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研究的思想家或历史学家中，到目前为止，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是我唯一一位见过的人物。记得，当年在山东大学校园里，我不但听了他的演讲，再次碰到时还向他问过好，时间大致是在1981年春夏之交。数年之前，本人在一则读他书的日记里写下过这样的文字：“本人大学期间曾听过唐德刚先生的演讲。记得，他当时还曾在山东大学里住了一长段时间。他当时演讲的题目已经记不得了，但有三点至今还记得：一是地点在今山大主校区图书馆的一个报告厅里；二是他长得有点斜眼（可能是右眼），站着讲的；三是在演讲中几次讲到了美国人有骂他们时下总统的自由，可以随便骂他们总统是草包。当时美国的在任总统是里根，但唐的译法跟大陆的不一样，称瑞艮，后一个字是四声。对于唐讲后一点的深意，自己当时还理解得不怎么深，不知道他的用意是告诉我们，美国人有言论自由，有真正的人权。”[1] 另外，记得本人以后还由他的眼睛有点问题联想到了顾炎武的满眼尽是白眼珠，以及北京有位知名历史学者视力也不佳，得出过有点令人好笑的“结论”：眼睛不怎么样者，搞起学问来都厉害。
唐德刚及其学术成就，国内虽然研究者不是甚多，但评价不低。比如在章怡和与贺卫方合著牛津版的《四手联弹》一书中，章怡和在《唐德刚——先天禀赋，后天学养》一文中写到：“我第一次读唐德刚的书，是删节版《晚清七十年》。几页读下来，激动得难以克制。毫不过分地说，就像遭遇八级地震，全身血脉如翻江倒海，连续几天冲动得不能睡下。别样的见地，别样的叙述，别样的文风，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我又去书店买了几本，分送朋友。他们和我一样，都惊了，也都快疯了，其冲击力与原子弹爆炸没什么两样。唐德刚提出的‘历史三峡’论如池塘涟漪，一波一波推得越来越远。至今每与朋友众会，唐氏关于时代变迁的主题，是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联系到眼下的社会现象，也越发地引人深思。有人形容他是‘一人敌一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并不夸张。”[2] 另外，也有人将其与陈寅恪并论，并认为虽然“唐先生走了，但他留下的那些著作应该可以存留50年以上。”[3]
以上关于唐德刚的评价不为过分，尤其就其历史著述对当前我国思想与学术界的启蒙意义而言。只一点，大陆出版界只允许海外华裔历史学者中操持汉学路数的著作“登陆”，而对他的作品则进行百般阻挠，就能说明问题。
但是事实求是讲来，上引章女士话语中提及的唐德刚关于中国历史前进的三峡理论是有问题的。而其的主要学术与思想贡献则在于：一、他揭示了中国自秦始皇以来是“国家强于社会”、西方是“社会强于国家”的社会；二、他“口无遮拦”，尖锐批评了1949年以后大陆当权者的“极左”做法；三、在此期间，他附带着零星而不是系统地描绘了未来中国现代政治与社会体制的蓝图。下面，我们就在扼要介绍其生平的基础上，对其有关政治体制的思想及其局限，略作展开论述。
一、唐德刚生平简介
对唐德刚其人生平进行考察，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其思想的了解。
1920 年8月23日，唐德刚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县（今安徽合肥市肥西县）西乡唐三圩子。曾祖辈唐定奎等为淮军重要将领，虽为行伍，亦重文治，出资办过金台文社及地方书院。父亲是一“安徽地主”，颇通文史，曾与唐德刚探讨当地秧歌的形成问题。[4] 唐德刚早年在家乡受过良好的国学训练，14岁点校通览《资治通鉴》，先后在舒城县立初级中学、安庆省立高中读书。抗战爆发，返回家乡组织抗日宣传队，被乡人视为“唐家又出人了”。后随省立二临中迁武汉、湖南，在湘西国立八中完成高中学业，1939年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194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期间，于1941年秋在读大学三年级选修顾颉刚所授《商周史》课程时，写成《中国郡县起源考——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一文，得到顾的嘉许。
唐德刚早年已有追求成才遇时的想法。他多年以后曾写道，“记得以前为笔者启蒙的那位汉文老师便时常在书房里自言自语说：‘才不才，人也！遇不遇，时也！’在他老人家那段‘依人门巷度春秋’的岁月里，他显然是自叹‘怀才不遇！’笔者斯时虽然幼小，也深觉‘才遇不偶’对我这位秀才老师太不公平了。年长回忆，仍然对他十分同情。等到我后来在海外遇见了我的老上司李司令长官，和乡前辈胡适之博士，才知道这世界里毕竟也有才遇双全的！”[5]
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毕业后，唐德刚曾接着考取了该校历史研究所研究生。当时其家乡的日军已退走，川皖之间尚有安全的陆路可通，他离家既久思乡心切，就回了家乡，期间曾经在继续学业还是找事做之间发生游移。回家乡后，曾在大别山区的岳西县当了两个学期中学老师。1944年，汤恩伯打了败仗，河南陷敌，安徽真正成了敌后之后，他便决定不再去中大复学，进入设在立煌的安徽学院史地系讲授《西洋通史》。[6] 立煌县即今安徽省金寨县，成立于1932年。该年9月，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军卫立煌部进占金家寨，国民政府为加强对鄂豫皖边区的统治，于10月划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河南商城、固始两县及安徽省的六安、霍邱、霍山3个县计5个县各一部，在原属六安县的金家寨设立煌县。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国民党鄂豫皖大后方，是安徽省临时省会驻地(1938年6月至1945年11月)。
1948年，唐德刚受国民政府派遣公费赴美留学，于195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此时大陆政权已经发生更迭，唐曾做过回大陆试探，但与其在安徽学院史地系时的领导人李则纲联系时受冷遇，随决意留居美国。
期间，曾改行学建筑学，并从事过建筑的工作。对于此事，其晚年时的叙述如下：“我在哥伦比亚历史系读书时是上世纪40年代，我们是拿了政府的官费出来留学的，结果念出来后才发现改朝换代了。我当时是学传统历史学，同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差太远了，我们要改学马克思，不是一年可以改的。所以我在哥伦比亚改学了一年多的建筑。建筑是速成班，学一两年，马上就可以做事。然后看情况，毛主席要我们，我们就回去，不要我们，我们就在美国。我们那时才20（多）岁，改行很容易。我想学建筑，我会画画——我儿子后来就学建筑了，他用的那套工具还是我的呢！但我学历史是因为兴趣，后来学校招呼我回来，让我做历史系助教，我把原来扔的书又找回来了。那时候做助教被教授唤来唤去也不容易，洋人都干不了。”[7]
