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检测一个人究竟是乐观还是悲观，我们得先看看他是不是唐德刚的读者。如果他不是，那就按照古方，给他半杯水。如果他是，那么便对他再说一次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提醒他中国还得再花上好几十年才能转成一个民主的现代国家。他要是惊呼：“天呀！还要等上那么长的时间吗？”我们便能肯定他很悲观了；相反地，乐观的人则会含笑叹道：“苦日子快完了，中国有望！中国有望！”那么唐德刚自己呢？我想，他必然是乐观的。
许多人认识唐德刚皆从他的口述史学开始，我却莫名其妙地在少年时代先读到他早年的论文《中国郡县起源考》。见他从“县”和“悬”这两个字的关系，推断郡县本是古诸侯国未曾分封暂时悬置的行政区时，真是大开眼界，发现教科书外的史学竟是如此有趣。很多年后，我依次看完他的作品，才发现这篇论文的旨趣始终不脱他一辈子念兹在兹的中国转型问题。而他的乐观，或许也就是来自于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吧。
想想看，上一次的中国大转型从分封采邑转向设郡置县，从封建制度转向中央集权，由战国转到汉朝，这一转就转了足足三、四百年。按照唐德刚大胆推测，眼下这一轮告别中央集权驶向现代民主的转型，则只不过是区区两百年的工夫罢了。更况吾人已经赶上是次转型的尾班车，说不定到了2040年便能离开三峡，一日千里。这叫人怎能不乐观呢？
唐德刚这套说法很容易被更科学的史学家鄙夷，或者觉得他没有足够的支持，越出了严格的实证规范；又或者觉得他大而化之，以杂文的笔调写出这等大命题太不严肃。然而，唐先生的读者都能明白，这是他长年埋首近现代史料，亲炙不少关键人物之后才能得到的一份贴切观察，是种积年累月的阅历所磨出来的直观分析。也许它的论证结构不够周密，但它的确是一位有才气的史学家以敏锐灵感所孕育出来的史识。
例如在评注他的老师胡适的口述回忆时，有点夸张地把赞美孔子的话拿来称誉胡适，说他是圣之时者。那是因为中国当年的学术仍在发展中阶段，大家只能搞恰当学术（appropriate scholarship），而胡适正正是一位了不起的恰当学人（appropriate scholar）。他对胡适够熟悉，所以在尊师重道之余，更能近距离地发现胡先生的局限与点出学问上的半新不旧古今折衷。这一点恰好又接上了他那套转型史观：“近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个整体。在其他方面都没有完成现代化的情况之下，学术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因此胡适结合干嘉考证与实用主义，半西半中的“整理国故”，便是既无可奈何却又适逢其会的恰当学术了。 只要细心地看，任谁都看得出来强把唐德刚著名的口述史学和他体量庞大的通史写作分开来是不对的，因为贯注其民国通史的史观恐怕就是他做口述史的感性后果，替胡适作传，于是想到学术和时代转型的关系；没有前者，后面的判断是出不来的。
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余英时先生把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说成是一种比喻。我猜他这么说，已经是很客气的了，因为在许多严肃的学者看来，这套大而化之的讲法根本没有足够的论据支持，构不成一个有学术意义的假说。更糟的是，唐德刚还要大胆预测中国的转型可能会在2040年左右完成，到时候甚么法治民主全都会灿然大备，几代人用血泪追逐的梦想终将实现。莫非他以为自己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有一具能测天机的水晶球？
其实，比喻也没甚么不好的。许多开一代风气的史学论断在今天的学院标准看来，也都只不过是些比喻罢了。吉朋把罗马帝国的衰亡归咎于基督信仰的兴起，难道这又是个有效的解释吗？恐怕不是吧？有时候，公众对史学的要求并不太高，他们只是想要一套勉强能通古今之变的叙事，使他们大概知道自己身处何方，了解自己这时代与过去的关系，最好还能发挥点照明的作用，为暗雾笼罩的前方照出依稀可辨的轮廓。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和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就是这种公众史学的最佳范例了。
假如把史学看成写作，把史学家看成作者，也许我们会更能明白作者唐德刚的苦心孤诣。跻身于千年未有之变局，生逢争战离散的乱世，唐德刚一定很想搞清楚这是个甚么世代，也一定难免要把他的见闻和研究当成可资反省的体验。而体验正是文学想象的基础（不管是甚么意义下的体验）。比喻也好，文学想象也好，那都是能让我们咬紧牙根活下去的救生圈。这个国家够荒唐，这一百多年也够苦了，不发挥一点苦中作乐的想象力，将种种不可思议的遭遇放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遥距观测，甚至嘻笑把玩，唐德刚和我们又怎能面对那些没有意义的杀戮，与荒谬透顶的结局呢？
你看李宗仁在回忆录里记述的民国士兵：兵败时军纪废弛，士无斗志，沿途骚拢焚掠，直是古书里记载的乱军，没有半点现代军队的模样。就算见到身为长官的李宗仁上前斥喝，那些正在强奸民女的士兵也敢持枪反抗。晚年的李宗仁回忆起来，还是要痛心自责，不能原谅自己的无能：“黑夜之中，我随从的卫士又不多，也无法管束。统兵者治军无方，为害百姓，罪大恶极，实难尽言”。你只能把这场面看做是军政现代化的转型阶段，才能稍解心中的苦闷与无奈。
心胸一宽，许多传统的负面人物也就值得同情了。近年替袁世凯翻案的人不少，唐德刚或者是其中较早的一位，他在《袁氏当国》里说：“袁老四先做总统做得很起劲，并发誓要帝制永不再现于中国。何以口沫未干，立刻就违誓要做皇帝呢？这虽然是他个人野心的终于现形，其实他也是经过一整年的亲身体验，确实也体会到，共和国体不适合中国国情……因此才要开倒车，搞独裁，做皇帝。”要知道当年中国人口四亿，其中八成是文盲，剩下的两成也还都不晓得甚么叫做民主。因此国会里八百多名议员其实是没有选民的议员。这批议员也多半不是甚么好鸟，往往是前清想当官谋职的转型政客，没了科举，遂把选举当科举，自求入朝致仕，完全没有代议政治里的代表意识。乃至于弄得民国初年的政局乌烟瘴气，真叫人怀念大清的有规有矩。
转型，就将这一切看成是转型必经的阵痛吧。深圳市政府最近宣布禁止十来种非法上访（所以合法的也就没剩几样了），其中一种是自杀。自杀也能禁止吗？能的，中古欧洲就禁止过。如果不把这项堪与古人媲美的禁令看成是转型未成三峡未出的残留尾巴，你说，日子该怎么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