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先生是著名的“口述历史”学家，在他的随笔文集《史学与红学》一书中，载有一篇他视之为“口述史料”的访问记《桃园县的“下中农”》。如果以社会学的眼光看，此文可算是一篇“农民调查报告”。谈到作这一次调查的缘起，唐先生说，1981年他以纽约市立大学“交换教授”的身份，回大陆讲授“美国史”六个月，期间对大陆农村、农民的生活耳闻目睹之后，便生起了再看一看台湾农民生活状况的念头。事有所巧，当年的8月下旬，他应邀到台湾参加一个“历史讨论会”，于是便请自己在台湾的亲友协助联络，找一户农民做一次“私人调查”。
就在他的签证到期前一天，唐先生的表弟替他联络到了一家“颇具代表性的中等农家”。1981年9月3日早晨，唐先生就在亲友的陪同下，去这一户农家做实地调查访问。这一家张姓农民居住于离台北市约50公里的桃园县杨梅镇瑞塘里（里，相当于大于陆的村），接待他们的是这一家的长子张学意君。
一
“桃园张家”是客家人，祖籍广东陆丰。张学意的曾祖父是一位“苦力”，于清朝末年受雇到台湾“开垦”，在当地娶妻生子，落户台湾。此后几次搬家，到张学意的父亲中年时，才定居于现在的地方，即桃园县杨梅镇瑞塘里七邻草澜坡17号（望文生义，似乎一个很有田园诗意的地方）。
张学意的父亲张阿增不识字，在“日据时代”——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回归中国之前——为雇农，租种了地主家的“两甲地”（即30亩）勉强度日。张学意告诉唐先生，“那时生活十分贫困”，他“从未穿过长裤子”，全家人一个月才能吃上一次肉。其实，以“吃肉”的标准看，那时台湾雇农的生活，可能也是高于大陆的很多雇农的。
现在，张阿增（时年76岁）与他的两个儿子——长子张学意（时年52岁）、次子张学国（时年43岁），以及他的9个孙子、孙女，一家15口，三代同堂，住在他们的农庄里。农庄的房子有五十坪，约合165平方米，其中的一半已改建为西式住住，有卧室、卫生间等；一半仍为旧式农房。在这个大家庭中，因为张学意曾读过小学，所以现在是实际的“家长”。
唐先生在报告中说，张家现在是“自耕农”，一家人耕种着30亩农田，家中有一台大型拖拉机，另有插秧机、收割机等农用机械。对于张家的客厅，唐先生写道：客厅大约有十四五平方英尺，水磨石的地面，仿木长条的塑料板吊顶，一台19吋的台产“三洋牌”电视机，机上横卧着一架大型立体声音响，两个大喇叭立于地上两侧，另有一张三人藤座木框沙发，旁边有一个精致的咖啡台。后来，唐先生又参观了张家的厨房，看到里面有揉面机、煤气灶等。虽然没有自来水，但有一台自备的压力水泵，从自家后院的一口大井里抽水，以供家用。
张学意告诉唐先生，家里还有3辆摩托车。唐先生听了十分感叹，未曾想到中国的农民也已有了“机车”。可张学意告诉他，现在，摩托车已经不时髦了，邻居家都已买了客货小卡车（即现在所称的“皮卡”），这不免使唐先生想到了美国的农民。
二
张家由“雇农”转而为“自耕农”，得益于1953年和1954年的台湾“土地改革”。在那次“土改”中，他们从“政府”手中购买了现在耕种的土地，由无地的佃户，一下子变成了拥有自己土地的“地主”。
说到“土改”，这是一段台湾社会生活的大背景，是一项涉及所有台湾农民，影响社会深广的大变革。据徐中约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记载，台湾的土地改革，其智慧来自于两个方面，分为三个阶段。
两个方面的智慧，一是来自于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耕者有其田”；二是美国的建议，即由政府向国民出售土地。这个建议，则得自于美国历史上的做法。由政府向国民出售土地，谋利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使土地的重新分配和私有合法化。当时，主持这一改革的是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
这次“土改”的第一阶段从1949年开始，主要的内容是“降租”，把地租从当时主要农作物产量的50%至70%，一律降至37.5%，以“政府”法令的形式推行，为防止空口无凭，地主必须与佃农签订书面合约，每期租约最短为6年。这一政策共涉及30万农户。“降租”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舍得向土地投入，收入更是大有增加，纷纷购买耕牛，建造房屋。这一时期农民购买的耕牛、建造的房屋，被称为“三七五耕牛”和“三七五屋”。
第二个阶段自1951年开始，主要内容是向农民出售43万英亩的公地（约合261万亩）。“公地”原为日本殖民台湾时留出来供安置日本移民所用，已由“政府”没收。售地的政策是，每户农民可以购买7亩稻田或者14亩旱田，可以养活一个六口之家。地价为主要农作物当年产量的2.5倍，可以分期付款，20年内还清，欠款利息为年息4%。但是，每一期的还款数额，不能超过当年的地租，即土地所产的37.5%，以保证农民的生活。出售公地，使139688户农民拥有了土地。
