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毕永年组织兴汉会
唐才常在改良派中，属于激烈分子。戊戌政变后，他哀悼死友，迅速赴日，会见康有为和梁启超，建议起兵勤王。1899年11月初，他偕同为激烈派的毕永年再次访问宗方小太郎，争取支持。宗方劝以沉潜待机，专力准备。 [1] 同月，唐又经毕永年介绍，和孙中山会晤，商讨在湘、鄂及长江流域起兵计划，决定合作。不久，唐才常首先回国。毕永年接到湖南即将起事的电报，也于12月偕平山周返国。行前，他致函犬养毅，声称“西后淫虐之极，湘人激于义愤，咸思一旦制其死命”。他表示：“将来各国干预时，亦望贵国出面干预。” [2]
毕永年在东渡日本后即加入兴中会。他化装成和尚，和平山周一起到汉口，会见原时务学堂学生林圭，三人共同入湘，拟在长沙纵火举事。毕永年等遍访哥老会山堂，结识该会头目杨鸿钧、李云彪等，认为沉毅可用。哥老会是源于四川、后来活跃于长江流域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在湘军中产生过巨大影响。
当时正值政变之后，湖南人心消沉，活跃一时的南学会等团体均已消亡解体，并不具备迅速起义条件。康有为指示毕永年“制造事端”，引起毕的强烈不满，决心和康决裂。 [3] 1900年春，毕永年再到日本，向孙中山汇报湖南之行的情况，孙中山决定利用哥老会，在湘、粤、鄂三省同时大举，然后向长江中游发展。他命陈少白去香港创立《中国日报》，命郑士良联络广东三合会，命毕永年再次回国活动。同年夏，毕再次入湘，向哥老会头目介绍孙中山的生平与兴中会宗旨。其后，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等六名哥老会头目持毕永年函赴港，与郑士良、陈少白及三合会首领会谈，声称：“现在，如不了解国际情势，贸然揭竿而起，则将遗祸于百年之后。而我们会党之中无人通晓外国情况，所以，对孙先生期望甚切。” [4] 双方决定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联合，成立中和堂兴汉会，合并之日，到会12人，计哥老会7人，三合会2人，兴中会3人。其时，毕永年自上海来港，提议推孙中山为会长。会后，分三路向两广、闽浙、上海等地同志转达，宫崎与陈少白偕诸会党头目到日本，向孙中山汇报，送去兴汉会会长印章。
参加兴汉会的会党头目并无坚定的政治信仰。同年11月，康有为由美洲经日本到香港，企图拉拢李云彪等人。那时，康有为得到华侨资助，囊中富有，每个会党头目各赠百金，李等便改投保皇党门下。毕永年责以大义，无效，一怒削发为僧，留书平山周说：“中国久成奴才世界，至愚且贱。盖举国之人无不欲肥身、赡身以自利者，弟实不愿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故决然隐遁，归命牟尼。” [5]
广州起义前夜，孙中山将兴中会会长一职让位于杨衢云。孙中山得到兴汉会的拥戴后，自觉有了实力，便向杨衢云提出，扬子江各省的哥老会已经推选他为会长，暗示说，不能有两个会长。杨倒也爽快，表示说：“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一向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更不用说我的职位了。”孙中山要杨征求谢缵泰的意见，谢同意。1900年1月24日，杨衢云决定辞去兴中会会长职务。 [6]
（二）两派的初步合作
唐才常于1899年4月到上海，担任日人创办的杂志《亚东时报》的编辑。同年秋，再到日本，周旋于革命与改良两派之间，“对康、梁则曰勤王，对留学生则曰保国保种”。 [7] 当时，林圭已在大同学校求学，唐才常便邀他及秦力山、田邦璿等回国，共同举事，湖北留学生吴禄贞、傅慈祥等也都表示愿意相助。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贵族集团镇压“六君子”，阻塞了中国变法图强的道路，梁启超胸中郁积着对满洲贵族的强烈愤恨。康有为离日后，梁启超一度倾向革命，其他同门的言论也日趋激烈。1899年夏秋间，梁启超与孙中山达成两派合作的初步协议，拟推孙为会长，梁为副会长。梁曾与同门学友韩文举、欧榘甲、梁炳光、麦仲华等共12人在日本镰仓江之岛的金龟楼结盟。这批人中，欧榘甲带头倡言革命，认为革命之义已经行于五洲，革命之效已经普及四海，是“去野蛮而进文明”的必经之路。 [8] 据冯自由说，梁启超等人曾联名致函康有为，认为“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 [9] 梁等表示，光绪皇帝圣明，倘民心爱戴，将来可以选为总统，要康有为“息影林泉，自娱晚景”。梁并为此到香港，推陈少白和徐勤起草联合章程。徐勤将梁启超的动向密报康有为，声称梁“渐入行者圈套”，康摆出老师架子，责令梁启超离日赴美，参加保皇活动。此说有人指为“捏造无端事实”，不过，梁启超后来确实给康有为写过信，声称“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他说：“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 [10] 倘证以康有为、梁启超这一段时期的其他资料，冯说的具体情节或有出入，但主要方面应该属实。 [11]
同年11月，唐才常、林圭启程，梁启超、孙中山及陈少白、沈翔云、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在东京红叶馆联合为唐、林等饯行，两派把酒畅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融洽气氛。容闳的侄子容星桥时任汉口俄国商行买办，是兴中会会员，孙中山特意将这一关系介绍给林圭。
（三）梁启超提议推举光绪皇帝做总统