另外，对于自己的早年改过行，唐最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也隐晦提及过：“为着最低限度的生存，笔者当时也是改行有心，而无魄力认真执行的少数弱者之一。”[8]
除了兴趣之外，唐德刚的重操历史旧业与其具有相当国学基础，以及他性情随和有关。其晚年回忆，重回学校做助教时哥大“有个历史系教授，美国人，他说诸葛亮是山东人，孔明是湖北人。我说，诸葛亮和孔明是一个人啊！他说，诸葛亮姓诸，孔明姓孔，怎么会是一个人啊！我第一次接触口述历史是为哥大一位教中国史的教授做助教，因为我会讲汉语。”[9]与之有过过从的台湾作家柏杨夫人张香华曾在回忆文章中讲，唐德刚性情随和，是个很没有身段的人。
回到哥大之后，唐德刚一面为讲授中国近代史的美国人韦慕庭教授当助教，一面“为着糊口”在哥大中国历史研究部当“半时研究员兼翻译”，同时开始了美国史博士学位的攻读。
孙中田在《史文并茂意趣风生——读唐德刚〈胡适杂忆〉》中说唐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获史学博士学位。有误。这是他正式成为读博士候选人的时间。此事其在《胡适杂忆》中有记述。该书的一处中讲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笔者在哥大考口试。有位教授问我‘林肯是不是奴隶解放者？’我知道这问题不易回答……反问了他一句：‘照足下看法，美国史上有没有一位所谓奴隶解放者呢？’这位惯于考人的人，一旦被考，情急智不生，只好马虎地答了个有，因而我再追问他一句：‘如果有的话，哪个人比林肯更够资格呢？’想不到我以问题作答案的问题一出七位主考和后座一些监考们不禁一阵哄笑，林肯也就变成我的‘奴隶解放者’了。”[10] 该书的另一处中讲到，1957年胡适口述史工作开始之前，“中国历史研究部所研究的主题是‘汉代社会史’；韦慕庭教授的研究范围则是‘北伐’；而笔者本人有待研究的博士论文则是美国内战期间的外交史。所以我那时的‘研究工作’，说来可笑：我上午搞汉书；下午参加‘北伐’；夜晚钻美国档案。一日三餐前后所‘研究’的是三个毫无关系的学术题目。”[11]
唐德刚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通过主修与辅修课程口试成为博士候选人，与当年也在哥大读历史学博士的何炳棣的经历一样。何炳棣后来讲到，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主修与辅修课程有 “‘最后’（final）口试。这是博士学位工作中最严重的一天。由历史系内外五位教授充任委员，轮流考问，共为时大约两小时，此外另有一位外系教授充任观察者(observer)，有权发言，亦可决定不发问，但必须向政治科学学院院长报告口试的结果。这个最后的课程口试考过之后，即成为正式的‘登记’博士候选人，享有研究专室及种种图书特权了。再等到博士论文完成，论文口试通过，和论文出版成书的保证才能获得博士学位。”[12]
1959年获史学博士后，唐德刚留校任教，并兼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管理员7年。中文图书管理员即大陆所称的中文图书馆馆长。按照唐自己的说法，这是个学术界清望甚高的位置，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胡适即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短期担任过此职。唐德刚在哥大所讲授的课程有《汉学概述》、《中国近现代史料学》等，最后的教学职称为副教授。[13]
受到排挤，唐德刚于1972年离开哥大，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对于这次的“职业转移危机”， 唐后来讲，全靠了自己的阿Q精神：“哼，他们加在一起再搞十年，也比不上我阿Q一人……奶奶的，老子被儿子开除了……”；“在哥大既然不舒服，则哥大除了30万卷的汉文典籍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恋栈的呢？”由此笔者想到，唐对鲁迅颇有微词，一会儿说鲁迅的阿Q不如吴承恩的猪八戒写得好，一会儿说鲁迅骂人尖刻，他怎么不骂骂自己呢，自己也做了不少错事，但对鲁迅所塑造阿Q这个人物的精神，却一直继承着。到晚年了，他还笑对人讲，当代许多著名作家与学者的作品只能存留50年，而他的书可存留100年。[14]
唐德刚在纽约市立大学任教授至1991年退休。期间兼任东亚研究系主任12年。其在纽约市立大学主讲《中国通史》、《东亚近代史》等课程，讲过的课程还有《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亚洲史》、《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史》等十余种。[15] 2001年患中风后停笔，2009年10月26日，因肾衰竭肾病逝于美国旧金山佛利蒙家中，享年89岁。
唐德刚的学术与文学著作丰富，比较重要与影响较大的有论文集《晚清七十年》（五卷，分别是《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太平天国》、《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论著《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美国民权运动》，《毛泽东专政始末（1949-1976）》、《梅兰芳传稿》；口述史类著作《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张学良口述历史》；札记《书缘与人缘》、《史学与红学》；以及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等。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美关系趋于缓和，唐德刚通过与国内亲友的通信联系，获悉80岁老母仍在安徽芜湖健在。他立即到驻加拿大的中国使馆办好签证手续，返回大陆探亲。1981年，唐德刚又以纽约市立大学“交换教授”身份再度访问大陆。这次访问，他到了山东大学、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安徽大学、安琥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等12所高校或科研机构。本文一开始述及的笔者与其在山大相见，即在此时。
