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上午，当我正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出席会议时，安徽大学历史系陆发春教授从合肥打来电话，告诉我唐德刚先生于26日晚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因肾衰竭去世，闻后心头一怔。下午我赶快拟一唁电传真给唐先生的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慰问。接着，媒体记者的电话纷至沓来，或采访，或约稿，请我谈谈对唐先生去世的感想。海外朋友亦通过电话或电邮传递消息，报告相关讯息。唐先生去世的消息迅速在网上、报上各种媒体传开。
大概在大学时代，我已闻唐先生的大名，并拜读了他的《李宗仁回忆录》等著作。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因研究胡适早期政治思想，唐先生的《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自然成了我案头的常备著作。
与唐先生谋面迟至1991年10月在香港举办的“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学术研讨会。那次会议，海内外胡适研究专家会聚一堂，共同就胡适研究这一专题做一探讨。在出席会议的人员中，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位，但会议破例安排第一位发言。第一次面对名家云集的现场，心里面不免打鼓。唐先生是出席会议的海外学者中年龄最长的一位，但他丝毫没有倚老卖老的架子，会上发言幽默风趣、妙语连珠，令与会者忍俊不禁；会下与人交流随和，显示了一位大家的风范。
从那以后，在有关胡适的学术研讨会上，我们都能看到唐先生的身影。1992年夏天在北京举行的胡适学术座谈会、1993年5月在青岛举行的“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胡适”学术研讨会、1995年5月在上海华东师大举行的“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学术研讨会，唐先生从美国飞来，亲临会议，给这些会议的确增添了不少光彩。
1996年12月中旬，唐先生访问北京期间，在北大住了一周，我特请他在北大做一讲座，这也许是他老人家在北大唯一的一次讲座。闻讯前来的师生挤满了会议室，大家争睹这位口述史学大师的风采。离京后，恰逢辞旧迎新之际，唐先生特来信致贺：
哲生教授和夫人：
月前在北京把贤伉俪忙坏了，心实不安，也叩感不尽……
近日阅中文报，说山东大学已将全套《四库全书》输入电脑，如此则台湾的《廿四史》就是小巫了。兄如能查出《四库》何时发售，我也想买一套也。请查查看。这是件惊人的文化大事……
贵系贵院诸领导和老友，敬请代为致意道谢；近史所诸老友亦烦便中致意。上次吃饭时太匆忙，找不到空座，未能陪诸老友多谈谈，心中尤不安也。匆上敬贺
春节快乐！
德刚 九七，一，七
1999年5月北京大学主办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参与会议筹备，自然也忘不了邀请唐先生大驾光临。那次会议，中外专家会聚燕园，研讨五四，这是一次高层次、高水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安排在大会最后一场发言的四位中外学者分别为王元化、唐先生、张岂之和林毓生，均为学林高手，他们将会议推向高潮。唐先生提交论文的题目是“论五四后文学转型中新诗的尝试、流变、僵化和再出发”，他的发言幽默诙谐、铿锵有力，博得了与会者热烈掌声。
唐先生身体不佳的消息，我早已耳闻。2002年2月20日，我途经纽约时，约W君前往唐先生家看望他老人家，这是我与唐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关于此行，我的日记中有简略记载：
下午一时多到达唐家。看得出唐先生身体虚弱，去年十一月中旬他因中风住院，几失去记忆，现在仍不能吃东西，身体颇弱，走路须借助推轮。与我两年前相见时判若两人。
日记中所指两年前与唐先生相见，系指2000年10月我第一次赴纽约参加“华族对美国的贡献”学术研讨会，会后与唐先生会见之事。
当时，唐先生已届80高龄，仍能自己驾车。他主动请缨带我去参观西点军校。从纽约到纽约州的西点军校，小车运行需两个半小时，我担心他的身体受不了如此长的运行，但老人家兴致很高，硬说没有问题，于是两人结伴前去。当时我感觉唐先生开车有兜风的感觉，一路健谈，毫无倦意。下午从西点军校回来后又将我送回纽约，并陪我一起与李又宁教授吃了晚饭，才偕夫人回家。其精力之旺盛，令我极为敬佩。
从那以后，我与唐先生再未谋面。2002年圣诞节时，唐先生大病初愈，他偕夫人吴昭文寄来一新年贺信，因此信颇能见出唐氏写作风格，故照录如下：
欧阳哲生教授和夫人：新年快乐！
时已一载，弟卧病经年，承好友不遗在远，纷辱函电慰问，甚或驾临敝庐，并匮赐各种礼品，隆情厚谊，弟合家均叩感不尽。诚惶诚恐，愧不敢当，日月如梭，一年已逝，每念盛情，时萦魂梦。上次生病，曾住院两次，稍愈后，又去加州儿女处，作较长期休养，然终因年高体强，只能带病延年，迄今仍不能开车，不能久坐，年愈八旬，本该如此，夫复何言？然弟身体素无疾病，自觉粗健，初不意偶一发病，竟狼狈若此，实出个人意外，然病后细思，颇觉罪有应得。盖平时自信，身强力壮，起居饮食，素不谨慎，更无条理，一旦发病，认识已晚。如今自庆，未翘辫子，还能与诸兄姐，通信拜年，实为始料所不及，然亦愿以个人生病经验，为诸兄嫂报告，我国固有，与洋人新倡的，养生之道，都颇有足学者。年高老友各必注重健康，饮食起居，都应特别注意，才是长保福禄之道。我兄嫂健康极佳，令弟羡慕之极，至盼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则期颐之祝，可预贺也，敬祝合府健康！