1899年底，梁启超带着孙中山的介绍信抵达檀香山。梁当时的想法是将“共和”和“勤王”二者统一起来。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1月，慈禧太后诏立溥儁为大阿哥，准备废除光绪皇帝，上海经元善等与海外华侨保皇会纷纷通电反对，这使梁启超感到鼓舞。1900年4月，梁启超致函孙中山，建议利用这一形势，函称：“废立事起，全国人心悚动奋发，热力骤增数倍，望勤王之师，如大旱之望雨。今若乘此机会用此名号，真乃事半功倍。”他劝孙中山说：“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怎样将两者统一起来呢？办法还是“举皇上为总统”。梁启超认为这样做，可以“两者兼全，成事正易”。 [12] 梁启超不是不想推翻满洲贵族，也不是不赞成共和，他所担心的是革命会造成外敌入侵，社会动乱，形成大残杀、大破坏，所以总想找到一条比较稳妥的道路。一时间，这种“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说法吸引了当地的不少华侨，原兴中会成员几乎全部被拉入保皇会，所得捐款超过十万元。同年8月，梁启超秘密回到上海，准备参加自立军起义，但到沪伊始，就得悉唐才常等已被捕，梁在沪仅逗留十天，怏怏改赴新加坡，会晤康有为。10月，梁启超应雪梨（今澳大利亚悉尼）保皇会邀请，偕同康有为女婿罗昌访问澳洲，所至之处，发表演说，倡立保皇分会，直到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5月，才返回横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2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先后访问加拿大及美国，为时十个月。
（四）两边不讨好
康有为不能容忍梁启超等人对自己的任何背离。1902年春，发表《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指责梁启超言论中的“革命”方面。同年，康有为郁愤成疾，头痛大作，写信痛骂梁启超等“背义”，声称要自此“决绝，分告天下”。 [13] 梁启超无奈，连发两电，表示“悔改”，“痛改”。 [14]
孙中山则不能容忍梁启超言论中的“保皇”方面。在东京时，孙、梁二人之间已多有不和。1902年3月，章炳麟到东京，发现孙、梁矛盾。他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孙、梁，便婉转地劝说孙中山，“无相构怨”，然而效果不大。 [15] 1903年9月，孙中山重返檀香山，发觉当地华侨已在保皇会的掌握之下，便愤而在当地《隆兴报》上发表《敬告同乡书》，宣称“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稍后，又在致革命和尚黄宗仰函中指责梁的“借名保皇，实则革命”的说法比康有为的“直白保皇”更为阴险毒辣，声称“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 [16] 这样，两派的合作终于破裂。
（五）梁启超游美洲而梦俄罗斯
梁启超在美期间，看到了美国选举中的弊端以及政治生活中的阴暗面，也看到了当地华人社会中的自私、专制、内斗等不良现象，认为中国人距离共和国国民的水准相距过远，倘若在中国实行立宪、共和一类政体，无异“自杀其国”。1903年12月，梁启超返回横滨。自此，议论大变。他“涕泪滂沱”地宣布，与“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告别，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一文中声称：“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议，吾亦不自知其何以如此其疾也。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他发表长文《开明专制论》，神往于彼得大帝式的“圣君”。游美前，他歌颂西方新道德，而现在则转而认为，维持中国社会的一线希望在于“吾祖宗遗传固有之旧道德”。
注释：
[1] 《日记》，《宗方小太郎文书》，日本原书房昭和五十年（1975年）版，第673页。
[2] 日本冈山木堂纪念馆藏原件。
[3] 小田切万寿之助：《湖南地方近况及送呈毕永年著诡谋直纪之件》，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
[4]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版，第168页。
[5]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第146页。
[6]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306页。
[7] 冯自由：《记上海志士与革命运动》，《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8页。
[8] 欧榘甲：《中国历代革命说略》，《清议报》，1899年10月25日。
[9]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9页。
[10] 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光绪二十八年四月），《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86页。
[11] 参见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194—197页。
[12]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58页。
[13]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7页。
[14] 《与勉兄书》，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0页。
[15] 章炳麟：《致吴君遂等书》，汤志钧编《章炳麟政论选集》上册，第163页。
[16]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9—2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