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乎整个1980年代，九号院是中国农村政策研究的中枢之地。第一拨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就在这里酝酿形成。西皇城根下，这个富有历史感和神秘性的院落，曾经聚集了一些高层政治人物。我初出校门便进入其中，在这里工作十几年。印象深刻的，不仅有政策过程中的诸多往事，还有一些“老”者。这是一些革命资历比较深的人，通常，我们称呼为某“老”。从这些“老”身上，或许可以捕捉中国政治的沧桑流变，品味改革年代的风云激荡，甚至还有更多领悟。
众“老”云集
九号院里“老”很多。于我来说，第一个见到的是张老，名平化。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高级干部。第一次见面就在他的办公室。1982年盛夏，他召集了五六个新进单位的大学毕业生座谈农村情况。张老是湖南人，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在北伐军中担任营政治指导员，后跟随毛泽东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任县委书记。建国后，长期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曾在他的麾下任湘潭地委书记。1977年7月，他担任中央宣传部长。据说是因为在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中出了问题，1978年末离开中央宣传部，胡耀邦接了他的位置。1978年11月30日，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解释说：“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没有公开表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自己理论水平低，实事求是的勇气不足，这是主观方面的原因；二是到中央机关工作不久，对于中央领导活动的过程不了解，我感到像这样涉及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应该有中央的指示才好办，我希望中央能够有个正式文件，总觉得这样的大问题，没有中央文件不放心。”1979年，他来到九号院，职务是国家农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初次见面的最深印象，是他的“领袖”风度。当时他七十五岁，讲话声如洪钟，言简意丰，非常有气势。因为第一次见这样的高级干部，我兴奋而紧张，至今不记得都向他汇报了些什么。几天后去给他送文件，有机会看到了他的居所。他住在民族宫后面的一个四合院里。这个院子是“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在位时住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北京的四合院，也是第一次走进共产党高级干部的住所。走进那样的地方，使人情不自禁地感叹历史风云的循环往复，感慨政治人物的命运莫测。
经常见到的还有一位张老，名秀山。这位张老的经历更加跌宕起伏。他是陕北人，1929年参加中共，与刘志丹、高岗等一起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建国初期，高岗担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他是东北局第二书记兼组织部长。“高饶”事件发生后，他被定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成员，是高岗的“五虎上将”之首，被撤销职务，从行政4级降为8级，安排在辽宁盘山县一个农场当副场长。1978末，他到新组建的国家农委担任副主任，进了九号院。农村政策研究室成立以后，他经常到单位来。退到二线以后，他除了开会基本不到单位，花大量时间在家里写回忆录，全部是自己手写。写好后叫孙秘书拿到单位的文印室打印，我有时也帮助校对。关于“高饶事件”，他反复强调的一点是，高岗在东北局的工作并没有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执行的是党中央的路线，在干部任用上执行的也是中央的干部政策，不存在宗派集团。张老最不能理解的是对他的处分。