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先生知识渊博，因此，他的历史著作常常上天下地，融中外古今历史于一炉而共冶。起承转合，信手拈来。这是唐先生独有的风格。美国学者夏志清称唐先生的散文为“唐派散文”，我以为，唐先生的史学著作堪称“唐派史学”。
唐德刚先生去世了。几家采访的记者都问我，你和唐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我想来想去，不记得了。我和唐先生多次见面，在大陆，在台湾，在美国，见过许多次。1990年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有三个多月住在纽约。那时，唐先生住在纽约近旁的新泽西州。自然，见面的机会比较多。唐先生平易近人，知道许多民国掌故，又健谈，一谈起来，议论风生，我们很快熟起来。纽约的华人学者之间常有餐会，记得我好多次赴会，都是坐唐先生开的车。
不过，我认识唐先生，首先还是通过他的口述史著作—《李宗仁回忆录》。1980年，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辗转从海外得到原稿，内部发行。那时，我刚刚转入民国史研究不久，对该书史料的丰富和文笔的流畅颇为折服。后来逐渐知道该书的真正著者是唐先生，对唐先生便多了一份敬意。再后来读唐先生参加编撰的《顾维钧回忆录》，敬意愈增。顾维钧是近代中国的老资格的外交家。他的日记、文件珍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共约10万件，是该馆仅次于杜鲁门档案的第二大档。唐先生深入研究这些档案，又经过和顾维钧的多次访谈，才完成回忆录的写作。共13册，600余万字，堪称巨著。
口述史是一门新兴的史学体裁。它是历史当事人和史学家合作的产物。过去，历史当事人常常写回忆录，但是，回忆常常有讹误，记错时间、地点、人物关系的情况很多；历史家的著作呢？大多依靠文献档案等死材料写作，缺乏新鲜、生动的活材料。口述史的优点就在于可以弥补上述两种体裁的局限，将死材料和活材料结合起来。一方面，它可以保存历史当事人的记忆，这些记忆往往不见于文献档案，而且，其中不少是秘密，只有当事者才知道的秘密，不通过口述史就可能永远消失；另一方面，由于有历史家的参与，它可以纠正历史当事人的记忆错误，深入挖掘、记述关键事件和关键秘密，使口述史更准确、更有价值。上一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展口述史研究，主其事者为美国人韦慕廷教授，而其中的“苦力”正是唐德刚教授。今天，哥大还保存着几十个中国近代名人的口述自传和档案资料，其中都渗透着唐先生的辛勤劳动。可以说，没有唐德刚，就没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史项目，也就没有《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煌煌巨著。唐德刚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口述史开创者，是这一领域的大家、巨匠。
唐先生的几部口述史著作我都读过，是我研究民国史的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它们帮助我解决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蒋介石、张学良和1931年“不抵抗主义”的关系。正是通过唐先生的访问，张学良向世人宣布，“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本人下的，和蒋介石没有关系。尽管文献已经证明，9月18日晚上，蒋介石并不知道沈阳已经发生的事变，没有给张学良下过“不抵抗”的命令，但是，过去流传过一份所谓当年8月16日的《铣电》，其中有蒋介石劝张学良“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等语，成为蒋介石早就下令“不抵抗”的重要证据。我研究这一问题时，一时拿不定主意，《铣电》，有耶？无耶？后来，读到唐先生曾在《张学良口述回忆》中以《铣电》中的关键词语询问张学良，张明确否定回答。这样，我的主意就拿定了。
除了口述史之外，唐先生还写过《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许多历史著作，唐先生知识渊博，因此，他的历史著作常常上天下地，融中外古今历史于一炉而共冶。例如，他明明谈的是晚清，然而笔锋一转，却突然谈到了古希腊，谈到了秦、汉、魏、晋，起承转合，信手拈来，非常自然巧妙，豪无牵强附会之感。而且，唐先生性格幽默，谈吐诙谐。他的史学著作明白如话，这是唐先生独有的风格，别人，至少我学不来，也学不会。美国学者夏志清称唐先生的散文为“唐派散文”，我以为，唐先生的史学著作堪称“唐派史学”。唐先生去世了，“唐派史学”会不会因此成为绝响呢？
我和唐先生见面时，大多数时间是听他讲，我不需要插话。从唐先生的谈话中，我得知，唐先生早年即富于爱国热情。他是安徽人。抗战爆发，唐先生曾率领一批年轻人千里跋涉，流亡内地。但唐先生和我谈的最多的还是他的口述史。如他和张学良如何见面，如何访谈，如何因故中止等等。有一次，他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花花公子、军阀、爱国者”（大意），张学良阅后，表示该篇是所有写张学良文章中，最准确地写出了自己性格特征的好文章。唐先生的话给了我很多启发。我们写张学良，往往为了政治需要而强调、突出其某一面、掩盖或否认其另一面。鲁迅曾经提倡，写人要写“全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唐先生写张学良，写的是“全人”，所以才得到张学良本人的欣赏和肯定。
我和唐先生最后一面是在美国新泽西州。2002年夏天，我从波士顿到新泽西，住在邹鲁先生公子邹达先生家里。听说唐先生中风，想去看望。邹达先生说不要紧，已经康复了。他为我安排过几次餐会，每次，唐先生夫妇都来。唐先生告诉我：中风初愈，拿起报纸，一片模糊，什么字也不认得了；幸而，逐渐恢复，阅读没有什么障碍了。我见唐先生记忆如故，健谈如故，除了略显清癯，走路多了一根拐杖之外，别无他变。我很替他庆幸。没有想到，此后唐先生即迁居旧金山，更没有想到，他此后即得了尿毒症，终至因停止洗肾而辞世。
唐先生辞世，是中国史学界的大损失。但愿，“唐派史学”后起有人。(2009年11月1日匆草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