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对日本社会而言，极不平静。从钓鱼台岛屿主权之纷争开始，到冬天日本众议院解散，进入大选。大选的结果是：民主党下台，自民党大胜，新政党“日本维新会”成为第三大党。可以说，2012年的钓鱼台事件，强化了日本政治“向右转”的趋势。正因如此，晚近我们经常听到“日本右翼是否会重新兴起？”这类提问。2012年钓鱼台事件的要角之一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也是日本维新会本次参选的重要领袖，长久以来便深具右翼色彩；现任总理大臣安倍晋三，也多有偏右言行，如声称“要重新检讨村山谈话”[1]。近来，关于日本“国家定位”的议论又不断被提出，诸如：日本是否为正常国家？是否应该修宪？是否可以拥有军队甚至核武？日本对美国、对中国应采取何种立场？等等。值此日本国家路线选择之际，也正是我们对日本右翼建立更深理解的机会。
本文所称“右翼”一词，在中文里有时称为右派，指的是较为保守、传统的立场；在日本，则常指军国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本文讨论的对象，专指政治上和对外关系上的日本右翼思想，而尽量避免涉及经济意识型态上的左右分别，亦不拟深究日本右翼内部的细致差异。
不少中文著作把右翼视为日本社会的极端思想之一，称其主要重心为“日本国粹主义”[2]，在昭和时期与军国主义结合，成为日本侵略行动的思想根源。按这套说法，日本右翼思想的三个基础要素为：崇拜天皇与天皇制、美化侵略战争、蔑视仇视中国。依此脉络，若是把2012年的钓鱼台事件定调为“类似昭和时期右翼的军国主义侵略举动”，就很容易激发出中华民族主义的“针锋相对”情绪，于是就有“维护二战成果”等相关论述。这也是2012年夏天以来的发展走向，其中夹杂美日安保争议、两岸是否连手、甚至中华民国的定位问题，更使诸方势力难以妥协。在日本右翼的思想问题上，多数中文文献锁定在历史认识层面，特别是针对1996年以降的“自由主义史观”[3]，及关于南京大屠杀、天皇战争责任的激烈论辩。
上述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日本右翼的基础。在这些研究之上，吾人能否更进一步理解何为日本右翼，从而开启在文明层次上双方真正对话的可能性？在日本战败后，日本社会开始对右翼进行检讨：为什么日本文明自明治以降，自期文明开化，但最后却卷入总体战争，造就千万生灵涂炭？1954年，井上清教授写作《日本的军国主义》，深刻反省了日本法西斯主义。1957年，丸山真男教授之《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一书，则从思想面揭橥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由来，并设法理清其渗透过程。通过这些研究成果，吾人在追问“何为日本右翼”之外，也当能对“日本学界如何理解日本右翼”有所认识。
以丸山氏研究“日本政治思想古层论”为代表，此一概念意指每一种日本思想，其后面都有某种核心存在；此一核心能够支撑日本文明接纳各种其他的先进文明，并改造为适合日本的形式。以此逻辑，日本文明看似学习近世近代的某种文明形式，但其实都是以日本文化自身之特殊形式加以吸纳。丸山氏发现德川时代接纳从中国大陆而来的儒学如是。尔后，明治时期接纳西方式主权国家国际秩序，脱亚入欧；或者大正时期建立英式民主，议会选举；昭和时期接受德式军国主义，对外扩张，也都是类似的吸纳过程。丸山氏称日本文化始终不变的部分为“执拗低音(根音)”。在其每一次吸纳的过程中，都将外来思想转化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由此出发，丸山氏把日本的近代化称为“日本国家理性”的诞生过程。此种国家理性从“攘夷”开始逐渐建立，在“成为国族的日本人”(JapaneseasaNation)的构建过程中逐渐吸收各股思潮，最后在太平洋战争时达到最极端的状态。
