尔·马克思曾经预言资本主义必将灭亡。但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也承认资本主义的创造力、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事实上，我们今天享用的物质条件几乎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思想财富也有一大部分是资本主义创造的，其中包括那两个主义及其争端。
社会主义思想起源于欧洲，在欧洲的势力一直比在美国强大。欧洲长期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19世纪后期开始向工人提供社会福利。在1929年的危机之后，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美国也出现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变化。凯恩斯及其信徒的成功、苏联的一度成功，也在为这个趋势推波助澜，全球向左转。在冷战中前期，熊彼特、约翰·加尔布雷斯等学者都对马克思表示敬意，而他们被中国贴上的标签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这个时期，倡导自由市场的奥地利学派受到排斥。在1980年代初，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推行自由经济，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向苏联发起直接挑战，在国内压缩政府规模，减少对商业的监管。这时，奥地利学派才又逐渐受到重视，而中国也开始了改革开放。
二战之后，欧洲的民选政府都是在中左和中右之间摇摆，极左和极右都没有市场。前些年，在奥地利和法国，极右(其民族主义等立场更接近中国的左)曾略有抬头，立刻遭到抗议和抵制。其实，对照中国的极左政治观点，欧洲的极右却相当温和，一点也不“极端”。
在建立他们的理论模型的时候，经济学家往往首先假设市场上有充分竞争。但事实并非如此。从来不曾有过完全的市场经济，影响市场的最强大的力量是政治。在各个国家，政治对市场的干预有多有少，政治对民众的开放程度也有多有少，这样就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经济模式。因此，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有国家都处在这两者之间的某一点上，既有资本主义，也有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变化，不过是“姓社姓资”哪边多一些，而且是可以全民争论的。
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无力支撑社会主义。但彻底的社会主义却必然导致贫穷，而且还是“通向奴役之路”，这个判断是哈耶克得出的，他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还有20世纪集权国家的现实证明。如果权力集中，公有财产必然和权力一起成为少数人的私有物，成为控制大多数人的工具。但是，在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的前提下，有限的社会主义会可以带来更多的国民福利、更多的收入平等。在公开透明中的有限再分配不会太多遏止资本主义的创新。两全其美的保证是民主制度。熊彼特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是民主的。
剥削制度不仅是资本家的特权，况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发现了市场机遇，提供了资本、管理，并为此承担风险，特别是在创新之中。因此，他们的利润是合理的;在一定范围内，他们的“剥削有理”。介入市场的官员则不同，他们的利润以社会为代价，而他们创造的风险则由社会承担。更有甚者，在财富分配的半途中拦路打劫，甚至连救灾济贫的善款也不放过。
更多的平等不可得。过多强制的经济平等也是一种剥削——对勤劳者、杰出者的剥削，并导致严重低效率。这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得到证明。在1980年代中后期，对于收入的流行评论是“造导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前者属于“计划经济”，珍贵的导弹设计师的劳动得不到尊重;后者属于“市场经济”，即使从事卑微的工作也能有不错的收入。但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之后，权力迅速扩张，贫富差距急剧加大，而且是缺乏合法性的差距，于是有人对文革式的“平等”的怀念多了起来，尽管那时也不过是如奥威尔笔下的“有些动物更平等”。
在中国对经济控制最严密的时候，官员们也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严厉打击农民用鸡蛋换食盐等不法行为，反证了市场的顽强存在。而在鼓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美国，穷人也享有福利，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在要求政府给予更多的照料，注重争取中下层选民的民主党在和他们呼应着，如“占领华尔街”的那些人。
所以，主义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