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制度和文化的基本特征和核心要素是在希腊城邦时期萌发和展开的。英国诗人雪莱曾说：“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艺术，全都可以在希腊人那里找到它们的根。”就古希腊对西方后世的影响来看，这个说法不夸张。
一、雅典在探索中形成的政治制度
事物的起源，往往可以提示人们认识这一事物基本特征的重要线索。
公元前十五世纪左右，希腊地区处于王政时期——迈锡尼王国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生活以王宫为中心，已经形成相当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与东方体制非常相似。但公元前十二世纪，多利安人的入侵和随后的大火摧毁了迈锡尼文明，彻底埋葬了王国制度，还使希腊与东方的交往中断了好几百年而处于与世隔绝状态。这个时期的东方正盛行君主制，文明程度很高，在世界范围呈现出强势影响。
希腊在几百年与世隔绝中究竟发生了什么，除了神话和考古留下一些线索之外，没有留下什么可解这段历史之谜的资料，但是根据这之后希腊作为城邦而出现，我们可以推测：与世隔绝倒也使它脱离东方文明的强势影响去探索自己的路，重塑自己的社会形态。当希腊重新与东方恢复交往后，已经以自治城邦的独特面貌出现了。
在那段不为人知的时期创造的城邦，是一种公民的自治共同体，它否定了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统治核心之手的统治模式，并在各阶层的斗争和妥协过程中摸索、实验了一种使国家权力受到约束的政治模式。
大约公元前八至七世纪，希腊各城邦进入一个变革的关键时期。出现了不同政体，但不论君主制或是贵族制，都具有立宪政体的性质，普遍设有议事会，都没有了王政时期不受控制的权力。其中，雅典城邦对后世影响最大。雅典政体和社会格局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极具现代意味。当早期雅典处于变动转型之际时，平民与贵族之间不断的剧烈冲突使社会动荡不安。这种情况在古代世界是普遍现象，它不是导致专制王权就是导致贵族专政，要不然就是出现僭主，以独裁来收拾乱局。但雅典人对这种具普遍性的局势作出了创造性反应，在克服贵族与平民的剧烈冲突、克服过渡时期社会变化导致的混乱、暴力的过程中，不仅要解决冲突，而且要寻求一种公平正义的解决方法。公元前620年的德拉古立法是一次重要尝试。德拉古立法以严峻著称，任何罪行都要被处死，被称为血腥的立法。但这次立法的意义在于，一是以法律代替了家族复仇，而且所有杀人案件都由最高法院审理，这就使判死刑成为很慎重的事。二是对参选执政官的资格有一定程度放松，尽管不成功，却已含有扩大参与的意义。但严酷的法律没能遏制各阶层的冲突，也没能缓解社会危机。公元前六世纪初，雅典各阶层的激烈斗争已使社会危机随时可能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任执政官的梭伦进行了重要的立法和政治改革。梭伦立法废除德拉古法律，但保留了杀人偿命，并基于公正确立了一系列法律，对于解决社会危机和确立雅典以后的道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通过解除债务法，使已经要揭竿而起的贫苦农民摆脱了困境；通过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使富有者获得安全感；通过大赦政治犯，抑制了派性斗争的残酷性，促进了社会和解；专制和谋杀罪不可赦的法律，前条为雅典政制的反专制性定下基调，后条使私人复仇得以终止于城邦的司法定罪；通过扩大公民大会的权力和使所有公民轮流参加陪审团而扩大了参与，拓宽了政权基础；每个公民有向陪审团申诉的权利，既对个人身家性命等等权益提供了保护屏障，同时也遏制了公共权力的专横。
不诉诸暴力而是以公正立法的方式解决社会冲突，实现和平转型，在古代社会是一个奇迹。奇迹能够发生，有两点很重要。