从丸山氏的知识论来看，日本右翼的“国家理性”吸纳了日本国族构建过程中，种种看似异质的观念要素。准此，吾人在分析日本右翼时，应有必要将讨论范围拓展到明治、大正、昭和以来的种种政治论述与思潮，包括：尊王攘夷、天皇主权、排西蔑中、爱乡主义。以下，本文拟探讨对外国关系、对中国关系，以及国内层次上天皇论、国权民权论的论辩。下文所引用的思想家与论述，并非全都是右翼思想，而主要是为日本右翼所撷取、吸收，并引为其动员与行为原则的思想资源。
右翼思想源流之一：尊王攘夷
关于日本民族的起源有诸多说法，但日本社群开始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整体，出现“日本民族”的认同，乃是在与外国人或“他者”的接触经验中逐渐形成的。长期以来，包括7世纪与汉文明(唐朝)，16世纪起与基督教文明(葡萄牙人等)的接触，都若干程度形塑了日本民族。然而，彼时主要的思维还是封建统治；原生的民族观念在政治思想与统治实践上，所占意义并不高。现代民族观念之成形和发展，主要发生在日本的幕府末期，简称“幕末时期”。
幕末时期以1853年7月美国培理黑船从久里滨(现横须贺)登陆，要求日本开国为起点。当时培理所要求的“开国”，是要求当地政府给予美国船只以补给、难民救助、居留权、乃至最惠国待遇等等。此前，也有荷兰与清朝的外国人前来贸易，日本人并非没有看过外国人。那么，黑船事件的主要冲击是什么呢？是“被侵略的恐惧”！以当时之时代背景，西方强权已转变对东亚的政策模式，已开始以“炮舰外交”为基础，强制后进国与之贸易，进而打压当地“民族资本”，使之逐渐殖民地化。以中国为例，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1842年8月中英双方签订《南京条约》。此后还有1844年7月《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10月《中法黄埔条约》，1843年10月《中英虎门条约》等。幕府见此结果，随即在1842年提出“薪水给与令”，对欧美船舶提供必要燃料及补给。在恐惧之下，1853年培理黑船一来，日本幕府也就同意开国。上述“开国”二字，乍听之下平淡，但对后进国政府与民族之经济影响甚巨。
随后更深的影响，来自1858年的《安政五国条约》[4]，此一条约常与同年清政府所签订之《天津条约》做对照，同样都有协议关税、领事裁判权等外国特权。东亚开始与列强大规模贸易时，这种贸易的背后，是经济先进国以强大生产力量，介入后进国的商品市场，而以“炮舰外交”作为限制后进国政府自主性的手段。因此，中日两国在现代化的起点上，皆受制于对本国不利的对外条约，这也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两国初期的外交要务之因。
在与外国签约的过程中，也牵扯到日本国内政争，爆发了“天皇与幕府，谁才是日本最高主权者？”的争议。天皇派主张此条约并无天皇敕许，应当无效，因而与已经签约的幕府产生冲突。当时天皇派诉诸水户学思想(日本武士儒学的支流之一)所强调之“尊王攘夷”，使之成为当时反幕府的主要诉求，简称“尊攘论”[5]。在此，吾人可以发现日本右翼思想的第一个源头组成：“强调天皇神圣，同时排斥异民族。”其以尊皇为主要诉求，常用“菊”作为图腾。以右翼团体玄洋社的宪则为例：“一，敬戴皇室；二，爱重本国；三，固守民权。”
当时的“攘夷”观念有两个特色：第一，“从上到下的政治动员”。日本当时与西方诸国的贸易，加上对金银外币兑换率的不熟悉，对日本政府的金融管理与货币造成很大的伤害：物价不稳，政府财政困难，一般民生也受冲击。对民众而言，“心生不满”成为一股心理上的原动力。当“不熟悉的异族人来到我的地盘”的自然排斥感不断强化以后，遂与自上而下的“攘夷”的政治动员论述相结合。通过“攘夷”，现代“日本民族”观念也逐渐成形。第二，当时的“攘夷”并非是现代平等民族国家的观念，而是以华夷秩序为核心的传统儒教观念。无论是哪种攘夷论(从极端暴力到和平，或是从锁国到开国)，都将西洋诸国视为“夷”。
