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包括我的《朱熹及其理学》《朱熹学术思想四论》《王阳明及其心学》以及研究旧时所称“王学左派”的《泰州学派》等四种著作，附录在不同时期写过的几篇文章。读者会奇怪，杨天石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专门化。怎么会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呢？
不错。我自幼爱好文学，爱写诗，进入文学专门化后，也老老实实地在研究唐诗，特别是“三李”中的李白、李商隐两家。李商隐以写《无题》而大多为朦胧的爱情诗著名，但是，在他为中唐作家元结（次山）的文集作《后序》时却说了句：“孔氏固圣矣，次山安在其必师之列耶！”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孔子即被尊为“大圣”，成为学子、文人们必须尊崇的偶像。可能当时有人批评元结“不师孔氏”，这在普遍“尊孔”“崇孔”的时代，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李商隐却不以为然，勇敢地站出来为元结辩护。李商隐还写过一篇《上崔华州书》，其中竟然说：夫所谓道，岂周公、孔子者所独能耶？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愚”，就是“余”，李商隐自称。真是不得了。李商隐认为自己与周公、孔子的身体一个样儿，“俱身之耳”！同是两个眼睛、一张嘴，两个耳朵。周公、孔子所能，我李商隐也能。何其狂妄！但是，在这貌似狂妄的语言里，却包含着一个朴素的真理——人人起点相同，生而平等，表现出李商隐思想的卓越特识。尽管他没有系统的长篇大论，但是，我仍然尊他为“王充以后又一人”。
研究李商隐等作家，使我认识到，研究文学史，必须懂得思想史，懂得哲学史。于是我便阅读侯外庐先生领衔挂帅写作的名著——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更进而精读《马克思、恩格斯两卷集》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书，对思想史和哲学史下起功夫来。在此同时，我开始阅读宋明道学诸大家的著作。由于宋明理道和佛学，特别是和禅宗的关系很深，我便开始学习和研究佛学。当时，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吴则虞教授正在编辑《中国佛教思想文选》，但因年纪大，患高血压卧病在床。他家住西单劈柴胡同，离我在宣武门内西拴马桩的家很近。我那时正在和平门外的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当语文教员，时值“文革”，不上课。我便自愿当他的助手，帮他抄佛经。
1970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林彪、陈伯达、吴法宪、邱会作、叶群等在会上鼓吹“天才论”。31日，毛泽东针对陈伯达所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其中毛泽东问道：“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会后，学术界，特别是哲学史界普遍展开对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批判。明朝的“心学”大师王阳明认为人的道德观念是人心固有的，即所谓“良知良能”，因而被认为是中国先验论的典型代表。当时的北京中华书局想找人写一本王阳明，批判先先验论，找来找去找不到，记得仿佛是我大学时代的同学陈铁民君的推荐，中华书局便来找我，那时我正研究王阳明，便欣然应邀。尽管我那时教两个班的语文课，似乎还兼班主任，我仍然以很快的速度写出了五万余字的初稿，中华书局也以很快的速度审读，以致连明显的错字都未及校正，便匆忙付印出版。初版就印了三十万两千册。“文革”期间无书可出，出版业普遍凋零。《王阳明》的出版得到社会的关注和读者的欢迎，我收到许多读者的鼓励来信。