纵观唐氏的人生，实是曲折不易。又是中学教员，又是赶上改朝换代、为了生计改行搞过建筑，又是打工与留学生涯相始终，又是被洋人排挤、不得已从大庙出来之后进了小庙。但尽管如此，其一直没有忘记了历史本行，就像中国古代的士人，既谋食又谋道。
唐德刚的史学成就，海外与台湾不少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李敖说“唐德刚是中国当代最活泼、深知的历史学家”；夏志清说他“古文根柢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16] 余英时在唐先生去世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 “的大历史观，开了大陆学者的眼界，在官方观点的教科书外，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叙事方式”；“从唐先生写史的流畅和气势浩荡来看，我们便确知他是充分利用了美国的学术自由、思想独立等优势。他若不在海外，留在大陆，便不可能把他的才学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唐先生作为史学家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不为政治变动而随波逐流……他开玩笑说，因为老母还在大陆，所以有些话不好说，但绝对不说违心话。他是位公正的史学家，有史学的信念，文学的才能。”[17]”
另外顺便提及，在以上述及的《胡适杂忆》一书中，唐先生记述了他与胡适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学术与生活交往。在此期间，他因安徽老乡、哥大校友以及学生的学生的关系，成了胡适的“关门弟子”，此后其的政治立场与学术思想，明显带有胡氏烙印。
二、唐德刚对我国秦代以来“国家强于社会”的揭示
马克思说法国是一个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国家，实际上，中国自秦代以来，才真正是一个行政权完全支配与控制社会的国家哩。对于此点，唐德刚在《论“转型期”与“启蒙后”》一文中有较深刻的揭示。
最初，唐德刚的《论“转型期”与“启蒙后”》一文是作为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一书的序言，于1993年在中国大陆发表。1998年，又收进了其由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论文集《晚清七十年——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中。
唐德刚在论“转型期”与“启蒙后”》的文章中明确指出：中国是“‘国家强于社会’的东方模式”；“我国古代社会的形式与发展，就有其特殊的模式，为其他文明所未尝有”。[18] 他在文章中写道，中国“国家强于社会”模式的确立，开始于两千年前的一次社会转型，“更具体一点说，这次东方民族社会的大转型，是起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的‘商鞅变法’，而完成于公元前二世纪末由汉武帝所落实的‘盐铁专卖’。由这次转型，从封建社会转变到‘国家强于社会’这一特殊模式的‘宇宙帝国’，其后竟变成一种‘定型’。一延两千年，没有发生基本上的改变！在这两千年中，朝代兴亡、民族分合、文化盛衰、英雄起伏、生产升降、商业胀缩……千变万化，更是说不胜说。但是换人不换马，运行于这个定型之中的政治经济的组织原则，社会各阶层成员的生活方式，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逻辑、伦理与价值观念的社会基础等等，却稳如泰山，丝毫未动。根基既然屹立不移，则社会的上层建筑纵有剧烈的变动，也万变不离其宗。”[19]
唐德刚在该文章中进一步指出，“自此以后汉家制度在东方人的观念中就成为天下的通制。什么君臣父子、贫富贵贱、男尊女卑、士农工商等等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人人视为当然。不用说明君贤相、公卿大夫不想去变动它，纵是被压迫阶级出身的私盐贩黄巢、小和尚朱元璋、‘贫下中农’李自成、张献忠也不要去改变它——满腹怨恨的媳妇，只想去做婆婆；做了婆婆，再去虐待媳妇。因此我们传统社会的发展，便在婆媳之间作恶性循环，兜了两千年的圈子！”[20]
对于中国“就地打转，千年不变的社会发展的模式”，中国历史两千年间一直兜圈子的原因，唐德刚在该文章中具体分析说，“从常理推测，或根据白种民族的历史经验，则科技进化必然会导致生产力的递增；生产力的不断上涨，势必要引起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动，从而产生出‘资本主义’。但是在那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中国里，这种社会自然进化的力量，却克服不了本社会中已经制度化而早已根深蒂固的社会惰性。这一惰性也就限制了科技在促进生产力方面的发展。相反它却发生了抑制生产力的反作用，而迁就其一成不变的传统生活方式”；“换言之，人工制造的社会惰性，为自然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设限；自然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有了限制，则生产力就不能促进社会本身作性质上的变化。如此一来，则社会发展的程序，也就就地打转，两千年不变。资本主义也就永远出不来了。”[21]
唐德刚指出，与中国秦朝以来“国家强于社会”的情况正好相反，西方自中世纪以来是“一个‘社会强于国家’的模式”。[22] 他在该文章中指出，西方“社会强于国家”局面的形成与他们一直没有形成像中国秦朝这样的中央集权大帝国有关：“西罗马既亡，西欧为蛮族（今英法德意人之祖宗）所盘踞，而此诸多蛮族虽终为天主教廷所统一，在精神生活上渐渐趋向于‘行同伦’，但在政治组织上却永远四分五裂。直至九世纪以后，这些原始部落始逐渐进入略同于我国春秋时代的封建制。由封建时代他们也很快地进入一个相互兼并的战国时代。由于国际间的激烈竞争、生产力之不断增长，和中小城市之迅速出现，他们在战国末期也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现象，这在西洋史上便叫做‘文艺复兴’”；“凡此种种，中古的欧洲和先秦的中国，在社会发展的程序上，都有其惟妙惟肖的相似之处；只是西欧较东亚要晚了一千五百余年”；“可是在‘封建后’（Post-Feudalism）的发展中，东西方就完全南辕北辙了。在东方，我们形成了一个‘国家强与社会’的大帝国。在这个模式里我们迂回了两千年，未能突破，已如上述。在封建后的欧洲则出现了无数个‘民族国家’——燕赵韩魏齐楚秦平等竞争的局面，而他们的民族王国之间，却始终出不了一个秦始皇来削平群雄、统一欧洲”；“就在这诸多民族国家竞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们的航海技术也有了迅速的突破……原先那些不见经传的欧洲小国，一个个都变成向海外无限殖民、无限掠夺的大殖民帝国……亚非拉的无限财宝，无限的良田沃壤，迅速养肥了欧洲，刺激了生产，引起了工业革命，壮大了城市，也培养了迅速成长的城市中产阶级。它对上要架空王室、排斥教会、夺取政权、解放思想、公平竞争、按理出牌。对下层工农，则恩威兼施、禁止造反。……一个‘社会强于国家’的模式，便在西欧各国出现了。资本主义也就随之而来。以此为基础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宇宙观，也就囊括了世界。”[23]