当时日本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设法与西方秩序调和，但最初仍试图以儒学方式批注西方理念。这反映出：日本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夷)文化的同时，仍尽可能保留日本国粹；即使短期间内无力真正攘夷，但仍坚守华夷之辨。所谓“和魂洋才”只是一种权宜。日本右翼之所以常主张对外强硬，乃因其心理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华夷之防。要言之，攘夷论可解释何以当日本民族受到外压时，一方面会对外国表现出屈服，但另一方面又同时表现出更多的排外。这种排斥感从三国干涉还辽事件(1895)、解决山东悬案条约(1922)、华盛顿海军公约(1922)到日本退出国联(1932)等事件中，始终挥之不去。日本社会每每在对西方外交挫折后的孤立感中，唤起“攘夷”的记忆。无论是从尊攘论所延伸出的“锁国政策”，或是对外强硬论，都是出于前述之心理基础。其以水户学思想为核心，强调日本独一无二，并以守护日本“国粹”为其志向。此乃日本右翼的第一个思想源头：尊王攘夷。
右翼思想源流之二：天皇主权
1867年大政奉还，1868年1月王政复古，政权由幕府转移至明治新政府。此时也正是日本建立现代国家机器的起点，故不断探索应如何重建国际国内的种种关系。进入明治时期后，右翼思想就从尊皇攘夷转为“尊皇开国”，暴力攘夷的色彩减弱。但为了强调日本国粹的独特性，也就特别加强了“尊皇”，并援用吉田松阴的一君万民论为其理论基础。“一君万民论”主张彻底取消所有原来江户时期的阶层(尤其针对身分制度规范十分繁琐的武士与贵族)，直接让天皇的权威渗透到每一个日本国民。明治政府之废藩置县、废刀令、秩禄处分等等，皆与此有关。在这样的思想蓝图中，将社会原有的身分制度和中间阶层打破，天皇遂成为新政府的核心。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更将天皇的权威与主权以法律明订之。
与天皇相对的观念即为“臣民”(或所谓“皇民”)，这从现代西方宪政思想是很难解释的。不同于契约论的“人民”，“臣民”是具有血缘连带的共同体。血缘连带在生物学上不可能，或相当牵强。但日本右翼通过“一君万民论”，把某种精神形式藉由神话、古籍等等，想象成为血缘连带。其最现代的版本就是《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二章的“臣民之权利义务”。与人民要求权力制衡不同，臣民视主权者(天皇)为君为父。好比明治天皇病危时的记载：
在二重桥前聚集的男女老幼，或有仰天向神明祈祷的，或有匍匐在地痛哭失声的样子，但是放眼望去，从上到下，全国都是为了大君(天皇)而思念谨慎，每个人不知不觉就端正起来了。幼童噤声细语，一心一意双手合十的祭拜；不惜作贱自己的身体，跪在地上，努力叩首。……各种各样祈祷的姿态，没有不是想让大君早一刻痊愈，希望其命祚能到几千年之久的。(东京《朝日新闻》1912年，7月28日)
这也是天皇制矛盾的地方：当天皇过世，“有限肉体”消失，天皇形象应当如何延续？从明治天皇到大正天皇，可说是天皇制国家的一次重大政治考验。为了讨论天皇之意义，触发了宪法层次的论争。主张天皇机关说的美浓部达吉，与主张天皇主权论的上杉慎吉(1878-1929)展开辩论。天皇主权论者强调：以宪法第一条“万世一系”为核心，天皇主权系由祖宗继受而来的，从而保证其统治正当性；因此日本是美丽之国，有独特的“国体与国粹”。天皇权威是以神话(古事纪、日本书记)的正确性来保证，并以神道教等祭祀行为来实践，也就是“国家神道”[6]。试图挑战这种规范之意识型态，如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甚至自由主义，都是必须矫正拔除的对象。天皇主权论从水户学向上追溯，以本居宣长的“古道论”到平田笃胤的“复古神道”为经典，将古事记等日本古籍当作日本国粹的根源，最终上升到日本神国论。因此，在右翼团体的思想与作为中，经常见其使用日本古籍术语与观念。
从这个源流，吾人不难看出日本右翼的第二个思想源头：天皇主权。其相关论述的要点在于：天皇之神圣性，日本之独特国体，强调日本古籍神话。
右翼思想源流之三：排西蔑中
前已论及，日本右翼的对外思维核心是“攘夷”，因此在对外关系上，常常表现出排外形式。但其所排之“外”却是仿造原有中华秩序的范围而定。日本右翼主张之“以亚洲之真正解放为目的”的大东亚战争，就是使用“白人为外，黄人为内”的观念。这当然与周边国家的史观不同，也造成诸多观念冲突。但下文试图以攘夷观为核心，来诠释日本右翼思想之对外关系论述，特别是对中国文明的看法。
