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康有为的第五、第六、第七次上书

1897年11月（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国派军舰强占胶州湾。次年1月，康有为鉴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赶赴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帝，建议：一、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二、大集群臣而谋变政；三、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他警告皇帝说，如果依然故我，“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1] 他要求光绪帝将“国事付国会议行”，“尽革旧俗，一意维新”。这道奏章，为工部尚书淞淮所阻，但却受到给事中高燮曾的重视，上疏推荐，要求光绪帝召见康有为。清制，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恭亲王奕訢据此反对，声称康有为是“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 [2]

光绪帝也感到形势危迫。1898年1月16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光绪帝向翁同龢、奕訢征询“变法”意见。翁同龢主张“从内政根本起”，奕訢等人沉默不语。次日，光绪帝连发三道上谕，要求提高办事效率，同时要求各省督抚推荐人才，裁汰绿营，开办制造局厂。同月24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光绪帝命王大臣在总理衙门接见康有为。参加者有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等人。荣禄（1836—1903），字仲华，满洲正白旗人。因在咸丰帝去世后，支持慈禧太后夺权有功，官至步军统领、总署大臣兼督办军务大臣。他对康有为称：“祖宗之法不能变。”康答：“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 [3] 他声称“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摹仿”，自己编有《日本变政考》及《俄彼得变政记》二书，可以采鉴。这一天的接见在翁同龢的日记中留下的记载是：“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兵局，开铁路，广借洋债数大端，狂甚。” [4] 第二天，翁同龢向光绪帝保荐康有为，光绪帝再次表示要召见康有为，仍为恭亲王所阻。光绪帝命康条呈所见并送呈《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二书。

1月29日（正月初八日），康有为以“外衅危迫，分割荐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为题，第六次上书，请求光绪帝仿照日本明治维新的办法：“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 [5] 在这三项建议中，康有为最重视开制度局，其具体设计是：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为修撰，以王大臣为总裁，相互平等，每日在宫中讨论旧制新政，何者当改，何者当增，由皇帝折衷一是，然后交由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局施行。按照这一设计，就将重构清廷的权力分配，在皇帝周围形成一个新的决策机构，领导变法与改革，同时也将形成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的行政系统。为了扩大影响，造成声势，康有为先后为御史杨深秀、宋伯鲁等多人草拟了主题大体相同的奏折。

康有为的奏折被总理衙门的王大臣们压了一个多月，在光绪帝的一再催问下，才于3月11日（二月十九日）上呈。光绪帝读到后，非常满意，命王大臣们“妥议具奏”，但没有下文。

次日，康有为进呈《俄彼得变政记》，第七次上书光绪皇帝，阐述“体制”和“变法”的关系。内称：“今明知法敝不能不变，而卒不能变者，大率为体制所拘，与天下贤士不接，不能大变也。”又称：“富乐莫如美，而民主之制，与中国不同。强盛莫如英、德，而君民共主之制，仍与中国少异。”在康有为看来，只有俄国，“其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中国同”，因此，他建议光绪皇帝，效仿俄国的彼得大帝，“以君权变法”。 [6] 4月10日（三月二十日），康有为再次进呈《日本变政考》。建议光绪皇帝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竭力鼓吹，“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 [7]

在维新运动中，康有为先后进呈光绪帝的自编书籍还有《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孔子改制考》《列国政要比较表》《日本书目志》《波兰分灭记》等。

康有为一面上书皇帝，争取王公大臣的支持，一面组织团体，积聚力量。当时，强学会之后，旅京人士相继组织知耻学会（寿富等发起）、粤学会（康有为发起）、关学会（宋伯鲁等发起）、闽学会（林旭等发起）、蜀学会（杨锐等发起）。4月17日（三月二十七日），康有为与御史李盛铎在北京成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章程称：“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 [8] 其后，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先后成立。不久，浙江人孙灏、御史潘庆澜、黄桂鋆等相继撰文或上疏弹劾，指责康有为等“聚众不道”，声称“权操于上则治，权分于下则乱”，现在“民主、民权之说日益猖獗”，“其患不可胜言”。 [9] 李盛铎受到荣禄压力，自除己名。乔树枏致函梁启超，指责保国会“滥列多名，乘机作乱，居心狡诈，行同诳骗”。 [10] 在此情况下，保国会形存实亡。