整个处分过程没有具体事实、没有组织审查、没有组织谈话，也没有听本人申述。这个处分报告只有五六句话，说他“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1978年重新安排工作时，他提出1954年的处分问题，得到的回答是：“先抓工作，以前的问题以后再说”。晚年，他一直在“请求组织上重新审查他的问题，得到一个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结论”，并说是“对党最后的、也是惟一的要求”。我是在文革中读的小学中学，关于党史的知识都是接受的标准说法。那时，张老的这些回忆讲述，给我的冲击很大，朦胧地感到党史问题复杂纷纭，党内斗争的是非曲直难以辨说。
九号院里还有一“老”，那就是华国锋。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毛泽东去世，华国锋继承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位，一段时间还兼任国务院总理。当时，他被称颂为“英明领袖”，他的照片是和毛主席像并排挂在教室里。刚进九号院上班，马上就有同事告诉我：“华国锋就住在这个院里”。他的家就在这里，门口另有单独的岗哨。我没有进过他的家，但是经常会看到他在院子里散步。据我所知，我们在这里办公十几年，周围的同事和我都没有同他讲过话，偶尔会与他的护士和警卫员说话。如果我们向他致意问好，他通常只是微笑或点头示意，并不说话。但是，他比较喜欢与院子里的小孩子搭话，我很多次看到他与在院子里玩耍的孩童说话。我儿子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随我到单位在院子里玩，恰好华老出来散步，竟与我儿子攀谈起来，问上哪个幼儿园、家住什么地方。他不与我们这些人对话，也许是一种刻意。他散步的时候，偶尔会在海棠树前驻足片刻，然后继续在院子里默默地走路，视周围过往人员若无物，神情落寞深邃。刚进九号院，最初看到他的时候，会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好奇，但是十几年下来，不时会看到他，就会另有感受。有时候，我在办公室里隔着玻璃看见他在院子里走过，不禁琢磨：他在想什么呢？关于他执掌中国的那几年，关于他在中国政坛最高层的浮沉，他有什么感悟和思考，难道他不想对世人说点什么吗？那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不可以说呢？一次次看到他在院里散步，甚至擦肩而过，我总是出现这样的困惑。
九号院里的农村工作机构，在1979年初成立的时候，是由当时的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任重兼任主任，1980年初万里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调任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改由万里兼任主任。说到九号院里的诸多“老”者，还必须说到杜老，名润生。杜老是当时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是我们的单位领导。与其他一些老不同，他是一线领导，我们通常不称“杜老”，而是称杜主任，也有年轻人直接称为“老杜”。杜老在新中国农村政策研究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人物，值得专门研究。还有八十年代上半叶曾任安徽省长的王郁昭，曾任吉林省长的张根生，还有五十年代曾任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因为反对大跃进而被打为反党集团分子的杨珏，等等。每个人几乎都有不寻常的经历。
九号院里值得一书的人物有很多，我在这里只选择几位略加铺陈。
朱老
1982年夏天，我毕业分配进入九号院。上班大约有一个多月后，一天，处长对我说，朱老要到河北，派你陪同。根据处长吩咐，我先到了医务室。医生告诉我，朱老心脏不好，我必须先学会两种技术：一是如何使用氧气袋，俗成“枕头”；二是如何使用一种心脏病的急救药，俗称“炸弹”。经过反复演练，我初步掌握，于是，朱老的司机把我带到他的家里。先操练了一遍医务室所学，然后商量出发的具体事务。