以上引文中，唐讲在中国，“相反它却发生了抑制生产力的反作用，而迁就其一成不变的传统生活方式”，其中似含有弗朗西斯·福山如下话语中的意思：“中国是一个更难对付的对手，因为它懂得与现代化妥协，让现代化为己所用，懂得成长壮大，利用科学技术，同时又维持专制政权的统治。”[24]
另外，唐讲中国与西方完全不同，中国是国家强于社会的国度，弗朗西斯·福山也有同样看法。他近来在接受大陆学者李世默访谈时还说：“实际上，我认为与众不同的其实是中国。在信仰印度教的印度，在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世界，在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在信仰犹太教的以色列，所有这些不同的文化的传统有共通之处，法律来自政府之外。法律是宗教阶层统辖的领域，统治者必须从宗教权威处获得合法性和宗教庇护。中国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不受皇权管制的宗教阶层，可以说这在文明古国中是独一无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从来不具备‘法至上统治’的传统，中国有以法治国，皇帝的诏令就是法，普天之下的子民都要遵守，但皇帝本人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我认为这是法至上统治的本质——我是这么定义的：如果皇帝本人凌驾于法律之上，那么就不是真正的法至上统治。”[25]福山此点讲的非常正确。比如，西汉武帝时期的廷尉杜周就直接讲：“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意思是，所谓法律，就是以皇帝意旨为准。
唐德刚之中国秦代以来“国家强于社会”说，1993年的发表不是他的首次提出，而是在其1987年9月写就的《论中国大陆落后的秦汉根源》一文中，该说已经成型，尽管他当时对西欧中世纪以来的历史还未做比较思考。唐的该文章在同年举行的西安周秦汉唐史学研讨会上宣读过，以后又发表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二卷第二期上。
从《论中国大陆落后的秦汉根源》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唐此提法的前后一致性来。该文中的一个目即《“国家强于社会”和“轻商主义”》。[26] 该文中的另一个目更深刻，叫做《“主观意志”抵消“客观存在”》。[27] 意思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与社会形态是统治者人为乱点鸳鸯谱所致，人为扭曲了它们自然进化的进程。开个玩笑，唐在《胡适杂忆》中说马克思是德国骡子，其实他也够骡子的，认定了的道理就坚持下去。骡子在我们家乡居民的概念中有人能坚持己见与倔强的意思。
另外，我们从该文中可以看到，唐此观点提出的深层动因，是他从研究中西历史的不同之中看到了拿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段式教条来套中国历史的不符，以及他看到了毛时代的充分运用国家政治强力来“发展经济”的无谓。
唐在《论中国大陆落后的秦汉根源》中写道：“中古欧洲的白人社会生活中曾产生一种‘封建制’；往古东亚的黄人，也曾建立过一种类似的‘封建制’。可是欧洲在封建制崩溃以后，却逐渐滋长出一个‘城市中产阶级’（urban middle class），从而滋生出一种‘重商主义’。由重商主义又导出个‘资本主义’来”；“可是古代的中国，在封建制崩溃之后，却没有产生出城市中产阶级，更没有重商主义，当然就更产生不出资本主义了。相反的，在中国却产生了一个‘轻商主义’。轻商主义吓阻了滋长中的城市中产阶级。没有城市中产阶级，资本主义也就无从产生了”；“这样一件比较史学上的强烈对照，马克思只看到西方的一面而忽视了东方的一面。郭沫若则对东西之别未加理睬，便把西方白人的历史经验，凿枘不投地安装到中国历史里面去了。”[28]
对于中国秦代以来的国家强于社会，尤其是汉武帝时能够做到盐铁官营，唐该文章中展开论述说：“古代中国之所能贯彻其重农轻商政策，而今日美国反而不能者，便是桑弘羊大夫的背后有一部，具有雷霆万钧之力的中央集权的专政大机器。它可以强制执行任何‘政策’！岂但是‘重农轻商’？它甚至可以搞罢黜百家、独崇儒术，搞一国两制或一国一制；甚至三面红旗、人民公社……等等，亦无往而不能。国家有驾驭人民的绝对权力。驱之东则东，驱之西则西，人民无不俯首听命。一纸中央文件，便可把国家政策落实到底”；“在这种权力集中的‘秦制度’里，不特中央政府有无限权力；一品大员的州牧郡守、七品小官的县令知事；乃至不入品流的干部小吏，无不对人民享有各自职权内的绝对权力”；“桑弘羊大夫所依赖的这部国家机器，事实上是个权力金字塔。大塔之内又有无数体积不等的小塔，上下相连，层层节制。在这样一个金钟罩、铁布衫的严密控制之下，几个小盐商小铁贩，只是少数釜底游鱼而已，‘资产阶级’云乎哉！”；“不特此也。为着贯彻政策、垂之久远，政府还要在学术思想上下功夫、找理论。庶几权力与思想相结合，双管齐下，把士农工商的阶级观念，嵌入人民灵魂深处，使其变成永恒信仰和生活方式，千年不变——这一点‘略输文采’的秦皇汉武，也真的做到了。”[29]
唐德刚在该文章中指出，到当代，毛泽东的治理模式更超过了秦皇汉武：“毛泽东师法马列、祖述秦皇汉武，把中央集权的国家大机器发展到超越秦皇汉武，远迈列宁、史达林的最高境界。一机在手，因而毛公也就可以无所不为了。”[30]
唐的该文章中还有一个目叫《“国家机器”是中产阶级的克星》。其在该目中写道：“须知我们这部无敌大机器原是为搞‘重农轻商’而设计发明的。它的不断维修、不断改进，也是向相同目标前进的。既然重农轻商，防止资本主义之出现，这部机器镇压和铲除的主要目标，便是‘城市中产阶级’。因此它的历史任务便是：（一）预防‘城市中产阶级’于其出生之前；（二）诛锄‘中产阶级’于其萌芽之期；（三）摧毁‘中产阶级’于其成长之后”；“这样一防、一锄、一摧，搞了两千年。在这部大机器的运作之下，我们这个中华农业大帝国，就永远不会产生‘城市中产阶级’了。”[31]