保国会的被劾使维新派再次处于不利局面，但是5月28日（四月初九日）恭亲王奕訢的病故却使形势发生变化。奕訢于1884年（光绪十年）被慈禧太后免去军机大臣及总理衙门大臣职务，中日战争中被起用。他在教育、通商、修筑铁路、兴办机器工业、加强武备等方面支持改革，但是，反对削弱皇族权威，变更军机处等政权机构。他竭力阻拦光绪帝重用康有为，在临终前向慈禧太后泣诉翁同龢“心叵测”。 [11] 他的去世，使康有为觉得少了一个障碍，光绪皇帝觉得少了一个掣肘的人，变法活动的锣鼓就敲打起来了。

（二）百日维新

自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下诏变法至同年9月21日（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止，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康有为完全寄希望于光绪帝，希望他以皇帝之尊打击旧派，支持变法。6月1日（四月十三日），康有为代杨深秀草拟《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折》，陈述割让台湾、胶州湾（青岛）被德国军队所占之后的危急形势，要求光绪帝“明降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 [12] 同月8日（四月二十日），又代侍读学士徐致靖草拟《为外侮方深，国是未定，守旧开新，两无所据，请特申乾断，明示从违，以一众心而维时局折》，请求光绪皇帝“求可求成，风行雷动”。 [13]

据光绪皇帝向翁同龢传达，他曾向慈禧太后汇报，慈禧太后赞成杨深秀和徐致靖的主张，指示说：“今宜专讲西学。” [14] 老成持重的翁同龢觉得皇帝传达的精神可能过头，于是在“折衷至当”之后，在为光绪帝起草的《明定国是诏》中声称：“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15] 6月11日（四月二十三日），《明定国是诏》颁布，维新变法定为国策。13日（四月二十五日），徐致靖上折，密保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为“维新救时之才”，请求光绪帝“特旨破格委任”。光绪帝命康有为、张元济预备召见，黄遵宪、谭嗣同送部引见，梁启超由总理衙门察看具奏。

光绪帝发布变法诏书当然经过慈禧太后同意，但是慈禧对光绪并不放心，力图加以防范。6月15日（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帝连发五道上谕，其中一道规定凡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须亲向慈禧太后谢恩。这样，慈禧太后牢牢控制用人大权。另一道命王文韶来京陛见，直隶总督由荣禄暂行署理。荣禄曾任步军统领、兵部尚书，负责拱卫北京的董福祥的甘军就是由他调入的。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就有了控制京畿地区的军政大权。还有一道命翁同龢开缺回籍，其理由是：“近来办事多未协允，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辞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胶州湾事变后，翁同龢在和德国交涉过程中“低颜俯就”，引起普遍不满。此后，光绪帝要改革外交礼仪，在宫中接见外国使臣，翁同龢反对。光绪帝要重用并奖赏历任外交职务、见识开通的张荫桓，翁同龢反对。5月26日（四月初七日），光绪帝命翁同龢传谕康有为，将此前进呈的书籍再抄一份，翁同龢居然回答：“与康不往来。”“此人居心叵测。”第二天，光绪帝再次索要康书，翁同龢对答如前。光绪帝发怒诘责，翁同龢将此事推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光绪帝要翁亲自传知张荫桓，不料翁仍然拒绝，反问皇帝：“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6月13日（四月二十五日），徐致靖奏保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时，求才若渴的光绪帝意欲即日召见，但翁同龢不赞成，主张“宜稍缓”。因此翁的开缺原因虽然复杂，但他和光绪皇帝日益加深的矛盾应是主因。 [16]