《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出身低微，父亲是煮盐的“灶丁”，王艮本人幼时也参加过煮盐劳动，因家贫辍学。后来师事王阳明，创立学派，弟子有四百八十余人之多。其中有些人出身贫贱，如林春，是王艮家的童工，长大以织草鞋为生。朱庶，是樵夫。夏廷美，是农民。韩贞，是烧制砖瓦的窑工。这一派人认为“百姓日用是道”，其教学特点是以“日用现在指点良知”，即以人们日常生活的现成例子，说明人的道德观念是天赋的、人心固有的。因此，这一学派一度被哲学史界哄抬，称为“王学左派”。我出生于江苏省兴化县戴家窑，是韩贞其人故乡韩家窑的南邻。家父杨退安从韩贞的后人手中借到韩贞的作品《韩乐吾诗集》，说是诗，其实不过是有韵的讲学语录。其内容为禅宗六祖慧能的《壇经》和道家思想的混合体。他主张“性空”，“万理具在人心，人心本有天则”，反对人的实践活动，甚至连人的思维、语言活动也反对，主张“不识不知”，“坦然寂静”，又主张“顿悟”“胸无一物”。在生活态度上则主张与世无争，淡泊自然。1569年，苏北里下河地区大水，人民生活困苦，“汹汹思乱”，韩贞奉县令指派，驾船巡游，宣扬“养生活计细思量，切勿粗心错主张。鱼不忍饥钩上死，鸟因贪食网中亡”，因此老百姓虽卖妻鬻子，始终安定不乱。韩贞去世后，皇帝赐以“东海贤人”匾额，为之树立了高大牌坊。这些地方，完全看不到泰州学派的人民性、进步性和“异端”色彩。我将韩贞的思想写成文章，寄给《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该刊改题为《韩贞的保守思想》发表。
韩贞一文发表后，我产生了进一步研究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念头，写成《关于王艮思想的评价》一文。该文和当时的哲学史大家侯外庐、嵇文甫、吕振羽、杨荣国等人完全唱反调。例如，他们认为是唯物主义，我则认为是唯心主义；他们认为是叛逆，我则认为宣扬退让、妥协、驯服，是奴隶道德的鼓吹者。等等。我将文章寄给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管理的刊物《新建设》。我的大学同学谭家健君当时在该刊当编辑，他请侯外庐先生亲自审阅。此文虽与侯先生等完全唱反调，但侯先生不以为忤，相反却表示：此文是讲道理的，可以发表。事后，他并指示，调我进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直接在他领导下工作，理由是：我当时虽然是中学教师，但将来一定会做出成绩。
由于《韩乐吾诗集》此前不为世人所知，因此侯外庐的两位大弟子、历史研究所的专家李学勤和杨超亲自到师大附中来向我借书，其研究曾被毛泽东夸为“凤毛麟角”的北京大学哲学史大家任继愈先生，也写信来婉辞商借。任继愈先生在借到该书后，写作《中国哲学史》第三册时全部接受了我关于泰州学派的观点。
《泰州学派》一书于1980年10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书中，我不仅考察了王艮及其族弟王栋、次子王襞的思想，而且考察了晚明的几个具有怪异色彩的人物，例如颜钧、罗汝芳与何心隐，他们提出“制欲非体仁”论，主张人首先要从正面去体察道德观念，而不是如朱熹、王阳明等道学家那样提倡“制欲”，一心一意地“去人欲，存天理”，所谓“省、察、克、治”以及“主静”、“持敬”等一整套内心修养方法都用不着。何心隐甚至提倡“育欲”，培养人的“聚和合族”的欲望。这样，他们的思想就被视为“鱼馁肉烂，遂复非名教所能羈络”（《明儒学案》卷三二）。这几位，在哲学史、思想史上很少被人谈到。此外，我还研究了真正的道学家耿定向对于真正的“异端”思想家李贽的反扑。因此，我的书可以说是第一本研究泰州学派的专著。不幸的是，知道该学派的人实在太少，所以第一版只印了3900册，和《王阳明》印数的落差实在太大了。
中华书局的责任编辑包遵信人长得又小又矮，人称“小老包”。他研究中国哲学很深，活动能力又很强，提议编《中国哲学》，以书代刊，由三联书店出版。前后出过过二三十本。承他高看，邀我和李泽厚加入编委会，并且代他主持“资料与回忆”专栏。他对我说“外老”（侯外庐的敬称）对李泽厚和你加入编委会很高兴、很欢迎，这使我悚然受惊。李泽厚是闻名中外的哲学、美学大家，我何人？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哲学史的爱好者罢了。有一次，在“外老”家开编委会，那时，“外老”已经瘫痪，坐在轮椅上，不能说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外老”，当“小老包”将我引见给“外老”时，我除了祝他健康外，什么也说不出来。不仅如此，后来“小老包”调到国家出版局研究室，多次组织不定期的哲学座谈会，研究中国哲学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参加者有提出“一分为三”观点的著名学者庞朴、参与写作名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孙长江以及北京大学的名教授楼宇烈等，意外的是，“小老包”竟也邀我参加。我受宠若惊，照例开会时洗耳恭听，很少发言。现在除楼宇烈教授健在外，庞朴、孙长江、“小老包”等都已作古，思之憮然。