对于我们秦代起就启动运作的这部国家“无敌大机器”，唐德刚有时又称“秦制度”。如何对之进行改革？他在该文中也有涉及：“我们祖国大陆落后的主要问题无他，缺少一个自发自动的中产阶级故也。则大陆上能否步台、港、南韩、新加坡后尘，扶持起一个‘城市中产阶级’呢？不愿在中国扶植一个‘中产阶级’，我们这个‘秦制度’有没有他途可循呢？……关于前一点，国中领导阶层本有意为之，但行起来至为不易。须知大陆这个自商鞅变法而下一脉相承的中央绝对集权的‘秦体制’，至毛泽东主席治下已登峰造极。这一制度原为锄减中产阶级，打击工商发展而设计的。现在怎可摇身一变，于旦夕之间就成为振兴工业，扶植中产阶级的保姆呢？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安有善果？”；“中产阶级的初期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是减少管制、大幅开放——美国当年所谓‘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是也。中国这个铁桶一般的‘秦制度’，管人及于床笫之私，它何时才能开放到容忍中产阶级崛起的程度？吾人不知也。大幅开放与减退管制（de-control or de-centralize），其以九七后之香港为试点乎？”；“但是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当轴似尚无丝毫意图，来变更那个‘以吏为师’的‘秦制度’老传统。在这个老框框里，能否搞出个工业化、现代化来——脱胎换骨，吾为中华民族创造历史的智慧，馨香以祝之。”[32]
三、唐德刚对未来中国政治体制的设想
虽然不成系统，并且也无比较详细的展开论述，但唐德刚对未来的中国政治体制，有其的设想。
总体看来，唐德刚对未来中国政治体制的设想主要是两点：民治与政治力量间有分立与制约平衡。前者的核心应是民主选举最高领导人与各级行政主官，后者的核心应是社会中有反对的力量与不同的声音存在。台湾民主进步党领导人蔡英文讲过，台湾社会中不能没有反对的力量，不能没有不同的声音。唐德刚的政治体制思想与之差不多。
说明一下，这里讲“唐德刚对未来中国政治体制的设想”中的“中国”，包括大陆，也包括了台湾；这里的“未来”，有的已经成了过去与现实。比如，台湾的政治体制，已于2000年前后实现了成功转型。转型，我有时在文章中也称转轨。
民治是唐德刚政治体制主张中的一个根本属性与主要方面。此点，其在《告别帝制五千年》中是这样表述的：“如按我民族所特有之社会型态发展之程序（typological approach to societal development）而分析之，则四千年来我民族之社会政权型态之发展，盖可综合之为三大阶段，亦即封建、帝制与民治是也。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从帝制转民治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吾侪及身而见之中国近代史之阶段也。笔者鄙见认为此一转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难见肤功也。换言之，我民族于近代中国所受之苦难，至少需至下一世纪之中期，方可略见松动。”[33]
唐先生该文写作的年代较晚，在1997年6月。但是，他反对专制官治的思想却甚早。比如，其最早在台湾政治体制未实现转轨前，1978年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的《胡适杂忆》一书中就写道：“一个山野散人和一个一品大员之间的距离实在太大了，岂怪掌权者一登高位便不肯下来？苏丞相曰：‘人生世上，位势富厚，盍可以忽悠哉？！’”；“‘官’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华文化这个传统里所作的恶，实在太多了！”[34]
以上唐德刚的引文中屡次出现过培育“城市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提法，这也应看作是他民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即，实行社会生产资料的高度私有化，广大的企业家、农场主等，他们既是社会生产的生产者，同时也是组织者和管理者，一身而二意。要之，在唐那里，这样的中产阶级应该像美国的中产阶级那样，规模要足够大。
唐先生在《晚清七十年》第五卷的第一篇《从蒋中正与毛泽东说到袁世凯》中曾这样写道：“须知美国这个国家，一开始便是中产阶级的国家。——它在殖民地时代（colonial period）于维吉尼亚（孙立人的母校所在地）一带，搞‘计口授田’（五个黑口可抵三个白口），是一夫授田五十英亩（合三百华亩）。瞧瞧，一个农夫向政府领取耕地，一领便是一口三百亩。五口之家，便是一千五百亩。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地主（包括‘官僚大地主’像李鸿章那样），一家能拥有如许的土地？——这还是殖民时代呢！工业化以后的美国，那还要谈吗？大地主洛克菲勒向政府捐地筑路，一捐就是四十英里（一百二十华里）。哈里曼一捐就包括大湖七个，今日纽约郊区的‘七湖公园’。可怜我们的土包子毛主席，眼皮浅。他把中国的‘地主富农’列为五毒之首，加以‘斗争’。斗他个死去活来，人头滚滚——中共土改时向国际公开的数字是杀地主八十万人！据洋专家说，这数字是实有数字的十分之一。朋友，我们的地主、富农之所有，往往不过三五亩土地啊！有什么可‘斗’的呢？因此，以毛公那样不刷牙、不洗澡的‘农民领袖’，去和五帝之首的‘美帝’打交道，他知道啥叫‘美帝’呢？——但是毛主席牛皮可大啊！他老人家却要领导咱贫下中农，去斗争美帝，搞世界革命啰！其结果（让我们掉句文），那就叫‘奚待蓍色’啊！”
唐德刚认为，社会中必须有权力分立，必须有社会力量平衡。“‘自由平等’是社会力量平衡的结果”。[35]
对于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唐德刚甚为推崇。他曾在文章中写道：美国“只有一个‘三权分立’的民主联邦政府。民主政府专不了政，则人民就可自由行动。人民有了自由就没命的向钱看。如此则中产阶级和重商主义就要抬头，资本主义就要出现……美国制是‘英美传统’之余绪。在早期英国，乃至整个西欧，这一社会现象发展实更为严重。”[36]