光绪皇帝身边没有翁同龢掣肘，就准备放手大干。6月16日（四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表示中国危亡，“皆守旧者致之耳”，“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康有为鼓励光绪帝统筹全局，采取“全变”的大动作，“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声称“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光绪帝听得心花怒放，肯定康有为“条理甚详”。康乘机询问：“皇上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坐致割弱？”光绪帝目睨帘外，叹气道：“奈掣肘何！”康有为心知慈禧太后是阻力，建议皇帝就“现在之权”，“扼要以图”，将开民智作为首务。对康有为所述，光绪帝都点头称是。二人谈得很投机，直到光绪皇帝要康“下去歇歇”，并告诉他“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来”，康有为这才起立退出。

召见结束后，光绪帝有意重用康有为，但荣禄、刚毅反对，仅着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章京是满语，含义之一为办理文书事务的官员。因此，康有为的新职务地位并不高，但是，康有为被皇帝召见，又得到“具折条陈”的“皇命”，心情仍极为兴奋。6月19日（五月初一日），康有为上书向皇帝“谢恩”，请求皇帝“亲御乾清门，大誓群臣，下哀痛严切之诏，布告天下”：

一则尽革旧习，与之更始；二则所有庶政，一切维新；三则明国民一体，上下同心；四则采万国之法；五则听天下之上书；六则著阻挠新政，既不奉行，或造谣惑众，攻诋新政者之罪。

康有为并建议，将改革诏书张贴在通衢大道上，令群臣具表签名奉行新政。他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令下如流水无有阻碍者矣”。 [17] 自此，康或本人具名，或以他人名义，不断向光绪帝上折，提出具体的变法建议，光绪帝也几乎每天都发布上谕，推行新政，一时间似乎春风频拂，颇有阴霾顿扫、万物昭苏之概。

1.文化教育改革。当年年初，光绪帝曾根据贵州学政严修奏请，决定设经济特科，以策论形式考选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等六个方面的特殊人才，作为对传统科举考试的补充。6月17日（四月二十九日），康有为以御史宋伯鲁和本人的名义分别上折，痛陈八股之弊。光绪帝命军机大臣拟旨，刚毅认为“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光绪帝厉声责问道：“汝欲阻挠我耶？”刚毅要求请示慈禧。 [18] 同月20日（五月初二日），光绪帝得到慈禧同意。22日（五月初四日），康有为再以徐致靖之名上折，请求光绪帝“勇断”。 [19] 次日，光绪帝降旨，自下科起改试策论。

在要求废除八股的同时，维新派又积极要求创办新式学堂。6月11日（四月二十三日），《明定国是诏》谕令创办京师大学堂。7月8日（五月二十日），光绪帝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10日（五月二十二日），康有为上折，请求将各省书院改为中学堂，乡邑淫祠改为小学堂，儿童六岁入学。同日，光绪帝再发上谕，命将各地书院分别改为新式学堂，民间祠庙之不在“祀典”者，由地方官晓谕居民改为学堂，同时奖励民间捐资办学。其后，光绪帝又陆续下令，筹办矿务、海军、农务、编译、茶务各类学堂。为了了解外情，取益外国富强经验，光绪帝命将上海译书局改为官督商办，将北京译书局并入京师大学堂，并命各省挑选学生赴日留学。

当时，《时务报》已为汪康年掌握。7月17日（五月二十九日），康有为以御史宋伯鲁名义上《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同月26日（六月初八日），光绪帝派康有为督办，旨称：“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开拓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 [20] 显然，其中包含着某种成分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思想。

西方各国普遍设立教会。为了与之抗衡，6月19日（五月初一日），康有为上折，请求由孔子的后裔衍圣公开设孔教会，吸收王公士庶有志者加入，以衍圣公为总理。折上，没有反响。