中华书局的有关领导很肯定《王阳明》一书，小老包对该书的写法很欣赏。《泰州学派》出版后，他要我写一本关于朱熹的书。我自然很乐意。王阳明是“心学”大师，写一本关于“理学”大师的书自是理所当然。于是，欣然动笔，记得在我调入近代史研究所，开始研究中华民国史后，还在继续写。该书于1962年3月由中书局出版，取名《朱熹及其哲学》，15万5千字，首印2万2千册。这样，关于宋明道学的两大流派我就都写到了，基本写全了。此后，“小老包”还约我写过一本《中国近代史上的尊孔和反孔斗争》，书写完了，也交稿了，但是，由于批林批孔运动已经结束，“小老包”又已调离中华书局，接手的编辑陈铮要我改写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我因为那样改，工程太大，就搁下了。
我原来学文学，这使我善于用浅显明白的语言表达和分析艰难深奥的哲学命题。例如，我在叙述“理学”和“心学”这两大“道学”流派的不同时，从思维途径和论证方式入手，指出朱熹是：从火必向上，水必向下，四条腿的椅子抽去一条腿必然坐不稳等自然现象出发，以此论证为子尽孝，为臣尽忠等道德伦理观念的必然性；而王阳明则是：以目自明，耳自聪等人的生理本能的天赋性，以此论证子孝、臣忠等道德伦理观念同样具有天赋性。这样的叙述和分析就将“理学”和“心学”两大流派的区别及其致误原因讲得很清楚明白，似乎前人还没有这样讲过。
2000年，中国出现文化热，我的同事、朋友丁守和教授正在主编十卷本《中国思想家宝库》，要我写一卷。当时，我正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讲学，遂对《朱熹及其哲学》一书作了重大压缩和修改。考虑到朱熹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治学范围广泛，仅谈理学，不足以体现朱熹思想和学术的全部，于是，增写了经学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思想、教育思想等四章。该书于2001年12月31日在日本京都大学国际交流会馆改毕，次年4月，由香港中华书局版出版，取名《朱熹》。丁守和教授还曾要我以《王阳明》为题另写一卷，但我当时实在太忙，推辞了。
我此前写《王阳明》，着眼于批判先验论，因此批判比较严厉。对于阳明思想及其流传中的积极因素，例如阳明学的思想解放作用缺少叙述和分析，可以说是个缺陷。2001年，我在写作《朱熹》时，已经比较注意发掘其思想中的合理内核。2019年，我在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朱熹：孔子之后第一儒》时，特别注意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和今后仍可为我所用的部分，因此，加写了《代序》：《以理制欲是人类社会永恒的道德要求》，副题为《宋明儒学关于“理”“欲”关系的现代启示》，其中指出：人的物质欲望和精神欲望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力量，作为社会、政府和执政党，应该充分地发展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合理欲望，但是，人的欲望又是危险的，不可任其发展、膨胀，必须加以约束和限制。因此，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必须相辅相成。《代序》特别指出：
“理”和“欲”的矛盾是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永恒矛盾，认识和发现这一矛盾是宋儒的贡献，中国思想家的贡献，因此，提倡以“理”制“欲”，或以“理”控“欲”，是人类社会的永恒道德要求，谓之普世价值，谁曰不宜？
这些话，似乎前人也还没有讲过。
我在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时，读过清代桐城人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发现此人哲学的“党性”很强，他的书所批判、所“商兑”的都是以“汉学”二字掩盖的进步或“异端”思想，我曾经想以该书为线索，写一部书，题为《从晚明到清初的思想界》，但是，还是因为忙，一直没有动笔，今生今世，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
2022年4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