关于社会力量平衡问题，唐德刚说，“平等首见于西方社会发展经验中，两种社会力量相争而互不相下，结果和平共存、和平相处。有平等才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它们都是先有此社会经验而概念化始随之而来的”；“我国通俗笑话书上有一首打油诗嘲笑喜欢在墙上写诗的人。诗曰：‘满墙都是屁，为何墙不倒？两边都是屁，所以撑住了！’所以所谓‘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等这些现代文明的精髓，都不是什么神圣先知的告诫，或圣主明君的恩赐。它们是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偶然出现的‘两个屁撑住了’的结果。而两千年来，我们‘汉族中心主义’所发展出来的这个‘国家强于社会’的模式，则始终是个‘一边倒’的模式。只是‘一边墙有屁’，则一座平等之墙就永远不能出现，社会永远不能‘转型’；宇宙观也就永远不能‘突破’了。但是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模式里，媳妇终有做婆婆之一日；小和尚也可做皇帝；牧羊儿也未始不可点状元……，社会也不无公平合理之处。胡适曰：不觉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大家心安理得，也就无意求变了。”[37]
此外顺便提及，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一书中讲到过，“‘现代西方文明’里的‘生活方式’是以‘契约’、‘合同’、‘利害、‘力量’、‘斗争’等深入人心的概念为基础的”，这也反映了其政治体制思想的一个侧面。
四、唐德刚有关思想的局限
纵观唐德刚的政治体制思想，其在许多方面有其前后一致的连贯性，比如前述其对中国秦代以来国家强于社会的揭示，其对中国未来要民治、要有制衡力量的设想，以及对毛扼杀中产阶级生长荒唐做法的指陈等等。但是，其1996年5月写就的文章《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中提出的“历史三峡”理论，本人却不敢苟同。他的该文章发表于台北《传记文学》杂志六十九卷三期上，以后又收入了论文集《晚清七十年》第一卷。
在《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一文中，唐将西周以来的中国历史概括为两次转型。第一次是秦始皇的“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第二次是1840年开始的转型。其名之曰通过“历史三峡”。亦即，建立起他在《告别帝制五千年》一文中所讲的“民治社会”。
唐在该文章中称：“我们能在二0四0年通过历史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对于唐德刚大陆2040年通过历史三峡的说法，笔者认为甚是无谓：第一，与其前面引文中“‘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等这些现代文明的精髓，都不是什么神圣先知的告诫，或圣主明君的恩赐。它们是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偶然出现的‘两个屁撑住了’的结果”的说法自相矛盾；第二，这还是马历史决定论的复制与翻版，怪不得他曾讲过“纵观近百年来之名家史学，马派之社会发展阶段论之科学性，厡未可厚非也”的话；[38] 第三，既然如其前面引文中所讲的，在中国，“相反它却发生了抑制生产力的反作用，而迁就其一成不变的传统生活方式”的话，则再等40多年，还有什么意义呢？第四，尤其是，他忽视了当今世界上如此多的通过了历史三峡的国家（或地区）的成功先例，包括他发表相关文章的台湾。是否，他的大陆2040年通过历史三峡的说法，与六四运动的被弹压了下去，其对大陆前途丧失了信心有关呢？由此，本人认为，唐的此说还不如他1960年的大陆在“老框框里”搞工业化、现代化是一死结的说法，更有学术与现实意义哩，尽管那次唐氏也是像算命先生一样预测时间，并且还预测错了。
唐1960年在香港《海外论坛》上发表的《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各阶段》一文中，曾把当时大陆上的全民动员搞工业直接判定为“死结”。该文中的一个目，题目就是《中共的工业化和死结》。[39]
唐德刚在《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各阶段》一文中的死结论是这样表述的：“我国文化向这一方向反应在现阶段最大的魔障便是中国共产党。它甘愿把中国文化拖进斯拉夫文化的死巷子。按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进行的程序来看，中共已经是走向古物陈列馆的路上去了。它今日之所以尚能肆无忌惮，作威作福的道理，便是因为它抓住了一个现代化建设性的重要课题——中国的工业化。今日中共官报上唯一真能大吹特吹的只有这一点。海外侨胞对中共深恶痛绝之余，有时亦难免引中共向洋人夸耀的也是这一点。它是中共今日的‘续命汤’”；“中国工业化，本是任何政权都应该做的大事。隔壁王阿狗如做了‘主席’也是要实行工业化的。只是工业化的方式不同罢了，不过其艰苦过程则谁也不能免。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大企业家逼迫小企业家自杀。投资者亦闹过‘黑色礼拜五’一类的丑剧。但苏联工业化过程中亦何尝不是饿死妇孺数百万，硬把粮食出口换取外汇物资呢？”；“中共今日的工业化便是采取俄国式计划经济的方式，在全国人力物资之中竭泽而渔。俗话说：‘要铁用，连饭锅也打掉！’这岂不是中共今天的事实？因此中共政权独裁专制，残酷暴虐愈厉害，其竭泽而渔的工业化速度也可能愈快。相反的说，中共在经济建设上其工业化的速度愈高，其在政治设施上独裁专制残酷暴虐亦愈厉。因之在中共工业化达到最高峰时，亦即其残暴的统治达到绝顶之时。换言之，在共产党制度之下，人类团体生活中‘政治’和‘经济’两大问题，不但不能同时解决，并且是背道而驰的。其经济问题能日趋解决，其政治问题便日趋严重。至其经济问题可能作适当解决之时，便是其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面临崩溃之时，亦即是‘自由民主’呼声最高之时。共产党徒都是经济决定论者，他们根本不相信‘上层建筑’的政治问题可以成为他们的致命伤。所以其将来的结果，必然就‘庞涓死于此树下’！”；“中共今日所采取的便是这项自杀政策。为着高度的工业化，它把偌大的中国变成世界最大的奴工营。它要奴工们牺牲自由，束紧裤带，这样中国便可‘十五年赶上英国’或‘二十年后过好日子’。在中国长期积弱之后，这两项号召是动听的；是有高度说服性的。其魔力不下于抗战时期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它这项骗局至多只可维持十五年至二十年。过此人民就不特要放松裤带，而且要恢复全部自由。届时统治者是否会自动的恢复人民的自由呢？曰否！因为那是违反中共政权发展的逻辑的……所以即使不谈外界因素，只取‘以经解经’的方式分析中共政权，天安门上的好汉至多还有十五年的安稳日子好过。”[40]