关于攘夷，在福泽谕吉(1835-1901)的诸多著作中，吾人可以发现他讨论“独立”问题时的转变。其一，在其早期代表作《文明论之概略》(1875)中，是以西洋文明求日本民族之独立。彼时，福泽氏断定“暗杀攘夷不足道，进一步说武装兵备也不合现实，国体论、耶稣论、汉儒论也不足安慰人心……要我说唯有文明而已。”其二，然1881年的《时事小言》一书，出现了下列段落：“东洋诸国(波斯、暹罗、支那、朝鲜、日本)虽互相风俗不同，但相对于西洋诸国，东西之间更有巨大差异。”因此，日本应当为东洋诸国之文明中心，成为西洋列强之一员后再回来保护亚洲。其三，在甲申事变(1885)之后，福泽氏写就《脱亚论》，提及“不可期待邻国之开明，不如脱离此群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此后，就强调日中之间的殊性。
综上，虽常有论者关注脱亚论及其国权立场，欲藉此追究福泽氏的右翼性格。但说到底，福泽氏并非彻底主张右翼思想，而是在向西方文明的学习过程中，欲取得个人独立与国家独立。但在右翼思想的转化过程中，“独立自尊”若与“攘夷”相结合，即可能成为日本民族生存线、利益线等言说的思想基础。日本以“自存自卫”为名，最终走向了对英美的战争，与此是有关系的。
日本右翼对“独立自尊”的解释方式，有点类似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安全困境”或“攻势现实主义”(offensiverealism)。追求“绝对安全”往往必须削弱周边国家，在周边国家看来，就是侵略[7]。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对于英国、俄罗斯、美国、法国等列强，都已经是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去对待。对中国则务求削弱瓜分，不需要追求虚伪的日中友好[8]。
其次，日本对中国的蔑视，也与“脱亚论”有关。通常论者将“脱亚论”解释为彻底向西方文明学习，也就是西化的理论基础。然而，在以攘夷论为核心的右翼思想脉络下，脱亚论也提供了“中国蔑视论”的思想源头。既然日本在建立自身与西洋关系的过程中，采取了华夷之辨的思想路径，也就不得不回应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到底是哪一种？中国民族(汉文化)在华夷秩序中，无疑比日本民族更接近“华”的位置。毋宁说，这样的内在紧张关系是日本右翼思想在逻辑上无法妥善回答的，也因此顺理成章地必须表现出蔑视中国的各种论述，从而能够顺利以华夷观念理解日本民族。另一种思想处理方式，就是将“华”的所有权，上升到对天道的诠释权，也就是直接使天道人格化，化身为“天皇”。从而，日本民族在继受了天皇神性血统的同时，也取代中国成为了华夷秩序的中心。但这也等于是自绝了与诸国平等相处的可能。这是日本右翼对外关系思想的最核心矛盾：一方面亟欲融入列强平等的国际体系，另一方面又以华夷秩序为核心思维。
内田良平(1874-1937)是中国蔑视论的理论代表之一[9]。对内田氏而言，汉民族自古以来分为三种社会：士人社会、农工商社会、游民社会。士人社会代表统治阶层，农工商社会代表被统治阶层，游民社会则介于士人社会与农工商社会之间。当游民与士人结合，统治稳定；游民与农工商社会结合，统治就混乱。在提倡“一君万民论”的内田看来，此即中国治乱循环之因。
表现在现今的右翼思想中，其典型的议论，就是以石原慎太郎、黄文雄、小林善纪等为代表的亲台厌华的中国威胁论。在这些右翼思想中，最好日本社会在精神上远离中国，最好切断日本文化中的“中国性”。甚至，他们对于“中国制商品、食品”也有高度焦虑。再者，就是希望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对立”，制造纷争以显示日中的差异性，即使双方的民间接触既频繁又深刻。因此，“中日冲突”之事件本身，常常是为了满足右翼的心理需求，而非现实需要。在此类右翼言论中，“台湾”尤其常被用来当作日本文明优于中国文明的证据，不管是表现在对日本文明的喜爱，或对中国文明的厌恶。
日本右翼思想多主张排拒外国。乍看之下，排西与排中相同，但其内涵却大异其趣。在对西洋列强的关系上，日本多以“独立自尊”为名，努力以平等国际体系的方式对话；但当外交遭受挫折时，又经常出现种族主义式的孤立感。相对于此，对中国的心情则多表现为“蔑视”。当日本衰弱无自信时，会试图远离、排斥中国；当日本强盛时，又想“帮助、介入”中国。此间对西与对中的态度反差，应与日中关系的某种特殊性有关：中华文明对日本文明而言既是半个他者，但又是共享华夷秩序的半个自己人。