朱老，名则民，热情而健谈。他经常自称“宣统的子民”，出生的时候，宣统皇帝还在位上。他是湖北黄陂人，十七岁离开家乡到北方，先在一个店铺当伙计，后来店铺倒闭，不得已到冯玉祥的部队里当兵。他的说法是“当兵吃粮”，不属抓壮丁。不久，参加了1930年的“蒋冯阎”大战，他所在的部队被打垮，于是流落到一家纺织工厂当织布工。在那里，他接触到早期共产党人而参加“革命”。解放战争时期他是副兵团级干部。建国初，有一个干部回家的高潮，许多经历战争的干部荣归故里。他的父母知道他在外边做了官，不断地来信催促他回家，并且说猪也养肥了，单等他回来杀，还告诉他，邻村的某某也回来了。但是，奇怪的是，他始终没有回去。等到他回去的时候，是“文革”结束以后。我问他为什么五十年间不回家乡，他解释：“当时的想法是，我是革命干部，当官不是为让家里人炫耀”。这种解释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我相信他的真诚。几年的接触下来，虽然我有时候感到他守旧或者说思想不够解放，但是，他的信念和情怀，令人敬重。
第一次外出调研，主要是看农村土地承包和供销社改革。我们先在河北一个县里住了两天，然后去省会石家庄。那时没有高速路，从这个县到石家庄大约需要四个小时的路程。上午出发比较晚，县委书记说中午赶不到省城了，路上不便吃饭，让县委招待所餐厅给准备了六个熟鸡蛋，放在了我的包里。到了省城后，晚上散步的时候，我告诉他还有几个鸡蛋。他马上问：“你给县里钱了吗？”我说“没有”，朱老一下子就变得严肃起来：“你这个年轻人真是不懂规矩，怎么可以白吃白拿！你为什么不给钱？马上给他们寄1块钱，就从我的工资里扣。”当天晚上，我给县委书记写了一封信，为白拿六个鸡蛋做了检讨，并随信寄了一块钱。
今天看来，这件事情近乎滑稽，但是当时在他和我之间确实严肃认真。由此我感受到到了这个老共产党人的信念和自律。这种品质在若干人身上的集合，其实就是共产党雄厚的政治资源。那个时期的官员比较清廉，虽然群众运动是重要保障机制、群众整干部成为干部不敢懈怠的重要外部环境。但是，从个人来说，信念支持和道德情怀也是重要因素。这里，有趣的问题是，信念和制度究竟是何种关系？制度对于保障社会运行至关重要。但是，制度主义不能解释一切。信念的力量该如何量化在制度分析中，这是制度主义研究方法的困惑。
朱老只读过四年私塾，又是行伍出身，但并不是大老粗。他日常生活有两大爱好：一是喜欢读哲学，“文革”中赋闲，他研究自然辩证法并发表过论文。我随同他出差，有两次是参加中国哲学界的高层聚会。二是喜欢写诗，古体和自由体均写，基本上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与同时代的一些高级干部有很多唱和。我结婚的时候，他送给我一个大影集和一首诗。诗歌别有意味，我至今记的第一句——“爱情是什么，上帝也说不清楚”。诗用毛笔写就，有二十几行，通篇说理，属“以议论入诗”。一时兴起，他还能背英文单词若干，说是1930年代初期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时学的。 这次坐牢使他成为文革中著名案件“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成员之一。朱老坚持将报刊、包括当时“大参考”上的一些有用资料剪贴成集，后来还转送了我一些。
我刚跟随朱老的时候，农村家庭经营的政策大局已定，但有些人在思想上还有强烈质疑。有些高级干部其实并不是真的想通了，更不是一开始就支持家庭经营，只是转弯快而已。朱老对于家庭经营，态度似乎并不明朗。在他家里，或者出差在外地的时候，会聊到大包干的事情。一方面，中央关于农村政策已经有决定，党员个人必须遵从，不能说三道四；另一方面，他也流露出，革命几十年，总感到理想目标不是这样，在汽车里有时候听到他喃喃自语：“农民怎么又单干了呢？”但是，他又旗帜鲜明地主张，“应该组织农民协会”，而且从下到上都要组织。无论是在闲谈的时候，还是正式与地方党政领导座谈的时候，他都这样坚持，反复申明：“共产党靠组织农民起家，不应该怕农民组织起来，应该允许成立农民协会。”他认为应该让农民自己代表自己。聊及这类问题的时候，他多次问我什么看法。那时候我对于这些问题没有研究思考，回答每每含糊其词。
建议成立农民协会，其实是九号院里许多老同志的希望。1979年10月，国家农委党组向中央呈送“关于把贫下中农协会改为农民协会的请示报告”，华国锋、邓小平均表示同意。张平化曾在这年年末的全国农民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建立全国农民协会的重要性。九号院的研究机构撤消以后，进入1990年代，杜润生等七八位老同志曾经联名给中央领导写信，提出成立全国农民协会的建议。写信不只一次，其中有一次是我负责安排打印并校对的。
石老
石老，名山。他的革命资历比朱老浅，原本是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的学生，抗战爆发后，1938年跑到延安参加革命。建国以后，他长期在中南海从事农村政策研究，是农口系统著名的笔杆子。