一是以梭伦为代表的雅典贤哲对政治、法律、伦理问题进行了持续而广泛的探索，梭伦立法就是探索的重要成果。这意味着在解决社会危机这一现实目标中贯注着一种政治和道德的理念，这就是要符合公正。梭伦立法的核心是通过均衡实现公正。这个初衷，梭伦自己在一首诗里表达得很明确：“我手持盾牌，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我制定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
这场为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础的立法完全不同于“口含天宪 ，言出法随”的山大王逻辑。体现于法律和改革中对权力的约束以及政权基础的扩大使其有了立宪和民主的因子，立法中贯注的平衡精神则不仅为后来西方一些大思想家、政治家所重视，而且在一些重要历史阶段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政治实践，比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各城邦国家之间就竭力通过保持平衡大国关系来维系和平，当时最重要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马基雅维利在他的著述中对此作了特别总结，他的外交活动也尽力想通过推动大国平衡来保卫他的祖国佛罗伦萨。
二是雅典社会各方没有各执一端而是表现出妥协精神，这使和平解决冲突成为可能。诚然，立法的公正性以及平衡精神、梭伦本人的政治智慧和人格力量，是促使冲突各方接受梭伦立法和改革的重要原因，但雅典冲突各方愿意接受妥协、愿意达成均势也非常重要。如果任何一方抱着以自己为全社会核心的霸道心态，非得由一方压倒另一方，梭伦立法和改革肯定流产。没有愿意接受妥协的精神，无论政治的还是社会的冲突都很难和平解决，不同诉求各方也往往陷入无休止的争斗。这一点，当代一些国家和地区给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例证。如果拒绝妥协，南非的和解是不可能的。而中东一些国家的民众在推翻现政权后，实行了民选，却陷入不解的乱局，这很大程度上跟各派不愿妥协、不接受不合意的结果有关。然而，一人一票的选举权，只要选举过程基本公正，不违规，无论最终结果是否符合每个选民的心愿，选民的意志都参与进了其中。最近引人瞩目的埃及事态，除了当选者铸下大错，各派毫不妥协的态度也使埃及政局持续动荡（没有意识到无论谁选了你，自己胜出，是所有公民意志碰撞的结果，胜出了，应该做全民总统而不是为某派掌权；应该以宪法为最大公约数，而不是偏向一个派别，强推有偏袒性质的宪法）。
经由梭伦立法和改革之后，公元前六世纪，民主的政体和社会格局在雅典初见端倪。但民主制的确立，是在经历了与僭主作斗争，并在斗争中又进行了多次重大政治变革后实现的。
在希腊，僭主指未经合法途径取得政权的人。希腊人眼里，僭主政治专横而暴虐。虽然僭主的作用很复杂，事实上，有些僭主对于城邦由贵族政治向民主政治过渡作过很大贡献，例如雅典在梭伦立法之后出现的一位叫佩西斯特拉忒的僭主。但希腊人对合法性的重视使通过非正常渠道取得政权的僭主名声很坏，而且大多数僭主的确残暴、专横，有的在取得权力前笼络人心，权力一到手就原形毕露。所以在希腊世界，僭主成了暴君的代名词，僭主政治成了暴政的代名词。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借一位科林斯人之口批评僭主政治：“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像僭主政治那样不公正，那样残暴不仁的。”考察和研究过一百五十八个城邦的亚里士多德则在《政治学》中对僭主和僭主政治进行了总结。在他笔下，僭主无恶不作，是自由人的死敌。他认为僭主的利益极其自私，“除了僭主自己的利益，僭主政体不关心任何公众的利益”。他还认为僭主统治术多半是从东方暴君那里学来的，很多实际措施是从波斯的统治制度采集的，比如：消灭邦内杰出之士，剪除勇健飞扬的人物，禁止会餐、结党、教育之类足以使民众（自由）聚合而建立相互信任且能培养人们志气的活动；在僭主授意或支配下经常把人民集合在公共场所，汇集在他的宫门前，这样做可一箭双雕：一方面可以窥查人民言行，另一方面培植匍匐于权势者脚下的奴颜婢膝之风；雇佣密探，派窃听者察访一切社会活动场所和公共集会的情况；使人民贫穷化，整天忙于生计而无暇关心政治，亚里士多德认为埃及金字塔建筑就是这种政策的一例。归结起来，三大统治术：一是采取种种手段摧毁人民的精神，二是散播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不睦；三是削弱臣民，使人人无能为力。
