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体改革一直是经济改革，政治和社会改革为辅。直到16大才把社会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社会改革的目标主要有三，一是解决单面向GDP主义留下来的深层次经济和社会问题，二是为未来经济增长寻找新的资源和增长方式，三是为未来的政治改革奠定一个坚实的社会制度基础。

尽管各方面在推进社会改革上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效果很不理想。GDP主义还是继续盛行。从这些年的实践来看，在GDP主义指导下，很多政策措施在稳定了经济的同时使得社会不稳定化。或者说，经济的增长是以牺牲社会而达成的。不可否认，有关方面每出台一个政策总是抱着良好的愿望，只不过是政策的实践往往和愿望相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要从决策者的发展哲学或者指导思想层面来寻找。如果在指导思想方面出了问题，所制订的政策很容易出问题，甚至走向反面。

GDP主义曾发生积极作用

在目前的中国，主要存在着两条政策思路。一条就是盛行多年的GDP主义。历史地看，GDP主义在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时期发生过积极的作用。GDP主义的核心就是用物质利益来刺激各级党政官员在发展经济方面的积极性。如果没有物质利益引导，就很难冲破原来僵硬的体制的束缚。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到了中国完美地体现为GDP主义。GDP主义首先进入经济领域。市场机制的引入、民营化（不管其发生怎样的问题）、新产权制度、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等经济自由举措，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当GDP主义闯入中国社会领域的时候，就产生了无穷无尽的问题。说穿了，GDP主义就是要把中国社会货币化或者商品化。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领域是合一的，当时的经济政策就是社会政策。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区分开来，成为两个不同的领域。这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改革上。法人化或者企业化改革目标在于使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而非原来的社会甚至是政治单位。这方面相当成功，中国的企业已经甩掉了社会包袱。照理说，当企业从社会负担中解脱出来之后，国家就要建立社会政策，替代企业来负担社会功能，例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等。但这方面显然没有跟上。“抓大”政策产生了很多庞大无比的国有企业，它们有财力以不同形式继续承担一些社会政策功能。“放小”政策（民营化）则导致了原来隐含在企业制度内部的社会政策的全方位解体。而从国有企业之外发展出来的非国有企业的情况，和被民营化的企业的情况相差无几。

很难说，有关方面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建立社会政策（或者社会保护）方面也作了很多的努力。但严格地说，中国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建立社会政策制度。在官方层面，社会政策仍然从属于经济政策，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

牺牲社会来保障GDP增长

但更为严重的是经济危机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冲击了。每次经济危机发生，有关方面总是有意或者无意地诉诸于牺牲社会的办法来保障GDP的增长。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很多人的眼光就转向了教育，希望通过教育产业化的方式来提升GDP的增长。尽管教育产业化没有明文的政策，但实际上是大行其道。即使在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属于社会政策，需要政府或者民间的大力投入。但在中国，教育则成了一个暴富“产业”。教育系统的扩张、学生扩招、大学升级、合并和大学城建设等等，都是围绕着GDP和经济增长展开的。GDP主义侵入教育领域是中国教育改革越改越糟糕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到今天还没有改变。

之后，GDP马上就侵入了其他领域。医疗卫生是另一个社会政策的重灾区。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的房地产市场，更是把GDP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高点。政府的一揽子拯救危机的财力和宽松信贷政策的好处，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房地产。在GDP主义的推动下，把本来具有很大社会性的房地产视为纯粹是经济增长的来源。

可以相信，如果不能改变GDP主义的状况，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被商品化和货币化。中国社会本来就很脆弱，但现在是越来越难以支撑自身。例如，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得到发展，但到现在为止，这个阶层仍然是很小的一部分。这和中国缺失保护社会的社会政策有关。社会领域被GDP主义侵占之后，中产阶级没有生存空间。无论是教育、房地产和医疗卫生政策，方方面面的改革不是在培育社会和保护社会，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中产阶级。社会上所说的“房奴”和“孩奴”就是对中产阶级的真实写照。（当然，下层阶级仍然处于社会体制之外，很多人连当“房奴”和“孩奴”的资格都没有。）

也应当指出的是，GDP主义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本身的阻力了。例如它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的主要制度和意识障碍。产业升级的过程是痛苦的，需要做很多的调整。在调整时期，不见得每年都能保障所规定的GDP增长目标。但是因为各级官员的政绩都是用GDP来衡量的，他们不会有任何动力去作调整产业方面的工作。相反，为了保障稳定的增长，他们会采用保护那些本来应当淘汰的落后产业。低层次的扩张式增长是地方官员最理性的做法。

第二种政策思路

第二种政策思路就是通过社会政策的改革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源。和第一种把社会商品化的思路相反，第二种思路就是要通过保护社会，建立消费社会取得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说明的是，这样做并不是要回到原来的道路，把经济和社会政策合二而一。相反，这要求明确确立社会政策，用健全的社会政策消除资本和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弊端的同时，确定新的经济增长源。在这方面，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着很大的认识偏颇。因为发生了金融危机，市场经济受到批评和攻击。极端者有否认市场经济的味道。的确，如果市场监管不严，就会导致这样那样的危机。但市场经济仍然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有效的追求财富改善人类生活的机制。

通过确立社会政策机制、建立消费社会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不否认资本和市场。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房地产等等领域主要是社会政策。但要这些社会政策可持续，还必须要有经济政策和市场来保障。就是说，这些首先应当是社会政策，在社会政策的构架内还必须实行有效的经济和市场机制。经济还是社会政策的基础，没有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不管怎样的政府都难以达成社会政策的可持续性。

自近代以来，资本和市场能够在西方社会生存和发展，和其社会制度创新分不开。在讨论西方制度创新的时候，人们往往放在经济、技术和政治方面的创新。实际上，社会制度的创新也同样重要。社会制度的创新主要表现在社会政策的确立。早期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也出现了无穷的弊端，才会出现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要自我灭亡的预言。但正是社会政策的确立，社会得到最基本的保护，资本和市场才逃避了马克思所预言的命运。

中国的资本和市场要生存和发展，保护社会是前提。在很大程度上，第二种政策思维实际上也已经存在，主要体现在“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但在实际政策层面，很多政府行为仍然受GDP主义所驱动，从第一种政策思路到第二种思路的转型还是困难重重。从历史上看，在任何国家，作这样的转型都是很困难的，甚至是通过长期的社会运动甚至社会革命才达成的。但不管怎样，GDP主义指导下的对社会的破坏必须得到扼制。如果社会一再被弱化，最高速的GDP最终也会变得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