我负责为石老送阅机要文件、陪同出差，也经常为他抄稿子。第一次跟随出差是去桂林，参加生态经济学会的会议，以后所有的出差几乎都与生态环境研究有关。石老虽然是个老干部，但是工作方式完全是个学者，非常执着于一个专门领域研究。这个领域就是生态环境，他不论到哪里做报告，讲的都是这方面问题，核心意思是：中国的发展要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为前提，必须保护好生态环境，不能先污染后治理。他团结了一批见解相同的科学家，每到一地，看的主要是发展生态经济、保护生态环境的经验，讨论的也都是这类的话题。在一些报刊杂志上，他发表了大量文章。我每周去他家里送文件，几乎每次都带有稿费单。
石老的勤奋非常令我感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西单附近有一个只对领导干部开放的内部书店，他经常去那里买书，特别是买回来很多介绍西方社会经济的书。我经常晚饭后去他家里送文件，几乎每次都遇到他在书房里读书写文章。我没有能力经常买书，从他那里借了不少书看。我有时候请教该如何做研究，他告诉我要集中一个研究领域，坚持积累，若干年下来，会有所收获。
1970年代末，石老从农林部调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农业现代化委员会主任，分管科学院下属的四个农村现代化研究所，1982年到九号院，是农研中心顾问。他说科学家对他影响很大，他作为老干部，主要是说科学家不便说的话，或者是科学家说了不受重视的话。1982年，他把中国面临的资源问题、生态问题概括为十大挑战，认为农村建设的经验总结，是既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也要按自然规律办事，提出要“按照生态学原理组织农村建设和农业生产”。他多次在文章和讲话中批评有关部门在生态环境保护上只是“空谈一气”。认为资源合理利用、生态环境良好，“是农业生产能否顺利发展、农村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在文章和演讲中，他对于当时忽视环境保护的政策倾向时有批评，有些批评很尖锐。现在看来，石老属于改革开放以来倡导生态环境的重要先驱之一。
石老的耿直是出了名的。听他一些过去的同事说，“文革”中他在一个部做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受批判的时候他始终一个态度——承认的一直承认，不认错的始终不认错，几次运动中都是用同样的态度。不像他的一个同僚，一来运动就检查，什么运动来了都能走在前头。当然，这个人后来比他更受重用。在当时的九号院里，他显得有些特立独行。有的同事告诉我，石老总在讲保护生态环境，有的领导似乎不高兴。有次出差，晚上散步的时候，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他说，“我才不在乎他们高兴不高兴，这个问题这么重要，他们不重视，是他们的不对，并不是我的不对。我就是要到处讲，让大家重视这个问题”。
武老
1984年秋天，我开始为武老（武少文）做秘书工作。武老是现职的副主任，分管外事和生产力方面的研究。调来九号院之前，他是工业系统的一个副部长。他谈吐风趣幽默，喜欢开玩笑，我们第一次见面，不知道怎么谈到西方文学，他居然背了一段莎士比亚的诗给我听。
也许是因为拖拉机凝聚了他的人生辉煌，武老对于农业机械化情有独钟。那两年我们出差，几乎每到一地他都要去看乡镇农机站。他不甘心的事情是，家庭经营以后，“拖拉机离职休养，老黄牛重上战场”。他始终认为，在家庭经营的条件下，应该能够找到一个办法，让农村生产发展更好地建立在现代化的技术基础上。我参加工作后，写的第一个政策调研报告，就是与武老合作的关于东北承包大户的调查。他认为，土地分户承包以后，农业的生产力条件应该得到重视。有几次他谈到当时政策研究，他说：“失误也是明显的，就是仅仅在生产关系方面做文章，对于生产力问题重视不够”。
武老是吉林双阳人。1930年，他离开家乡到上海读大学。第二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东北被日本占领，回不了家，他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但不久就被关进监狱，判了无期徒刑。他说：“在监狱里的时候，唯一的信念就是，我才二十岁，国民党政权很难维持到我老去”。在监狱里六年，因为抗战爆发，国共再度合作，他出狱参加了抗战。抗战结束后，东北籍干部大批被派回东北。1946年，他担任刚刚组建的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兼财政厅长。