刻画僭主、揭露僭主的残暴、阴险，也是希腊戏剧诗人乐此不疲的主题之一。
希腊人对僭主和僭主政治的痛恨，有助于人们理解民主政治为何会出现在那里。对僭主的态度反映了一种政治心态、或者说是一种在古代社会罕有的政治文化。对掌权者权力来源合法性的重视；对权力本性（扩张性、攻击性和对掌权者的腐蚀性）的认识；对掌权者的恐惧和不放心……都是这种政治心态或政治文化的表现。这方面，雅典尤为典型。雅典何以能成为民主制的诞生地，雅典人发明的一些在后人眼里毁誉参半的管束权力的措施，他们对僭主和僭主政治的心态是可供我们寻求答案的重要线索。
在古代世界，希腊城邦是非常独特和另类的。这种独特性和另类性给她带来一场强敌入侵的考验：达百年之久的希波战争的考验。在经历了这场考验之后，希腊进入黄金时代。
公元前546年，波斯帝国入侵希腊，爆发了希波战争。波斯是一个大帝国，而且国力鼎盛，相比之下，希腊本身就面积不大，还分散成许多独立城邦，各城邦采取的政体也各不相同，平时彼此间还冲突不断。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结局似乎没有悬念。然而，希腊各城邦联合抗击波斯，战争先后进行了一百年，到公元前479年，最终以波斯惨败告终。公元前449年双方签订了和约，波斯人承认希腊各城邦的自由，波斯舰队不得再进入爱琴海。这场斗争的胜利使希腊的独立城邦幸存下来，并且进入全盛时期。希腊影响了整个西方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主要是它的全盛期得到发展和充分展现的。
无论城邦国家这样一种公民共同体形式还是与城邦制共生的文化，在古代世界都是一个例外，而且整个希腊地区在世界范围只是一个很小的区域，但这个世界范围内的小小例外却对后世产生了异常深远和广泛的影响。
二、雅典的政治结构和特征
城邦是政治共同体，每个城邦都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周围有农村。有公民大会、议会和行政官员。这是所有希腊城邦的共性。雅典城邦在这些共性之外有自身特殊性。
１． 雅典的政治结构及政治生活特征
首先，出于对权力滥用特别是出于对僭主政治的防范，否定了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首创了一种公民广泛参与的制度，并且首创了一种初具对抗性的权力结构。这是与当时以及此前此后盛行于世界各地的金字塔般的权力等级制迥然不同的权力制衡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权力不可能过分集中，更不可能让谁有机会居于权力顶峰：公民大会对行政长官形成约束、陪审团对最高法院权力构成牵制。每个公民都拥有平等投票权的公民大会是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城邦一切重大问题——财政、外交、战争——都要经公民大会辩论、表决才能决定。但这个最高权力机构本身内在的包含一定程度对抗性——这就是公民之间不同主张的辩论、竞争。
这就有了它的第二大特征：话语在政治生活中具有压倒一切权力手段的优势：公共决策诉诸演说，诉诸公众，由公众表决。政客们既无权向民众进行单向灌输更不能诉诸暴力。任何主张都必须靠打动或说服民众来争取支持。例如，政客与公民之间要以对话进行互动，后者诘问、质疑，前者作答；公民轮流担任陪审员，参加大陪审团的司法辩论……公民大会和法庭辩论促成了政务的彻底公开，不允许也不可能存在要对公民保密的“国家机密”，任何决议也不可能由少数人在诡秘状态下作出。不仅如此，公民在这些公共场合的交流、辩论、围观，还使理性判断力和鉴赏力都得到训练，所以本身就是公民的自我训练。如果有谁想让这些自豪而挑剔的公民洗耳恭听某个要人在台上数小时信口雌黄，容忍令人昏昏欲睡的长篇废话，那一定是疯了。而思想家之间的自由交流、辩驳则构成当时思想发展的基本范式。
崇尚话语力量以及对话，这个特征影响非常深远，远远超出政治范围。发达的辩论术、理性思辨能力，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之后的神学辩论、中世纪大学的学者辩论……等等，都延续了古代民主城邦崇尚话语力量和对话的传统。
