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晚，美国旧金山一所普通寓所。89岁高龄的唐德刚静静坐在客厅的电视前半睡半醒，不觉已到夜间11点。保姆将他推进卧室后，觉得情况反常，随后发现其心脏已停止了跳动。
唐德刚1920年生于安徽合肥，十几岁即已圈点过一遍《资治通鉴》。1939年秋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学系，1948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后兼任系主任12年。
身为中国近代史大家，唐德刚是华裔史学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著有《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晚清七十年》、《张学良口述历史》、《袁氏当国》等，还撰有小说《战争与爱情》，被文学史家夏志清称为“别树一帜的散文家”。
胡适最失意时代的门生
唐德刚在“口述史学”领域获得的傲人成绩，现在看实在有些机缘巧合。据他自述，他1948年自费到美国留学，不久国内政局发生巨大变动，“我那时还在哥大有气无力地继续读我的美国史博士学位。这是个最吃力不讨好的傻事。读到了，又干啥？我自己也不能解答。”
彼时，学者芮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口述历史研究室。1957年，哥大的东亚研究所成立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唐德刚成为学部最早的研究员之一。恰在此时，李宗仁、孔祥熙、陈立夫、顾维钧、张发奎、蒋廷黻、陈光甫等大批国民党政要流亡美国，对这个中国口述历史计划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
唐德刚第一个口述历史的对象是著名学者胡适。当时胡适流亡异域，生活清苦，“我可以打工、开出租车、洗盘碗；而可怜的胡老师，那时贫病交迫，心脏衰弱、胃溃疡……虽然有点儿养老金，但那养老金抵不了一场大病。”唐德刚自称，他是胡适最失意、最穷困、最灰溜溜的时代最孤独的一个小门生。
当时很多流亡的国民党政要，生活都极为困窘。桂系军阀首领、曾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的李宗仁，也仅是在纽约郊区买了一座匠工的房子居住，家中并无保姆。而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更是不得不以出售鸡蛋和辣酱为生。
1957年冬初，唐德刚携带着一台笨重的录音机，首次到胡适府上，写下了他“口述历史”系列的第一笔。
凭借其踏实的历史功底与过人的沟通手段，无名小辈唐德刚获得了口述对象的绝对信任。李宗仁做口述时，有时候夫人郭德洁不在家，李宗仁就亲自烧个安徽火锅、四碟小菜，二人“煮酒论英雄”到深夜，李宗仁还不放他走。
1972年，唐德刚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他的口述历史工作也告一段落。但是他已经做完胡适、李宗仁、顾维钧等几人的口述整理工作，多年后，《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陆续出版，迅速为唐德刚赢得盛名。
1979年，近60万字的《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稿本由李宗仁长子李幼邻带回大陆，广西政协最初编印发行高达60万册，其后一版再版。如今，很多报纸、杂志甚至电视，都打出了“口述历史”的名号，央视的《大家》、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等栏目均在此列。
口述历史为何在中国近30年来迅速兴起？学者丁东分析，中国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档案还没有公开，如果撰史者完全通过文献难以为继。“最重要的文献你看不到，而历史当事人还活着，不受保密的制约。因此，很多重要的历史事实与关节点，就是通过口述历史挖掘出来的。”
口述历史之难
“有人说，口述历史很简单，拿录音机一录，然后整理出来文字就行了嘛！不是那么简单。”禤福辉是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的会长，这个学会1991年由唐德刚创立，总部设在纽约。