1952年，他被打成“周武反党集团”，“周”是指当时的省长，“武”就是他。他说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怎样反党，他只知道他是受了省长的牵连，上边真要打倒的是省长。主持办理这个案子的，是当时东北局第二书记张秀山，据说是张秀山奉了高岗的意思。他被开除了党籍，关了几个月，然后在家里闲了起来。他不断地到省政府上访，要求安排工作，甚至提出可以在省政府车队当司机。随后，被安排到鞍山市一个生产双铧犁的农具长当副厂长。他在这个厂重新入党，当了厂长，并领导这个厂在建国十周年前夕制造出我国第一台大马力拖拉机。文革前，他担任省的机械工业厅厅长，文革中又被打倒，若干年在家里赋闲，他说主要工作是“给夫人做饭”。
武老豁达达观，常常用轻松俏皮的方法谈论一些严肃沉重的话题。1984年，单位里根据中央部署开展整党活动，他在一次会上发言，说：“文化革命打倒刘少奇，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要复辟资本主义，我根本就不相信。但是，报纸广播天天批，大会小会经常批，我倒开始含糊了。批了多少年，好像刘少奇真就那么坏了。许多人其实都是这样。这种宣传太有意思了！”本来很沉闷的会议，他这样一发言，大家都笑了，于是会场开始活跃。接下来他说，如果让刘少奇可以公开为自己辩护，让公众来讨论辨别，那情况也许不是这样。
武老喜欢去东北，那是他的故乡，也是他长期工作的地方。有一年夏天，我陪同他在吉林休息，住在一栋湖畔别墅里。一天，半夜醒来，我隐隐听到外边有响动。我起来一看，他一个人正站在楼台上，仰望夜空，神色幽深。我默不作声，也站在那里。良久，他转过身，对我说：“我在想，人这一生真是不可捉摸。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被派到这里担任行署专员，就是在这里，遇见了我上大学时候的女朋友。我进监狱后她曾经想了很多办法找人担保我，但是罪行太重，没有成功。她就到解放区了，正好抗战胜利后，她被派到我的地区担任妇女部长。我经过六年监狱生活和八年抗战，就是在这里偶然遇见了她。”接下来，他慨然长叹。这个夏夜风清月明，湖波隐隐闪动，我陪他在楼台上站了很久。
纪老
纪老是九号院里一个特殊的“研究员”。他刚来单位时，秘书处几个年轻人曾经为如何称呼犯难。直接称呼“老纪”吧，似乎有些不恭敬，人家毕竟是刚从政治局委员、常务副总理下来不久；称呼“登奎同志”吧，又感到似乎不够亲切；称为“纪副总理”，显然不可以，他自己也不会接受。无奈之下，有人建议称为“纪老”。仍然有同事认为不合适：“还不到六十岁嘛，怎么可以称为“老”？但是权衡之下，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称呼了。纪老为什么会在卸任后到九号院的农村政策研究机构来，我们也不知道个中缘由。
有文章说，纪登奎当时是“部级研究员”。据我所知，他的工作变动并无中央文件。他应该是根据中央领导人的批示来九号院的。有文章说，他是1983年调来九号院。据我的工作日记记载，1982年12月28日下午，他第一次正式到九号院出席会议并与大家见面。有一次编辑会议人员名单，我们请示一位副部长，纪登奎的职务如何填写，他让写“部级研究员”。但是纪本人私下说，“中央从来没有说我是正部级”。显然，“研究员”也不是他的职务或者职称，只是笼统地表示是做研究工作而已。
纪老平常在家里办公，一般开会的时候才来九号院，与我们工作人员并没有什么接触。他的秘书调走以后，秘书处把有关服务工作接了过来。这个时候，我开始与纪老有直接交往。
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粮食生产陷入徘徊，高层非常重视。针对这个问题开展调查，是九号院作出的重要安排，纪老负责到贵州去调研。这次贵州之行是在1987年的春夏之际，有20余天，转了半个省，在省会住了有一周，然后下到地县，然后又回到省会。期间，纪老三次与当时的省委书记胡锦涛座谈交流，我在旁边做纪录。胡锦涛书记还安排了两次宴请。
在出差的路上，纪老早晨起得早，经常叫我起床，跟上他出去散步。我们一边走路一边聊天，走得比较快。说是聊天，其实是他说我听，偶有对话。他在谈话的时候，我常常会好奇地提一些问题，包括求证一些社会上的传闻。但是，我的这类提问多数是徒劳，通常并不改变他说话的思路。特别是在谈到文化革命中的一些事情，如果不是他准备说的，问也没有用。但是，我明显的感觉是，他需要听众。我还能隐隐感到，我这样的听众又太幼稚，其实是个很不合格的谈话对象。
