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我还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时，买到了一册《胡适的自传》，灰皮本，内部发行。不吃不睡，一口气读完，简直是如痴如醉。让我着迷的，不是胡适本人的叙述，而是文后那些长篇大论的注解，口若悬河，妙语连珠，狂放之气夺纸而出。狂则狂矣，却句句有来历，看得让人拍案叫绝，又心悦诚服。谁敢为胡适大人做点评？翻遍全书，终于找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唐德刚。

唐先生以八十九高龄，走了。走得很隆重、风光，海峡两岸媒体做足了文章，悼念这位在华人读者圈中享有盛誉的公众史学家。他的大名，与一连串脍炙人口的畅销书联系在一起：《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张学良口述历史》《梅兰芳传稿》《胡适杂忆》《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史学与红学》。我记得十年前那本《晚清七十年》似乎还被查禁过。承蒙抬举，从此之后他的书愈加畅销，红遍读书界。

一个人红极一时并不难，难的是一世走红。《百家讲坛》的那些说书人，大多也是史学出身，论幽默、挑逗、讲故事的本领，岂是唐公可攀比。但那些说书人的结局大同小异：各领风骚三五月，雁过神州不留名。唐德刚未曾上过央视，书商们也从未刻意炒作过，为何他与黄仁宇一样，会成为长盛不衰、为几代读者所追捧的公众史学家？史学家可以说书，但说书人未必是史学家。说书人只须要有好口才、好记性，再加一点野史中来的噱头，史学家首先需要的则是功力。

唐德刚1920年生于安徽合肥，1939年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科班出身。抗战年代，在中央大学受过众多史学大家的熏陶，1948年放洋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毕业后先在哥大图书馆工作，后去纽约市立大学任教直至退休。如此完整之履历，让喜欢放言高论的唐德刚有充足的底气，纵横捭阖，皆有所本；不仅读书多，而且会读书。他十几岁便通读《资治通鉴》，深谙中国政治中的帝王之术与人情世故；到了晚年，写出来的《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自然入木三分，有历史的穿透力。

在高度“学院化”的今天，只要吃史学这碗饭，且有些年头的，都可以大言不惭地自称史学家。中国的史学以求真自命，乾嘉考据向为学院正宗。然而，如今的史学教育，知识有余，智慧不足。缺乏智慧的史学，是死的知识、死人的历史。要让死去的历史活过来，让已死的人事变成活生生的记忆，惟一的办法是打一针智性的强心剂。史实是不传代的过去，而智慧是永恒的代际沟通。唐德刚之所以那么受青睐，乃在于他的身上没有学院派的方巾气，那种工匠式的知识卖弄。

他是一个智者，是一个有历史感的史学家。他好发议论，好为人师，好作惊人之语，虽偶有过头，但正是吸引人的魅力所在。史学倘若离开了智慧女神，岂非一张苍白的验尸报告？

唐德刚的文字，汪洋恣肆，纵横千里，放得开，又收得拢，形散而神不散。难怪中国文学史的权威夏志清教授评价他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史学是唐德刚的专业，文学是他的爱好，与他可以匹敌的，大概只有李敖。李敖蹲过大狱，威权所逼，多有戾气，属于才子加流氓式的文人；而唐德刚生活在民主社会，是一个心底单纯的老顽童，一个风流尽性的老派名士。1989年初春，他作为特邀顾问随同星云法师访问大陆，我在上海陪同王元化先生参与接待，顷见之下，果然人如其文，口无遮拦，有一股上下无碍、笑傲江湖的通达之气。

在唐公的众多著作之中，我以为最能代表其个性与风格的，莫过于《胡适杂忆》。当年他作为助手，协助胡适做口述历史。如今口述史已蔚然成风，不少人以为这是一个工匠的活儿，只须原原本本将录音整理下来即可。但唐德刚之口述史，岂止记录，还要考订，还要还原历史场景。这还不够，他还喜欢与传主对话、争辩、讨论。一场口述采访下来，唐德刚原本想为之写一个短序，不料洋洋洒洒，奔腾万里，篇幅竟然超过了正文本身，只能另行成书，遂有了《胡适杂忆》。

唐公是胡适最后一位私淑弟子，胡适是他心目中最为敬仰的老师。按照中国的传统，弟子本应“为尊者讳”，一生对老师毕恭毕敬，行颂歌之礼。偏偏这位唐德刚，洋面包大约吃多了一点点，“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他的笔下，胡适老师不仅如大熊猫一般可爱、可憨，而且也像常人那样迂腐、懦弱。一旦名人请下了神坛，还原肉身，反而在世俗中更显英雄本色。在各种汗牛充栋的胡适研究、回忆之中，除了余英时先生的那本《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就属唐公的这本《胡适杂忆》最耐读。亦庄亦谐，一唱三叹，他写出了大时代中一个活脱脱的中国知识分子。

唐德刚，这位中国的“口述史之父”，按照古老的“三不朽”说法，他可以安息了。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历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