2.经济改革。维新派重视商务。在《日本书目志》中，康有为特列“商业门”，包括商业历史、商业地理、商业银行、贸易、交通、度量衡、簿记等各类书籍，他说：“商若能盛，国以富强。”“诸国并立之世，商务不立，则为人取矣。” [21] 6月11日（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发布上谕，接受总理衙门议请，在各省设立商务局。7月19日（六月初一日），康有为上《条陈商务折》，请求设商学、出商报、立商会，在中央设立商部。25日（六月初七日），光绪帝谕令刘坤一、张之洞在上海、汉口等地试办商务局。8月2日（六月十五日），再发上谕，要求各督抚“悉心讲求，次第兴办”，“毋得徒托空言，一奏塞责”。 [22]

为了发展科技、工艺，康有为于6月26日（五月初八日）上折，请求奖励新艺、新法、新书、新器，特许专卖。7月13日（五月二十五日），光绪帝批准总理衙门所拟专利和奖励章程12条，允许民间设厂，规定凡能制造新器，发明新械，或兴办学堂、藏书楼、博物院、建造枪炮厂者，均可申请给奖，予以专利，授予官衔。

在农业方面，光绪帝于7月4日（五月十六日）批准御史曾忠彦等人奏请，要求各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兴办农政。8月18日（七月初二日），康有为上《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而富国本折》，建议在各省建立农学局，设农学堂，办农学报，开农学会，译农学书，绘农学图。同月21日（七月初五日），光绪帝谕令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同时命各省设立农务学堂，广开农学会，创办农学报。

3.军事改革。3月18日（二月二十六日），光绪帝根据荣禄等人奏请，谕令各省武乡试自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始，会试自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始，童试自下届始，一律停试弓、刀、步、石等传统项目，改试枪炮。7月9日（五月二十一日），再次谕令奕劻等“按照泰西兵制，更定新章”，改练洋操。 [23] 15日（五月二十七日），谕令水陆各军一律裁员节饷，挑留精壮，勤加训练。28日（六月初十日），命各省将军、督抚筹拨经费，以备添设海军，筹造兵轮。

4.风习改革。康有为要求将乡邑淫祠改为小学，不仅为了振兴教育，而且也具有改革社会风习的意义。他在折文中批评“中国民俗，惑于鬼神，淫祠遍于天下”，恰是当时社会的一种病态。 [24] 8月13日（六月二十六日）为光绪帝生辰，康有为上折，陈述女子裹足危害，请求光绪帝下诏，改革恶俗，但此折上奏后，却被官僚们以“秽屑不关政体”为理由否决。

5.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涉及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仅在有限的几个方面有所推进。一是修改衙门条规。7月29日（六月十一日），光绪帝谕令各部院堂官督率司员审阅衙门案例，删去其含义不明、语涉两歧，或貌似详细而不合情理者，另订简明案例。二是开放言路。清制，低级官员没有直接给皇帝上书的权力。为此，光绪帝于8月2日（六月十五日）下诏：“部院司员有条陈事件者，着由各堂官代奏；士民有上书言事者，着赴都察院呈递。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格。” [25] 三是精简机构。8月30日（七月十四日），光绪帝接受太仆寺少卿岑春煊奏请，谕令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六个冗署，外省裁汰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以及东河总督等冗缺，同时命有关官员详议京外应裁、应并各缺，切实办理。四是任用新人。9月5日（七月二十日），光绪帝赏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

