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和钱锺书都是中国大学者中有小情趣的人,比如都喜欢读淫书，都喜欢探究小事物的起源，喜欢追究西方器物如何传到中国等问题，陈寅恪对唐代妇女的服饰、发型和口红一类东西，都有探究的兴趣。他们不但喜欢读小说，而且有创作的欲望，都喜欢写旧诗。钱锺书不用说了，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其实也可当小说读。
陈寅恪对小说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有非常清晰自觉的认识。他讲《太平广记》史料时曾说过：“小说亦可作参考，因其虽无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第492页，三联书店，2009年)。我以为这是陈寅恪对小说的一个卓见，是今后需要从理论上认真探讨的一个问题。
我个人理解，陈寅恪所谓“通性真实”，其实与恩格斯评价巴尔扎克小说时的名言表达的是同一意思。恩格斯说：“他的作品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马恩选集》第4卷第682页，人民出版社，1995)。巴尔扎克小说对时代反映的真实性，就是陈寅恪所谓“通性真实”，即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有了这个认识，我们在判断小说的历史地位时，可能就会有比较清晰的意识。
中国当代文学中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一类小说，如《班主任》《伤痕》《枫》《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在艺术上多有讨论的余地，但这些作品兼具“通性的真实”，也就是说对时代精神的把握上有真实性，所以它们的价值不会随时代变化而消失。反过来如《创业史》《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作品，在叙述语言和生活细节描写等方面，可能不失为有价值的小说，但他们不具备陈寅恪所说的“通性的真实”，所以这些作品的文学史地位不可能持久，说白了，就是作家把坏时代当好时代对待了。
陈寅恪对小说的这个卓见，需要引起当代作家的警觉，无论何时，创作中一定要尽可能把握一个时代“通性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