需要指出的是，唐德刚该文章中讲的如下三点，至今对我们仍有启迪意义：1、现代化不但是个经济现代化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现代化问题；2、经济进步与发展不是通过控制人身所能实现得了的；3、有些类型的政治组织有彻底自我更新的能力，而有些则没有。
五、余论
文革干将王力曾回忆，毛泽东晚年告诉中央文革小组，前苏联所以把列宁主义丢了，原因之一是“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中国的下一代应当有大量的人直接见到老一代的革命领袖，越多越好”。[41] 文革另一干将戚本禹也回忆，当年毛在天安门城楼上站着一批批接见红卫兵，很辛苦，当戚劝毛停止时，毛不听。毛讲，现在在天安门广场上见到他的孩子们当中，将来会有人记着他对他们的反修正主义希望。毛并且声称，他的早年起来“闹革命”，就与当年见到过孙中山有关。[42] 毛当年反修的那些闹剧，无疑已经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但其他不论，单就毛的这一说法而言，有些道理。另外，欧美与港台的一些大学，有用知名学者与作家驻校来影响学生的做法，道理也是一样。本人的一直关注唐德刚，一直研读他的作品，就如本文一开始讲的，也与我当年在山东大学读书时见过他，听过其演讲有关。
上述唐德刚的中国秦代以来国家强于社会、而西方是社会强于国家说，甚有见地。笔者几十年来治史，授课、著书与写文章等，也是讲的这个道理。另外，其对未来中国大陆政治体制的主张，虽然零碎而不成系统，但也甚有见地。
对于其的2040年大陆实现转型的历史三峡论，余英时讲到，我们且不可过于认真，可以从积极的方面来加以理解：“历史三峡论是个比喻，不能看得太认真，表达了唐先生一种看法，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观，也不是理论和学说，有一种文学手法在里面。但这观点表达了唐先生对中国未来的美好愿望，通过重重险阻顺利到达彼岸，给中国人一种希望，是一种乐观的愿望。”[43] 贺卫方也评论说：“文风尽可灵动多彩，而唐德刚所研究的中国近代史却是相当沉重的话题。在《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历史著作里，面对宽广而复杂的诸多问题，充溢在字里行间的许多识见，尤其卓尔不群。说到灾难深重的民族的前途，他倒是像胡适一样，有一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所依据者，乃是他那著名的‘过历史三峡’的理论：这老大国家正在经历第二次深刻的社会转型，依据第一次转型即从井田制向郡县制转变的历史经验，我们需要两百年的努力，即到二十一世纪中期才能够驶过惊涛骇浪，进入波澜不惊的现代社会。不过，这个理论也许会受到某种质疑。我有时也会怀疑——为什么历史一定如长江那样朝向一个方向前进？历史的方向会不会有更多样化的选项？”[44] 河流不可能全流向一个方向，这是自然地理所表明了的。但在这里，贺的历史不朝向一个方向与历史多样性的说法，会对中国的自由民主社会构建，负面作用更大。因为，目前大讲特讲的中国特色，就是这个东西
另外，唐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访问大陆返美以后，在对待毛的态度上与同是历史学人的何炳棣迥然不同一事，在此也值得一提。
前面已述及，余英时在其去世后盖棺论定般的称赞他“绝对不说违心话。他是位公正的史学家，有史学的信念”。何炳棣就与之不同了。何炳棣1971年10月和11月访问大陆之后，回到美国曾发表演讲《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为毛大唱赞歌。对之，其同在美国的堂侄何德华当时就不可理解。就像何炳棣后来自己讲的：“德华当面表示惊讶与失望：‘像叔叔这样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竟会公开赞扬毛泽东那魔鬼般的人物！’”[45] 大陆改革开放以后，何对自己当年的“丑行”已后悔不已。他人还算老实，曾经在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写到：《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刊于香港《七十年代》，并一连五期转载于北京的《参考消息》。据国内亲友函告，此文在国内影响很大（其实在海外影响更大），至今不少海外爱国人士仍劝我在文集中把它重印。我却愿意把它忘掉，因为它虽有史实与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同样愿意忘掉的是70年代初所撰有关中国资源和经济前景的一系列文章。”[46]
何当年如上做法的出发点究竟如何，只有他本人最清楚。笔者由此进一步想到的是，何炳棣一生可是风光无限的人物呢。又是美国著名大学里的大牌教授、西方世界里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又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唐先生比较起来可差远了。前已提及，他受启蒙老师的影响，虽然从少年时期就有追求才运双全的想法，但是，命运总是与他开着玩笑，终其一生，好运似乎都未降临其头上。在美国的前期，他是标准的学生打工仔；在美国的中期，他又被从美国高校的大庙里赶出，为糊口不得已进了高校小庙，在其中教书直至退休。至于西方世界里国际知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等桂冠了，他更是不敢奢望。但是，本人认为，也不用自己亲手去写回忆录之类的东西，随着时间的前移，由真知灼见所构筑起的其的历史地位，肯定要高出前者甚多。因为，在其祖国——中国大陆政治文明构建的伟大事业里，有他所贡献的智慧、劳动、眼泪与汗水。
[1] 本人2010年10月3日记于再阅唐德刚《胡适杂忆》一书时。
[2] 国内版的《四手联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收录此篇。
[3] 燕舞：《书祭唐德刚》，《经济观察报》2009年11月9日。
[4] 唐德刚：《胡适杂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70页。
[5] 唐德刚：《胡适杂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页。
[6]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纵论》，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79页。
[7] 李菁：《唐德刚：活在别人的历史中》，载李菁文集《活在别人的历史中》，上海文汇出版社2011年版。
[8] 唐德刚：《胡适杂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