唐德刚曾说：“胡适之先生的口述只占50%，另50%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李宗仁的回忆录情况更甚，其本人口述仅仅占到可怜的15%，其他85%是唐德刚从相关的历史文献中一点点考证修订而成的。李宗仁是军人出身，文学、历史完全不懂，之前的信函电文完全由秘书完成。“李宗仁有时信口乱讲，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
顾维钧是贯穿整个民国时期外交史的关键人物，精通外语，记忆力超强，但也会出错。有一次，顾维钧把“金佛郎案”当中一段故事张冠李戴了，唐德刚指出了他的错误，但顾维钧不服气，还坚称“事如昨日”。唐德刚不得不找出顾当年自己签署的文件，才驳倒了顾维钧。为了撰写这部回忆录，唐德刚不仅到图书馆查阅当时的报刊，还查遍了顾维钧自己保存的37箱资料！
没能彻底完成的张学良口述，被很多史家看做一大遗憾。其实部分原因也出于唐德刚不愿做一个单纯的录音师和记录者。唐德刚在做录音口述时曾向张学良表示：“这个事情靠不住啊，我知道的不是这样的。”但张学良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直斥他说：“你知道什么，你要听我的话！”
唐德刚将口述历史研究者分为鼓手、枪手和杀手三种。无论是充当鼓手还是枪手，都是不妥的，只有通过较量努力追寻历史真相的“杀手”，才是可取的态度。即使对自己用力最深的《李宗仁回忆录》，唐德刚也一再严重警告读者，这本书是“桂系的一面之词”，偏听、偏信、不听、不信，皆不可取。
曹凌志是广西师大版唐氏系列图书的责任编辑，他表示，唐德刚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他写历史的时候，没有遮遮掩掩。”比如对于五四运动中被学生斥之为“卖国贼”的外交次长曹汝霖，唐德刚一方面承认其有妥协倾向，同时也引用日方会谈记录，描述其在谈判桌上“激愤之情溢于言表”——这跟我们之前的历史教科书的刻板描述有很大差别。
再比如，在内地影响甚大的《袁氏当国》，被很多读者认为近乎为袁世凯翻案。他的结论是，袁世凯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之能臣，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在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期中，也算是个悲剧人物”。在周遭谋士的精心策划下，袁氏做了皇帝，其悲剧在于，“予岂好独裁哉？予不得已也。”
“历史三峡”的身后争议
除了口述历史，唐氏对中国历史界影响最大的就是其“历史三峡”说，这个影响巨大的社会转型命题，出自他晚年的史学巨著《晚清七十年》。“历史三峡”是唐德刚解释中国历史转变的核心词，指中国社会转型的阶段约为200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历史三峡”，社会各层面变革巨大，之后就进入长久的稳定期；而从晚清开始，内忧外患的中国进入了第二个“历史三峡”，也要持续200年，直到本世纪40年代才能结束。
这个提法引起了争议。很多读者从中读到了对未来中国的乐观主义情绪，但也有人觉得“国恨家仇”这种情感在唐德刚这代人身上累积许多，使他们对于国族的强大，仅仅是“一种真诚的盼望”。更有治史者批评说，这其实是一种“历史决定论”，实乃写史之大忌。
尽管争议诸多，唐德刚依然乐观地认为，中国过去的五千年，是一部“帝王专制史”，第二次转折后的中国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他笃信，此趋势将是不能逆转的必然。
口述史中的唐德刚严谨平实，撰写《李宗仁回忆录》时，“一切以李氏意志为依归，未掺杂我个人半句褒贬之词。”而在其成名作《梅兰芳传稿》中，其文字雅致风格艳丽，连胡适都觉得“稍显渲染”；再到《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时，笔法亦庄亦谐，汪洋恣肆，已经自成一派。
我们不妨以《袁氏当国》中一段有趣的“附注”作结：“1935年，我在上海报刊上读到一则新闻：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结婚，新郎66，新娘33，新郎为争取新娘欢心，竟为她割须弃袍。婚礼进行中，新夫妇梨花海棠，表现得恩爱无比，据说是‘你不嫌我老，我也不嫌你丑’云云。当时曾掷报大笑。想不到六十多年后，面对电脑屏幕著书，竟然又提到此老，不禁也推开鼠标，笑叹不已也。”
来源: 《南都周刊》2009年1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