最后一个阶段开始于1953年，主要的政策是，“政府”以日本遗留下来的工商业作抵偿，强行把地主手里的土地收购过来，再以同样的价格出售给农民。农民可以分期付款，年利息仍为4%。这一次土改，使193821户农民由佃农，变成了地主。张家也就是在这一阶段，购买了自己租种的30亩土地，并用了大约10年的时间，偿还了购地款。
三
拥有了自己的土地的张家，开始以耕种为主，并在新成立的“农复会”的协助下，使用了化肥，改良了种子，产量逐年提高，收入也随之增加。但随着台湾196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人工的价格越来越高，为节省这一部分费用，张家先后购进了拖拉机、插秧机和收割机等机械。农机的使用，不仅节省了成本，也使得耕种土地不再需要很多时间，张家兄弟便开始谋求另外的兼职。张学意到“台湾客运公司”做工，张学国则在当农会里做产品推销员。兄弟俩的太太，也在家中做一些小加工之类的工作，张家的收入开始多元化。
唐德刚先生依据和张学意的谈话，在“报告”中为张家算了一笔收支账。张家当时一年的收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种地收入。两甲地，一年两熟，可收稻谷26000台湾斤（约合15600公斤），约值新台币20万元（当时约合5300美元），除去成本开支，余8万新台币（当时约合2100美元）；二是兄弟俩兼职的工资收入，年约35万新台币；三是两位太太及儿女做零星加工的收入，年约10万新台币；四是农副产品（主要是养猪和鱼）的收入，年约3万新台币。全年合计约68.5万新台币（合美元1.8万元）。
在支出方面，张家的种地成本支出中，已经含有了自家食用的粮食等。另外还有水电费、煤气费、田赋等，合计起来，年支出约4.5万新台币。其他的支出，主要就是教育和侈奢品的费用，算下来，张家一年的结余约有三四千美金的储蓄。
在调查中，唐先生问张学意君，为什么不全部地改造一下农庄里的旧宅。张学意说，他们桃园县瑞塘里一带，已经划为工业扩展区，“政府”不许在区内兴建普通民宅了。说起这个规划，张家是“竭诚拥护的”，因为农村土地一旦划为工业区，地价势必随之上涨。唐先生据此为张家算了一笔账，“张家现有农场两甲，合6000坪（每坪合3.3057平方米），划为工业用地后，地价已涨至5000元新台币一坪，全场地价已超过3000万元新台币，折合美金78万元”，再加上现有的财产，张家已是一个拥有百万美元的大富户。
四
唐先生在“报告”中还写了张家第三代的情况。譬如张学意的三个儿子，大儿子高职毕业，现正在服役，学的是汽车维护；二儿子参加了一次大学联考，没有考取，当时正在台北大学读预习班，学的社会学，准备明年再参加联考；三儿子正在读农工高职，学的是农工电机科。他的两个女儿，大的已经出嫁，二女儿读的是高职专科，修的会计专业，毕业后在一家建筑公司上班，收入很好。张学国的五个孩子还小，大儿子读的是高职，学的是“室内配件”科（不知是什么行业），其他的几个子女，则在读中学或小学。
张学意告诉唐德刚先生，他们居住的瑞塘里设有里长一人，由公选产生，每三年为一个任期。镇里的镇长也是公选的，任期四年。桃园县的县长，也由公选产生，每个任期也是四年。唐先生在“报告”中说，当时桃园县的县长是大名鼎鼎的许信良。因为久假不归，只是现在已经另外委任了代理，到许的任期10月结束，将进行重选。
许信良之所以“大名鼎鼎”，是因为他的“既食周粟，还骂武王。”许于1967年加入国民党，历任国民党中央组织工作会干事、中央通讯社记者。1972年，当选台湾“省议员”。1977年11月，因“违纪”参选桃园县长而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但仍然当选。1979年7月，因擅离职守被休职两年，9月底以休假名义携带家眷离台赴美国，12月底在美国成立了一个旨在“独立”的组织。唐德刚先生访问张家的时候，他正在美国创办《美丽岛周报》。
唐德刚在他的“报告”中，特意写了张阿增的生活。当时已76岁的张阿增，家中大小事务，一概不管了。但他每天清晨却喜欢牵着孙子，送他们上学。孩子们上学去了，他便拿着鱼竿到池塘边、树荫下，钓他喜欢的“吴郭鱼”，一直到家人叫他午餐才回来。下午午睡睡醒，到门前去等待散学归来的孙子们。张阿增的这一幅晚景，让唐先生想起了一句唐诗：“野老念牧童，倚杖候柴扉。”唐先生原想，这样的田家风味只能到书中才可找到，未曾料竟在桃园县杨梅镇的张家看到了。
五
现在，离唐先生写成这篇“农民调查报告”的时间，已过去了三十六年，唐先生也已作古多时。读过这则“报告”，我就在想，“桃园张家”现在又是什么样的光景呢？从社会学的角度想，倘有人再寻迹做一次新的调查，以这“一滴水”映照一下时代的变迁，必将有另外的意义。即便如此，对于唐先生的这一篇“报告”，纵然是今天读来，仍使人感慨系之。“桃园张家”那一份平静、安然的生活，可能正是支撑着台湾这座经历了许多风雨飘摇的岛屿，仍然安稳如山的基石。而对于他们，虽说是与我们隔海相望，可其中的隔阂，又岂止是那一峡又苦又咸的海水呢？
2017年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