无论如何，当日本受到外压时，右翼思想中的攘夷观念就很容易兴起，助长排外式的对外政策。但排西与排中的内涵，仍有显著差异。“排西蔑中”即为日本右翼的第三个思想源头，亦与攘夷论的具体实践密切有关。
右翼思想源流之四：爱乡主义
明治时期以降日本国家理性的发展过程，就是将政治权力以某种特殊政治制度重新呈现的过程。如前所述，日本现代的施政形式，就是以一君万民论为基础，打破中间阶层势力；一方面消减原有的大名阶层，另一方面将新统治机器渗透至偏远农村。简言之，这就是建立一元化天皇制国家的过程。而在经济上，它是以货币商品经济为媒介，把控制力传递至基层，把农村从“封闭共同体”转化为国家成员的过程。本节即讨论这种经济状态，如何成为右翼思想渗透至底层民众的根基。
在此过程中，政府剥削农业的原始资本积累，成为某种必经之途，农民穷困成为常态。如最早1876年的伊势暴动，即是因为地租剥削问题。关于物价问题的1918年米骚动，也可说是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累积不满的爆发。对农民而言，在废刀令颁布后，武力不再由武士阶级独占；加入日本帝国军队，遂成为农民最快脱离原有阶级属性的方式。日本是工业后进国，扩大生产规模并非一蹴可及。因此“拓殖满蒙”，直接从中国本土掠夺资源，也就成了一种选择，即把内部过剩的劳动力投射到外地。为达此一目的，日本帝国也需要武装力量以“确保国益”。两者互相结合，农民遂成为支撑日本帝国扩张政策的最大支柱。可以看出，战前越是穷困的地方，二战时加入军队者的比例越高，也越多支持右翼思想。
最大的转折点，是1932-36年所谓的高桥财政。昭和初年，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恐慌下，财相高桥以扩大财政支出为主要政策。此政策虽取得相当成效，但反而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土壤。此间日本与世界之关系，有两个不得不注意的重要背景。其一，1931年满洲事变后，日本密集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使财政负担加剧。其二，日本军方试图以暴力方式夺取内政控制权，如1932年爆发五一五事件。事件后，农本主义者与农民协议会立刻召开了“农村请愿运动”。五一五事件的首谋之一橘孝三郎(1893-1974)无疑是右翼思想者，他也是农本主义要员。在1932年的农村经济更生运动中，除了缓债、肥料等补助之外，农本主义者也希望政府编列“满蒙移住费、开垦费”等预算。这意味农民对于日本军方的中国大陆政策，大体是支持的，甚至有所鼓励。当时日本农民因为欠债欠收等状况，卖女或自杀的惨状在所多有。
但是高桥考虑到国防赤字的严重性，对农民采取的是“自力更生”政策，反把资源挹注至以军需工业为主的重化产业。政府在让农民失望的同时，也给了军方资源。军方于是利用农民与青年将校(特别是农家出身者)的不满，塑造政府无能的形象，从政变行动开始，逐渐把右翼法西斯思想散播到农村基层。特别是青年校尉阶层，受到北一辉(1883-1937)的影响甚深。北一辉常被认为是右翼思想的指导者，他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主张节制资本、保障农业工业、保护妇女儿童等等，这对当时的贫困阶层有莫大的号召力。北一辉的理论基础也是“一君万民论”，他主张消灭所有中间的社会阶层，打破当时无能的政府与议会，以实现真正的“国民自由”。北一辉把这种国家主义革命视为“普世价值”，以建设有机的统一国家为其目标，转而认为日本应当自我革命。他最主要的思想著作包括《国体论以及纯正社会主义》，如果依照日本学者坂野润治的说法：“北一辉应是民粹主义者。”