在言谈话语中，纪老常常流露出对于毛泽东的感情。他经常说两句话：“我是毛主席的遗少，已经落在了时代后面”，“毛主席那么伟大，也犯了错误，我们怎么可能不跟着犯错误？”说到在中央的工作，他也会有感慨：“我46岁当国务院副总理，一下子从地方到中央，真的很紧张。周总理找我谈话的时候，我是诚恳地表示做不了。但他说是毛主席提议的，我只有服从。”
纪老非常健谈，可谓雄辩，属于口若悬河那种类型。聊天中他谈文革中的紧张生活，也说早年的经历，多次很自豪地说自己18岁就有警卫员、25岁当县委书记、28岁当地委书记。家里人也认为他说话太多。但是，我不知道他在位的时候是否也这样健谈。他也是有很多非议的人物。在1978年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针对他的批评很多，有的也很激烈，甚至有人直接提出不让他继续担任常务副总理。他说，虽然1981年才辞去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的职务，但其实三中全会后就闲下来了。文化革命中，他管过农业，也管过政法，还管过组织，分管过一些重要的专案。有的人说他在文革中整了不少人，说起来不掩饰对他的反感；也有的人说他会讲话，敢负责，有能力。他自己倒是对我提到过文革中得罪了一些人，特别是在河南得罪了不少人，但是从来不具体说是怎样得罪了人。这类事情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其实并不关心，更难以理解。
纪老虽然退出了政治舞台，但是非常关注国家大事。我们在街头散步，不经意间他会在街头报摊停下来，甚至买一些小报。他说，从娱乐小报可以看到社会动向。在日常生活中，他关注和谈论的话题，往往都关乎治国方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大概是他的职业习惯。从另外的角度也可以说，这些关注和思考凝聚着他的关怀期待。问题在于，他的关怀和思考似乎无从表达，或者说已经没有了交流的平台。比较起官场失意来，这种表达上的失语，也许另是一种痛楚。
有时候，我去纪老家里送文件材料，他一个人在书房里读书，见到我有种不加掩饰的兴奋，甚至拉上在院子里边走边聊，谈笑风生。对于我这样的小小工作人员来说，他的这种表现，让人感到亲近愉快。但是，我也能隐隐感受到他内心有痛楚。也许，不论大官小官，职场失意的痛苦是一样的。一个失意的副乡长，一个失意的副总理，也许在个人感受上可以是相同的沉重。当然这也因人而异，看他自己的参悟。总之官位之高低本身不是关键因素。可能正因为如此，王安石比较了王昭君出塞北上和陈阿娇冷落深宫的遭际后，认为痛苦不分伯仲，正所谓：“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2006年11月30日，中央政治局举行第36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基层民主政治研究，胡锦涛总书记主持这次集体学习。我是这次学习的主讲专家。会后，我离开中南海，已是薄暮时分。在回家的路上，回味着这次讲课情景，特别是与胡锦涛总书记的交谈。我想到了1987年在贵州，纪登奎与胡锦涛的几次晤谈。我甚至也想到了纪登奎的命运。中南海那个会议室，见证了中国高层政治的若干关键场景和重大时刻。在中国政治演进的历史进程中，众多政治人物，包括纪登奎，都在扮演着不同寻常的历史角色，发挥着超乎常人的历史作用。这其中的成败与功过，悲剧与喜剧，后人的分解评说何其复杂。
朱厚泽先生
与朱则民比较，朱厚泽整整年轻20岁。在1980年代的九号院，我们不称呼他为“朱老”，本文的写作构思原来也不包括他。2010年5月，朱厚泽先生辞世。听到他去世的消息，看到他的画作，再读他的文章，脑子里频频浮现出当年和他一起外出调研的情景。特别是，他晚近二十几年的思考和呼唤，给不少人以思想的激发和启迪。
厚泽先生是从中宣部部长下来后到九号院的，那是1987年上半年。刚到九号院来的时候，他是副主任，实际上没有具体负责领导工作，开会也较少讲话。我们秘书处人员通常也是在内部的一些会议上才看到他。大约一年后，他就到全国总工会担任第一书记去了。在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全总发表了声明。他从全总第一书记下来后，似乎又回到了九号院。这个时候我与他的直接接触开始多起来。1990年代前几年，有几个曾经在九号院工作过的老干部有时结伴一起外出考察或者参加会议，主要有杜润生、王郁昭、张根生、朱厚泽、吴象、刘堪等。这些人中，只有王郁昭还在担任现职。多数人在职务名单通常填“原”，杜润生曾戏言：“我们都是‘原’字号人物了”。那时我是王郁昭的秘书，朱厚泽外出通常不带秘书，在旅途中我也为他做一些服务工作。通常，在火车的软卧包厢里，或者一起散步的时候，党国大政和社会逸闻都成为这几个老同志的谈资。