与前两点相关的是第三大特征：这就是上面已经提到的政治生活和政务的公开。没有什么决策能由少数人在密室里策划和决定。
第四是对官员有多重约束。官员必须在成文法范围内行事，而且有对任期的严格限制、对执政官的弹劾制度。除此之外，还有毁誉参半的“陶片放逐法”和“指控程序”。通过陶片放逐法，公民大会有权把人们认为对城邦和公民自由有危险的人逐出雅典；“指控程序”是官员任期内，任何公民都可以因其行为不端而启动的一种法律程序。
在这里，人类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自由市民：他们在法律上平等，都有担任公职的机会、参与和分享文化成果的机会，而各种节日进行的赛事、戏剧演出，对全体城邦开放。尽管当时对人的认定还很狭隘，公民范围更限制在本邦的成年男性，但公民范围内已经否定了多数地方通行的人与人关系上发号施令与服从的不可逆关系。雅典公民可以自由地批评官员，倒是官员必须能容忍批评甚至容忍挑衅。一则关于伯里克利的轶事把这一点表现得很生动：他漫步市场思考问题，一个对他不满的市民跟在身后骂他。他默不作声，那人骂个不停。他回家，那人还尾随着骂，一直他家门。此时已天黑，伯里克利除了让仆人打个灯笼把那人送回去，什么也没说。从伯里克利身上，已经有了现代民主国家政治家面对民众时须得有的谦卑和容忍态度。他之所以步行而不骑马，也是要避免给民众趾高气扬的印象。如果造成那印象，恐怕就要被看成城邦的危险分子，名字要被写上陶片了。
２． 雅典民主并非后人的想象、附会
雅典民主政治的情况不是后人的想象或附会，当时的史学家、思想家、诗人、政治家留下的作品提供了丰富资料和证明。例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两大史学家，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埃斯库洛斯、欧里披底斯和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但最重要的资料来自亚里士多德。这位开经验主义之先河的思想家对一百五十八个城邦的政治结构和历史进行研究，目的是通过分析各种政体，找出公民可能生活得最好、政治最稳定的制度。他留下的《雅典政制》、《政治学》等著作对当时希腊城邦的政体和政治、法律理念及现实作了大量记载和分析。亚里士多德不是民主制度的同情者，但他断言：人民犯错误远不如代理人严重。鉴于他的断言来自观察和比较，而且他本人倾向于兼有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混合特征的混合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所以可信度很高。最有意思的是柏拉图。柏拉图是民主制的敌人，他在《理想国》里对民主制进行了激烈抨击和讽刺，但他对民主政治的漫画式刻画与民主政治赞同者颂扬的那些特征却非常一致：自由、平等、宽容、自尊。他不无刻薄的说：自由和宽容决定了民主制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花哨管理形式”，它不加区别地把平等给予一切人（指公民）。这种无政府主义还渗透到私人家庭生活中，甚至传染给动物，居然使孩子与父亲、主人与奴隶平起平坐，连动物也比在其他城邦不知自由多少倍，畜生们个个“充满了自由精神”，它们神气活现，连“驴马也习惯于十分自由的在大街上到处撞人，如果你碰上它们而不让路的话”。他的结论是：这种情况“使这里的公民灵魂变得非常敏感，只要有谁建议要稍加约束，他们就会受不了……”。柏拉图的讥讽其实透露了雅典公民文化的一大特征：对自由的珍爱和在当权者面前的主人自居心理。比起一见当权者立刻矮三分，恨不得纳头便拜，这无疑有利于健康人格的产生。
当然，如果按何新的最近惊世骇俗之论——古希腊是共济会的一个宣传阴谋，所有著作都出自文艺复兴时期一人之手——，那么，再丰富的资料也没用。不过，要炮制出众多领域、众多观念、风格各不相同的人和作品，怕是需要一大帮天神相助。
３． 成就和缺陷