另一方面，“自立更生”政策也意味给地方团体以更大的自主权限。这些团体在太平洋战争开启之后，马上成为农村军事化的执行工具。好比说1940年12月大政翼赞房总青年协议会所做之决议：“期待高度国防国家体制。”其要点如下：一，打破旧有政党政治与特权政治，期待万民翼赞之新政治体制。二，革新自由主义经济机构，以增强经济国力与统合国民经济活动。期待依照公益与计划、责任与自主的原则来确认经济机构。三，克服自由主义的阶级式劳动观，确立新勤劳精神与新产业劳动体制，凡有能国民，都应该以精神或肉体方式向国家劳动。四，为完成国家最高目的实现，全国民必须忍耐刻苦，保有希望期待新生活体制。五，期待创造统一思想与新文化，用以发扬日本精神，日本应做指导大东亚之民族。
在1930年代的政治论述当中，农村右翼思想十分简朴，表现为对当时民生凋敝之不满，也就是反资本主义的“爱乡主义”。但在有心人士综合尊王论、国粹主义的引导下，爱乡的需要(如保护弱势、增加福利、公平分配等)衍生出一种“有能政府”主义，即以大政府为核心的思考。这种思考取向，是日本右翼思想的最后一块拼图。它与前述之攘夷论、天皇论、外国论结合后，日本右翼的思想图像遂告完整。
在日本现代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农村破败实乃右翼思想成长壮大的重要背景和土壤。此类右翼思想具有相当显著的保守性格：一方面体现为向天皇、皇国效忠，把皇国命运与自身爱国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也呈现出前现代“农村共同体”的性质，如长老制、敬老伦理、自给自足、俭朴反奢侈、农本主义等。
此为日本右翼思想的第四个论述群：爱乡主义。
结论：日本右翼与“正常国家”
晚近日本右翼常引用“正常国家”概念，主张重建“军队”甚至修改宪法，因而引发周边国家的戒心。“正常国家”(日文中原为“普通国家”)的概念在日本政治界，原出自小泽一郎1993年的《日本改造计划》一书。小泽氏暗示，如果日本仅有经济力量，而没有国际责任与政治地位，最终必会腐败沈沦。根据小泽氏的“正常国家”方案，日本必须做到如下两点：第一，心甘情愿地担负起国际社会所认定的正常责任；第二，要积极与其他国家合作。简言之，日本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安全体制，并在和平宪法的架构下增加自卫队的实力，但与联合国一起行动以避免“军国主义复辟”。小泽氏是否为右翼思想家，尚有讨论空间。实际上，增加“国际参与”本属日本国民都能接受之举。因此，日本自1990年代以来持续制定各种国内法以达此目的，如《PKO协力法》、《周边事态法》、《反恐特别措施法》、《有时法制关连三法》等。但与此同时，“正常国家”的观念也被右翼思想所吸纳。
前文提及，1996年以降日本右翼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意指日本应摆脱原来的二战史观。这群右翼论者认为，日本因为东京审判、美国驻军、和平宪法等，早已失去了“日本国粹之心”。他们高度赞赏日本传统的武士精神和爱国主义，并对日本战后的西化以及日本主权受制于外国不满。再者，进入后冷战时期，国际左派势力不断弱化，加上中国崛起、北韩动荡、美国重心转至中东，日本经济停滞不前，这些因素都使日本底层群众更希望政府照顾，更期待强而有力的国家。结果，“正常国家论”成为右翼国家主义思想的核心政策概念。日本庶民对自身处境的不满，也很容易被有心人士投射到“因为日本还没有成为正常国家”。在“正常国家论”这个层次上，右翼国家主义思想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发挥空间。正常国家论结合了上述“国权、日本传统、排西蔑中、爱乡主义”等底色，型塑出后冷战时期日本右翼的基本轮廓。
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言论为代表，他也常以“独立自尊的日本”为号召，表示厌恶日本现在不正常的政治地位。他说：“要效法萨长土肥，当时为了打倒幕府创造新国家而建立同盟。”可以看出，石原氏所设想的“新日本”，很可能就是以明治日本为形象。而现今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2年12月《文艺春秋》所发表的〈迈向新国家〉一文中，更明言要从“战后历史中取回日本”。安倍的“国防军、改宪”等构想，都坐落在日本右翼思想的延长线上。