杨、刘等四人的思想、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杨锐（1857—1898），字叔峤，四川绵竹人，张之洞弟子。张任两广总督时，曾入张幕府。1889年（光绪十五年）考授内阁中书，晋侍读。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发起组织蜀学会。他赞赏康有为上皇帝书的救国精神，但认为其主张“多谬妄”。刘光第（1859—1898），字裴村，四川富顺人。1883年（光绪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甲午战争爆发，他上书建议光绪帝，首先鉴酌古今成败，中外利害，然后“用开创之规模，为继述之事业”，同时建议他“乾纲独断”，不必事事请示太后。他与杨锐友善，同为蜀学会的倡设者，后曾列名保国会，但在听了康有为的演说后，即“绝恶之”。林旭（1875—1998），字暾谷，号晚翠，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马关条约》签订时，任候补内阁中书，曾上书拒和。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初倡议建立闽学会。他崇信康有为的“孔子改制”之说，自称弟子。四人任军机章京后，受到原在军机处任职的满汉人员的排斥，他们之间也有矛盾。大体上，林旭激烈，杨锐稳重。杨曾向光绪帝建议三条：第一，对慈禧，“宜遇事将顺，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己意”；第二，变法宜有次第；第三，进退大臣不宜太骤。 [26]

维新派的理想是开国会（议院），在皇权统治下争取部分议政权力。但是，康有为逐渐认为，旧党盈塞，民智未开，如果顽固、守旧分子掌握议院，将成变法阻力，反不如“以君权治天下”，依靠“天锡智勇，千载罕逢”的光绪帝更为简捷。康有为乐观地估计，如此做去，中国只需三年工夫，便可强盛。 [27] 基于这种考虑，康有为便将奋斗目标改为开制度局，使维新人士参与决策，辅佐光绪，推行新政。康此议侵犯军机处的权力，被大臣们视为“是废我军机也”。他们表示：“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军机大臣王文韶表示：“上意已定，必从康言，我全驳之，则明发上谕，我等无权矣，不如略敷衍而行之。” [28] 8月2日（六月十五日），军机大臣世铎领衔上奏，认为皇上延见廷臣，随时召对即可，实际上否定开制度局的必要。

维新派估计开制度局的要求一时难以通过，企图另立名目，在旧形式中装入新内容。7月中旬（六月初），梁启超为刑部侍郎李端草拟奏折，提议在内廷“开懋勤殿，议制度”。懋勤殿位于乾清宫内，为翰林修书、入值之处。梁启超提议“开懋勤殿”，其目的仍在于为维新人士创造与皇帝见面、参预决策的机会。李端棻于24日（六月初六日）上奏，光绪帝当日批交奕劻、孙家鼐会同军机大臣复议。开懋勤殿是清廷雍正、乾隆、嘉庆三朝旧法，奕、孙不便明显反对，但强调其人选必须“慎之又慎”，算是没有强烈反对。

注释：

[1]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03页。

[2] 参见《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页。

[3] 《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第140页。

[4] 《翁同龢日记》第6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086页。

[5] 本折文字据故宫博物院藏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一，见孔祥吉《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1998年版，第8页。

[6] 孔祥吉：《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39页。

[7]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跋》，故宫博物院《日本变政考》卷尾。

[8] 康有为：《保国会章程》，《国闻报》，1898年5月7日。

[9] 叶德辉编：《觉迷要录》卷1，台湾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

[10] 刘鹗：《缕记保国会逆迹》，《申报》，1898年10月25日。

[11] 金梁：《四朝佚闻》，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第222页。

[12] 孔祥吉：《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71页。

[13] 孔祥吉：《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95—96页。

[14] 《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32页。

[15] 《清代起居注册》，第30767—30771页。

[16] 参见拙作《翁同龢罢官问题考察》，《晚清史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6—93页。

[17] 康有为清末流亡日本时，曾根据记忆补写此折。本书所引，据《杰士上书汇录》卷2，见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714—716页。

[18] 《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第147—148页。

[19]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86页。

[20] 《清代起居注册》，第30931页。

[21] 姜义华、吴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86—902页。

[22] 《清代起居注册》，第30965页。

[23] 《清代起居注册》，第30875页。

[24] 《请饬令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313页。

[25] 《清代起居注册》，第30960—30961页。

[26] 《杨参政公事略》，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引《绵竹县志》。

[27] 康有为：《答人论议院书》，姜义华、吴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第4册，第362页。

[28] 康有为：《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第153—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