雅典城邦作为自由人的共同体，它的强盛与公民的自由和幸福息息相关。在它存在的几百年间成就了传奇般的伟大。城邦的自由激发和保护了人的创造热情，留下的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等等方面的丰富遗产，令不同政制下的任何地方都无法望其项背；希腊各个城邦甚至希腊之外的诗人、学者、艺术家用脚投票、云集雅典，则是它具有吸引力和包容性的有力证明，伯里克利自豪地声称：“雅典对全世界都是开放的”。这绝非虚言。雅典能够长期容忍苏格拉底这样尖锐的批评者，也是它自信、有力量和稳定的证明，喜剧家阿里斯托芬也专喜欢挑雅典民主的刺，没有哪个执政官、将军逃得过他的讽刺。更重要的是，民主造就了智慧而勇敢的公民。雅典在希波战争中的表现是最有力的证明。希腊能战胜强大的波斯帝国，雅典起了关键作用，而这种作用是雅典人摆脱僭主统治、确立民主政治后发挥出来的。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了希波战争全过程，在他看来：“雅典是希腊的救主。雅典人站在哪一方面，优势就转到哪一方面。”当一些希腊人向强敌投降，雅典人却力主希腊应该保持自由，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气激励了那些不向波斯人投降的希腊人击退波斯大军。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把雅典的作用归之于她的民主政体。据他记载，战争开始时，雅典正处于与僭主斗争时期。当雅典人从僭主统治下获得解放后，变得比过去强大很多，战争中也表现得异常出色。所以希罗多德认为民主制下公民的权利平等“是绝好的事”。他接下来的一番议论，与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著名演讲异曲同工。他说，“当雅典人在僭主统治下时，他们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一旦摆脱僭主的桎梏，就远远超越了他们的邻人。这表明，当他们受着压迫时，好像是为主人做工的人，宁肯做个胆小鬼，但当他们获得解放，就尽心竭力为自己做事了。”波斯人对雅典又恨又怕。据说，波斯国王大流士吃了雅典人一次大败仗后，以后每到用饭，都要仆人在他面前连说三次：“主公，不要忘掉雅典人！”
希罗多德作为观察者、记录者和外邦人，在对政体的评价上，他的看法更超脱、客观，比身在局中的政治家可信。而他的议论跟伯利克里那个堪称民主雅典赞歌的著名演说异曲同工，则可视为对伯利克里演讲所表述的情况真实性的佐证。
然而，以雅典为典范的古代民主制有相当粗陋的一面，无疑也有她的历史局限性。受批评最多的是以下几方面：
雅典民主只是男性自由民的民主，它排斥了妇女、奴隶、外乡人，范围相当狭小。身为执政官兼将军的伯里克利，他的家人也受到这种排斥。当他妻子的外乡人身份使他唯一一个儿子的公民权成了问题时，他不得不向公民大会提出申诉。但雅典民主的狭小范围缘于当时对人的认识局限和城邦制度下的狭隘地方观念，并非民主制度本身的狭隘。这一点，已经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陶片放逐法：这个制度设计的初衷是防范，应该起的是安全阀的作用——保护雅典民主政治免受潜在僭主、野心家的破坏。但也的确存在抑制和打击杰出者的潜在问题。有一个关于陶片法的传说反映了该法抑制、打击杰出者这一面：一位不识字农夫请人代写他觉得应该放逐的人的姓名，代写者问农夫要写谁的姓名，没想到农夫说出的正是代写者的姓名。后者问为什么，农夫答：都说他优秀，所以他危险。陶片放逐法是一个很粗陋的设计，不过有一个事实需要指出：在实行陶片放逐法的九十年间，只有十人被放逐，而且既不没收家产，更不要人性命。而后世不少批评者有放大这个制度缺陷的倾向。
苏格拉底事件最为后世所诟病，而且成了一些人把民主政治等同暴民政治的证据。但这个事件包含的内容非常复杂。简单化的解读是轻率的。苏格拉底的确被陪审团以言定罪了。但是有些情况对于准确了解这一事件是不应忽视的。其一，复辟时期实施暴政的三十僭主中有几个主要成员是他的学生，对他提起的腐蚀雅典青年的控罪是捕风捉影，但并非空穴来风。他被控，正是在雅典摆脱僭主统治而重获自由、重建民主之后，此时雅典人对僭主的血腥统治和报复还记忆犹新，心有余悸。这种特殊背景下，民众容易被煽动、容易受非理性情绪的控制。其二，被控后，他完全有机会脱罪，定罪后也还有以罚金代罚的机会……但苏格拉底选择了坚守他终身都在充当的叮咬、刺激雅典人反省的牛虻角色，然而在当时雅典人那样一种情绪下，这样的选择激怒了陪审团。在最终被定罪后，他又选择了尊重法律，当了言论自由的烈士。这个事件无疑是雅典民主洗刷不掉的污点。但这个悲剧性事件在雅典过于反常，正因为反常，所以被反复提起；如果像专制社会那样以言论杀人是常规性的，人们反倒失语。