本文分析了日本右翼的四个思想源流：尊王攘夷、天皇主权、排西蔑中、爱乡主义。这四个要素互相嵌合而生，因此在概念上能分殊，但在分论时却必须互相左证。在起源上，日本的“国家理性”在幕末的政治转换期间形成，尤以“尊王攘夷”思想为其内核；在实践上，则有内政上的天皇主权宪法，外交上的排西蔑中；最后结合后发资本主义下农村衰败所激发出的“爱乡主义”，形成日本右翼的四个论述主轴。这个架构，当能较为全面地解释现今所见日本右翼之种种(看似不一贯的)特色，如倡导忠贞、敬爱天皇、注重传统、长老伦理、美丽国家、独立自尊、蔑视中国、自存自卫、国权至上；希望自给自足、倡俭朴反奢侈、注重农本农村、对美国既爱又怕、热爱日本纯洁国粹、对亚洲的连带感、声称二战为日本解放东亚的义举，等等。
本文解析日本右翼思想，设法理解其形成脉络与论述逻辑。读者心清自明，不管立场为何，先致力了解对方在想什么，才能与其对话，迈向和解。笔者尝试正面面对日本右翼的各种思想源流，从而寻找东亚和平的真正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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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村山谈话”(戦后50周年の终戦记念日にあたって)为时任内阁总理大臣，党籍为日本社会党的村山富市在1995年关于日本战争责任之谈话。“村山谈话”向周边国家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之错误，并为之道歉。全文请参看：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1995danwa.htm
[2]国粹主义，可以视为对明治时期全面欧化主义的一种反弹，强调“日本传统价值、平民价值”。其以政教社与民友社为团体代表，三宅雪岭、志贺重昂、徳富苏峰等人是此一思潮的贡献者。国粹主义与昭和前期的日本法西斯主义有些不同，但在社会实践上多有重合。
[3]此为藤冈信胜、西尾干二等人所组成之“新历史教科书会”(新しい歴史教科书をつくる会)的说法，对他们而言，战后日本的历史观受到“东京裁判史观”与“社会主义史观”所束缚，要真正解放，走向“自由”，因此得名。批评者多认为这是右翼史观，称其为“历史修正主义”。
[4]1858年(安政五年)日本分别与美国、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签订条约的总称。
[5]水户学，起源自1657年第二代水户藩主德川光圀在彰考馆开始编修《大日本史》，强调日本因为天皇统治，贯彻着大义名分论的尊皇思想。日本儒学流派众多，详细论证请参考：张昆将，《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以兵学与阳明学为中心》(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4)。
[6]子安宣邦着，董炳月译，《国家与祭祀：国家神道的现在》(北京：三联书店，2007)。
[7]攻势派不相信强国间的“能力”竞争是可以管理的，他们相信“冲突不可避免”。攻势派不相信权力平衡是好事，而鼓励国家追求霸权。参见：JohnMearsheimer，TheTragedyofGreatPowerPolitics(NewYork：W.W.Norton，2003).
[8]1908年“对外政策方针阁议决定”：清国将来的命运，现在应该完全无法预测……帝国应该考虑到，在任何的场合中，都必须对清国处于优势地位。加上帝国在满洲之地位，亦非容易舍弃之物。所以为了持续现在的状态到将来，今日应该谈谈相关对策……。今后，一方面帝国应采取努力对清国感情融合，并取得对方信赖的方针；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准备好，若是万一有事变发生，不得不施加压力的预备。平时应尽量避免挑拨清国官民，采取舍弃虚名，专得实际利益的方法。依此，在其国内扶植我国势力，万一该国有不测事变时，能常保我国优势地位。另外，也达到能将来永远保持满洲现状的持续目的。
[9]内田氏是黑龙会、天佑侠干部，在亚洲各地从事各种活动，扩张日本国家利益，一般定位其为国权主义者。
来源: 《思想》第2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