圣诞快乐，新年如意！
唐德刚 吴昭文 敬贺2002年
PS：北京老友相遇于途，或相逢于会场，至盼代候起居。弟因疾病缠身，就无能力拜年了。兄来纽约，因病未能招待，尤感心疚，乞恕为感。
2004年2月，我前往旧金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参加一学术研讨会时，给先生打了一个电话，表示问候，另给他寄了一笔稿费。同年9月前往纽约参加“哥大与中国”学术研讨会时，再次与唐先生通了一个电话。本来那次会议邀请唐先生参加，但他因病重不便外出，未能遂愿。在电话中，唐先生以嘶哑的安徽口音表示，因病不能与会同朋友们见面，甚感歉意。我感到老人家是一个仁厚长者。真是人之将老，其言也哀！
唐先生一生治史主要有三项成就：
一、中美关系史。他的博士论文《中美外交史1844-1860》(英文版)、《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中、英文版)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二、口述历史。1957年初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部成立，主持这项工作的是韦慕庭教授(Clarence M artin W ilbur)，下属工作人员为夏连荫(莲英，英文名JulieH ow)和唐先生。在中国口述历史部，唐先生先承担《胡适口述自传》(作于1957年)、《李宗仁回忆录》(作于1958年9月至1965年6月)、《顾维钧回忆录》(1960-1962年，参与其中部分工作)等人物的口述自传撰写工作。张学良晚年获自由后，重出江湖，唐先生又曾重拾这一工作，有志于作一部《张学良口述自传》，经刘绍唐先生撮合，1990年1月至5月间在台北北投张学良寓所和亚都饭店采访张学良，先后录下11盒录音带，惜这一工作因故中辍。如今这些著作在海峡两岸均已出版，且重印多次，在史学圈内和广大读者中产生极大反响，佳评如潮，被视为口述史学的典范。唐德刚因此得享“中国现代口述历史的开拓人”、“口述历史大师”的盛名。除自己身体力行外，唐先生在海外还创建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会，带领更多的年轻学者投入这项工作。唐先生之所以热衷这项工作，是以为这是一项抢救史料的工作。
三、中国近代史研究。1972年唐先生从哥大图书馆中文部主任转往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教授，其工作重心遂转向历史教学与研究。据他自述，他在纽大上过“世界文化史”、“亚洲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史”等十余门课程，可谓上下五千年、纵横三千里无所不讲、无所不通，中西历史治于一炉。1994年他从纽大退休，专事撰写《中国近代史》工作，已成《晚清七十年》(五册)、民国史第一册《袁氏当国》，这是一部极具个人风格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堪称“空前绝后”之作。民国史部分因病未能完成，这是他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在从事历史教学、研究之外，唐先生还撰有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自传体回忆录《五十年代底尘埃》，胡适研究著作《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等。唐先生擅长演讲，他讲话带有浓厚的安徽老家口音，引经据典、纵横捭阖、随意所至、无所不谈、毫无拘束。
唐先生是一个性情中人，结交朋友似也是如此。与他相交，你会感到这是一位可敬可爱的老顽童，给人以强烈的亲和力、磁性力，毫无老气横秋之做作，难怪他颇得人缘，在海峡两岸、大洋彼岸有不少各界的朋友。1992年夏天他来北京开会，“失踪”两天，吴健雄特从美国打电话到北京来寻找，在朋友中被传为笑谈。
唐先生身处异邦，却有着一颗不眠的中国心。他自述：“笔者不敏，学无专长，加以流落异域数十年，打工啖饭，颠沛流离，一言难尽。然正因身体历艰难而幸免于浩劫，对祖国这一迷团，终未忘情，总是对所见兴亡，有所领悟。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因对数十年之所学，与殚精竭虑之思考，亦不敢过分妄自菲薄。”从早年投身撰写中国口述历史工作，为中国现代史抢救“活的历史”；到晚年撰写《晚清七十年》，以大手笔勾勒中国历史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从其在海外大力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发起民间对日索赔、寻访慰安妇活动，到他临终前将其藏书捐给母校安徽大学，表达对故乡的一片依恋之情，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中国情怀。
唐先生为人处世，若如其名，德刚并侪；作文言谈，又如其人，活泼可亲。唐氏幽默系天性养成，还是后天修炼，或是受那位幽默大师林语堂的影响和私传，这是一个值得文史专家探讨的问题。像他这样既深具中国古典文学的底蕴，又有长期西方文化熏陶的经验，在海内外史家中恐已不可复得。他遗嘱将其骨灰撒向大海，可见其心怀之宽广！一生得以结识这样一位老友，毕竟是吾辈之缘、之幸！
2009年11月3日深夜于北京海淀蓝旗营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