厚泽先生是从贵州省委书记任上调任中宣部长的。接他担任省委书记的是胡锦涛。他曾说到，很不情愿到中央工作，是一位政治局常委受胡耀邦之托与他谈话。这位常委与他谈了半天，最后他服从中央的决定到北京。执掌中宣部后，他提出著名的“三宽”主张。他主张对于不同的思想观点、面对意见不一致的的情况，应该宽松、宽容、宽厚。
1997年夏天，澳大利亚学者Anita Chen找到我，提出希望我帮他联系访谈朱厚泽。Anita Chen主要研究中国工人问题，并主持编辑《CHINA JOURNAL》（中国研究）。这个刊物是西方中国研究学界三大刊物之一。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作访问学者时，与Anita Chen夫妇交流比较多，并在生活上得到他们很大帮助。但是，对于这个请求，我答应得有些勉强，因为我不知道厚泽先生是否愿意接受访谈。想不到的是，厚泽先生答应得很爽快。见面那天，我先是到他家里聊了一会，然后用他的车接了这位学者去他住处附近的会所。访谈进行了整整一上午。主要的话题是八十年代的中国工人运动，也涉及国际工人运动的一些问题。他不仅回答问题，也提出了不少问题，双方讨论议题广泛，也很深入。特别是，他在交流中直率坦荡，重要问题并不闪烁其词，令这位学者很是感慨。
退出政坛以后，厚泽先生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书和思考，还有就是作画和摄影，偶尔参加一些会议或者外出考察。他思想活跃深沉，但文章并不多，近乎“述而不作”。他的文章，在我看来，最有影响的应该是“呼唤阳光政治”和“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在一篇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中，他写到：“纪念耀邦，我的思绪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呼唤阳光政治。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把‘政治’叫做‘众人的事’。众人的事，公诸于众。放到众人之中，交由众人议论，经过众人讨论，最终由众人决定。众人的事，诉诸众人。公开、透明，在阳光下进行。这就是阳光政治。众人的事，不能任凭宫闱深处，一言九鼎。哪怕它是圣主、明君。众人的事，不能听信密室策划，阴谋权术。不论它是政客、精英。阳光政治与专制政治是对立的。阳光政治与权谋政治是不相容的”。这篇短文发表于2005年，我听到他谈论这样的观点，则早在1991年前后。那次我们一起去广东，路上聊天，他就说到“宫廷政治”的现代影响问题。那是我最早听到的关于宫廷政治的透彻分析。在他临终前审定的一组作品中，有一篇短文题为“山之骨”，也令我印象深刻。文章开头似乎是作者自况，全文借物咏怀，沉郁苍劲，很有唐人柳宗元文章的风骨韵致。
厚泽先生已归道山，认识或者不认识他的人，在怀念他的时候也在评价他。这使我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政治人物的成功与失败？从政坛际遇而言，他在中宣部长和全总第一书记任上两度受到重挫，此后不复起用，五十六、七岁即彻底赋闲，这样的官场生涯显然不能算“成功”。但是，他的思考和言论始终受到社会关注。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见解，倡导“三宽”政策和“呼唤阳光政治”，不为逆境所屈服，受到广泛尊重和珍惜，感召了不只一代人。这能说是一个人在政治上的失败吗？
随感
据我所知，上边提到的几位“老”，张秀山曾经公开出版回忆录，写到他八十五岁时候，书名叫《我的八十五》；朱则民晚年曾经自己刊行了自己的诗集，叫《杂咏选集》。张平化晚年曾口授让秘书记录整理一个十几万字的回忆录，但是没有公开出版，他去世后，湖南省委党史办曾经编辑公开出版《张平化纪念文集》，其中选录了几篇他过去的讲话文章。武少文去世后，亲友曾经编辑印行了《武少文纪念文集》。朱厚泽写了一些文章，但还没有结集出版。