[9] 李菁：《唐德刚：活在别人的历史中》，载李菁文集《活在别人的历史中》，上海文汇出版社2011年版。
[10] 唐德刚：《胡适杂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
[11] 唐德刚：《胡适杂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02页。
[12]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3-224页。
[13] 燕舞：《书祭唐德刚》，《经济观察报》2009年11月9日。
[14] 燕舞：《书祭唐德刚》，《经济观察报》2009年11月9日。
[15]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纵论》，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9页。
[16] 范兰钦：《千帆数尽唐德刚》，《凤凰博报范兰钦博客》2009年12月5日。
[17] 石剑峰：《余英时谈唐德刚》，《东方早报》2009年11月4日。
[18] 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序第3页。
[19] 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序第5页。
[20] 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序第9页。
[21] 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序第6页。
[22] 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序第13页。
[23] 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序第12-13页。
[24] 《福山认为“布什政府遭遇空前惨败”》，《参考消息》2008年12月28日。
[25] 《李世默对话福山：中美体制比较》，《观察者网》2015年3月30日。
[26]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纵论》，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0页。
[27]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纵论》，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3页。
[28]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纵论》，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99页。
[29]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纵论》，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1-102页。
[30]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纵论》，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4页。
[31]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纵论》，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5页。
[32]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纵论》，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11-112页。
[33]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纵论》，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自序第8-9页。
[34] 唐德刚：《胡适杂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页。
[35] 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序第9页。
[36]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纵论》，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3页。
[37] 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序第9-10页。
[38]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纵论》，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自序第9页。
[39]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纵论》，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36页。
[40]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纵论》，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2-24页。
[41] 麦克法夸尔等：《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关心译，星克尔（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出版，第110页，第509页。
[42] 项观其：《毛主席谈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新法家网，2013年4月12日。
[43] 石剑峰：《余英时谈唐德刚：有史学的信念，文学的才能》，《东方早报》2009年11月4日。
[44] 章诒和、贺卫方：《唐德刚——先天禀赋，后天学养》，载牛津版《四手联弹》。
[45]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46]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