雅典民主走向多数暴政的危险是存在的。雅典朝限权这个方向作了很大努力，但限权的技术手段粗疏简陋。雅典公民大会、陪审团制度对行政长官、对最高法院的权力构成了约束和牵制，但对公民大会和陪审团却缺乏同样强有力的抗衡设计，虽然不同主张之间可以形成抗衡，但在某种特定情势下，音量最高者是有可能通过煽动使公众主张趋同而使比较公正和理性力量处于劣势。一定程度上，对苏格拉底之死可以作如是观。
４． 希腊政治遗产的发展脉络
小而分散、各自为政的城邦之间很难建立牢固的联盟；而曾经拥有希腊霸主地位的雅典，她的扩张野心和霸权到处引起不满、不断陷入城邦之间自毁性的战争……最终，连同雅典在内的整个希腊先后被马其顿和罗马征服。但留下的政治遗产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
社会政治力量保持均衡。这一点，无论是作为梭伦、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思想还是城邦内的实践以及处理城邦关系的准则，都深刻影响了后世。如前所述，这种均衡理想的影响即使在崇尚古罗马、对希腊评价很低的马基雅维里身上也十分明显。希腊后来被征服，则跟雅典霸权破坏了城邦之间的平衡不无关系。
防范权力的思想和实践。控制权力是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有理由认为，西方限权传统是由希腊，特别是由雅典开辟的。正是在前面提到过的公民大会和政府部门、陪审团以及最高法院的权力关系格局下，通过严格监管官员的制度和程序，雅典有效地控制了国家公共权力从而有效地保卫了人民的自由。
它初创的对抗性权力结构的确相当粗陋，但却能给后世制度设计以灵感和方向。当希腊亡于城邦之间的自毁性战争和外部强敌的进攻后，由它开辟的民主传统的那些主要因素并未随之消逝，而是通过罗马的借鉴继续影响西方历史。在民主传统的源流上，罗马共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罗马在向被自己征服的希腊学习时，把希腊的理念跟罗马人的务实精神相结合，创造出比较完善的权力制衡机制，即通过民众大会、元老院、保民官以及二执政之间权力分立和相互牵制的安排形成的权力制衡格局。但罗马时期的重要不仅在于制度上的完善，还在于当时的罗马已不再是早年那个不起眼的小山丘，而是已经发展成一个横跨欧亚非的世界大国。由弹丸之地雅典进行的限制权力的努力，经罗马借鉴和完善在广大疆域内建立起权力分立和制衡制度以保护公民自由，证明了雅典开创的制度具有不受狭小地域限制的魅力。
罗马帝国的灭亡和数百年战乱导致希腊思想、文化失传，但民主的那些权力制衡因素仍然通过教会组织存在下来，并在中世纪教权与世俗权力的二元结构的权力缝隙中获得生存空间。
即使在十七世纪专制王权盛期，即使在当时专制体制发展程度最高的法国，权力结构中的制衡因素也并没有完全消除，至少还有三级会议的存在，三级会议代表的产生也并不受控于王权。
十七世纪的英国，则在经历了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激烈搏斗之后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现代立宪政体，应该说是经由英、美而逐步走向成熟的。
值得一提的是，十八世纪为美国奠定建国基础的那一批人除了深受宗主国英国的影响，也都深受希腊思想影响。现在人们谈美国民主的思想渊源，一般追溯到英国，却忽略了古代资源。而古希腊的影响，在他们的传记、书信和其他文字（也包括《联邦党人文集》中）清晰可见。美国制宪过程以及各州通过宪法建立联邦时，跟两千多年前雅典梭伦立法的一些相似处是很有意思的。也是一批贤哲对政治、法律、伦理等问题进行广泛探索、辩论；制宪，就是一场经过持续辩论逐渐达致基本共识的过程。而各州在通过宪法和加入联邦的问题上，则跟雅典人接受梭伦立法时颇为神似。这跨越了两千三四百年的梭伦立法和北美制宪，我认为还证明一点：社会秩序并非都是自发形成而完全排斥理性设计，优良的制度设计及有效运行，对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来说至关重要。
来源: 《书屋》二〇一四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