人生是一部书，九号院里“老”者更其如此。他们经历了很多事情，这些往事构成了党的历史的重要部分。我想，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经历和观察说出来，哪怕有偏见，哪怕有多个版本，当许多人来充分地表述同一件事情，真相就容易浮出了。对于同样的一段事实，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考，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形成争论的局面，那么对的也好，不对也好，就会得到比较公正的评论。如果全部历史只有一种描述和一种解释，从小处说，起码增加了后来研究者获取信息的困难，增加了历史本身的神秘性，这对于学术发展和知识积累显然是不利的；从大处说，这对于人类认识社会发展逻辑和规律也是没有好处的。任何人都不可以垄断对于历史的解释。那些标准的描述未必是真相，那些规定的说法也未必是真理。探求真相，追求真理，最重要的前提是自由表达。
西方学者观察中国政治，总结出一个重要特点是“全赢全输”（Winner takes all）。这种特征其实是和话语权力的垄断密切结合在一起。得势者不让失势者说话，一段时间内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当一种力量主导政策过程的时候，其他主张几乎归于沉寂，另外的意见也没有了表达的舞台。问题在于，赢家未必总是正确，或者说，主导者即使在根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未必会顾及到所有方面。在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中，不同的利益和政策主张，都应该有充分的表达渠道，政治竞争中的失败者仍然需要有足够的话语平台。新中国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许多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往往是在后果很严重的时候才被认识和被纠正，甚至走到了危险的边缘时才被承认和纠正，这与缺乏意见表达的空间有直接关系。不能自由表达的政治自然就不是阳光政治。对于那些亲历或者参与重要事件的人来说，让公众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观察，把经过的、看到的、想到的说出来，与公众分享，对于改善社会治理非常重要，是一种历史责任和社会责任。如果把经历的历史封闭起来，或者处于个人考虑为“尊”者诲，有发现而不说，要觉悟而不言，让政治继续笼罩在神秘莫测之中，看上去很会做官，实质上是缺乏社会担当和历史责任。
诸“老”的经历启发出另一个问题：“做官”和“从政”。“做官”者，以官位本身为基本关怀和行为选择的标准，或者说，做官是为了保官升官，说什么或者做什么是可以根据情况来不断变化的。“从政”者，基本追求是政治价值和社会理想，其为官更注重历史责任，是出于这种政治价值的追求和情怀。这种追求有时就体现为一种精神。许多历史上的改革，其实留下来的就是这种精神。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本身都认为他们提出的改革措施问题很多，关键是求新突变的精神。对于王安石来说，他所采取的改革措施本身的得失成败，他在改革中表现出来的政治追求和道德精神，也可以分别评价。当然，在做官与从政之间，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标准本身是难以把握的，“做官”者的一些行为本身可以有政治的价值，“从政”者也要讲究为官之道。但是，这种辨别的困难并不意味着这两者之间没有根本的界限。在关键时候和重要关头，这种选择的依归是容易见出分晓的。在一个时代的政坛上，“做官”的人多了，“从政”的人少了，只为自己的官职负责任的多了，真正为社会负责任的人少了，越来越多人的“做官”目标就是“保官”和“升官”，政治价值、社会理想都不在话下。那么，这个社会的政治就难以清明。
马克思•韦伯曾经提出政治人物应该有三方面资质：其一是热情或者说献身精神，没有热情的政治则是“轻薄的知识游戏”；其二是责任感，没有责任感的热情则是“毫无结果的兴奋”；其三是判断力，对事情和人能够保持“距离”。但观察官场中的许多人，有兴趣的就是官位和个人利益而已，所做的大量工作其实就是“轻薄的游戏”和“没有结果的兴奋”。以政治活动为业者，既有“政客”（politician），也有“政治家”(statesman)，其区别不在于官位的高低，不是官大了就可以称为政治家。不论中央还是地方，都可以产生政治家。只有那些有历史的责任担当、有理想信念、有情怀操守、勇于实践开拓的领导人，才可以称为政治家。不如此，则官位再高，也只是政客而已，或者只是政治上的江湖人物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