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康有为及其变法理论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十九岁从学于朱次琦（世称九江先生）。1879年（光绪五年）入西樵山读书，“由阳明学以入佛学”。同年，读到当时人所编《西国近事汇编》《环球地球新录》等书，对西方粗有所知。接着，游历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自此，立意讲求西学。1882年（光绪八年）秋，康有为到上海，大量购置江南制造总局所译西书，订阅英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所编《万国公报》，思想日新。
1886年（光绪十二年）至1887年（光绪十三年）之间，康有为写成《康子内外篇》，预言百年之后，世界将有三变：“君不专，臣不卑；男女轻重同；良贱齐一。” [1] 在此前后，他还运用生吞活剥得来的自然科学知识写成《实理公法全书》，论证“天地生人，本来平等”，并据此设计出一系列制度，成为他后来撰写《大同书》的草图。 [2] 1888年（光绪十四年），康有为有感于中法战争后“国势日蹙”的状况，写成《上光绪皇帝书》，请求翁同龢、徐桐等人代奏。书中，康有为痛陈列强侵逼，中国如“累卵之危”，要求清廷“酌古今之宜，求事理之实”，“讲求变法”，但翁、徐都不见。 [3] 1890年（光绪十六年），康有为在广州会晤推崇《公羊春秋》的今文经学家廖平，接受今文经的“三统说”与“三世说”，用以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自此，康有为以西学为营养哺育出来的新思想就披上了中国古老学说的外衣。
1891年（光绪十七年），康有为受陈千秋、梁启超之请，在广州万木草堂开始讲学。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1889年（光绪十五年）中举，次年到北京会试落第，归途中在上海购得徐继畲所著《瀛环志略》，同时见到上海制造局所译西书，为喜好西学之始。回广州后，慕名投到康有为门下。自此，梁即成为康有为变法活动中的得力助手。同年，康有为刊行《新学伪经考》。该书认为：东汉以来的古文经学，多为刘歆伪造，目的是为了协助王莽篡夺汉朝，建立新朝，因此，历来为古文家所尊崇的传世儒学经典并非孔学“真传”，而是“伪经”。此说一出，传统儒学的神圣地位立即受到挑战。1894年（光绪二十年），给事中余联沅奏劾康有为“非圣无法，惑世诬民”，要求焚毁该书，禁止粤士从学。 [4] 康有为不得不应龙泽厚之邀，到广西讲学。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再刊《孔子改制考》，声称孔子“与时更化”，首创“选举”制度，提倡“开议院”，“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是“托古改制”的“素王”。康有为的本意是借助孔子的权威，减少变法的阻力，但是，由于结论过于武断，难以服人，结果，招致许多人的不满，反而增加了阻力。
（二）公车上书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康有为乘入京会试机会，于5月1日至3日（四月初七至初九日）在松筠庵集会，联络各省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清廷“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汉制，以公家车马递送应举者入京，因此这次上书通称“公车上书”。书中，康有为等提出“权宜应敌之谋”三条：“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同时提出“富国”“养民”“教民”等“立国自强之策”。康有为特别提出，中国贫弱的最大根源在于壅塞，以致君臣隔绝、官民隔绝。他要求颁行特诏，允许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的“方正直言之士”，“准其随时应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参预讨论内外兴革大事。 [5] 这次上书，使变法从个人吁请发展为各省士人的群体行动，是清廷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件。书上，都察院以清廷已在《马关条约》上签字为理由拒绝接受。
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中进士，授工部主事。5月29日（五月初六日），康有为第三次上书皇帝，对公车上书进行补充。光绪帝见到后，命阁臣抄录四份副本，一份呈太后，一份存军机处，发各省督抚将军讨论，一份留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备览。6月30日（闰五月初八日），康有为第四次上书，提出“立科以励智学”，“设议院以通下情”等主张，同时请求光绪帝“下诏求言”“开门集议”“辟馆顾问”“设报达聪”“开府辟士”，做到“有情必通，有才必用”。但是，都察院、工部等衙门都不肯代呈。7月5日（闰五月十三日），光绪帝谕令各部院堂官及各省将军督抚保举人才。同月19日（闰五月二十七日）发布上谕称：“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要求将军、督抚们根据本省情形，各就筹饷、练兵、恤商、惠工等问题“分晰复奏”。 [6] 维新派受到鼓舞，认为这是“三百年之特诏”。
（三）北京强学会
康有为第四次上书被拒后，接受陈炽、沈曾植等人建议，暂留京师。为了开通风气，进行舆论宣传，康有为于1895年8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创办《万国公报》，双日出版，遍送京师“士夫贵人”。每册载论文一篇，介绍世界各国的兵制、通商、学校、铁路、农学、工艺、报馆等方面的情况，大多出于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另一个弟子麦孟华之手。9月1日（七月十三日），组织强学会，初以陈炽、沈曾植为正董，沈曾桐、文廷式为副董，后以陈炽、张孝谦、丁立钧、沈曾植为总董，而以当国军机李鸿藻的门生张孝谦主事。列名会籍或参加会务者有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汪大燮、袁世凯、徐世昌、杨锐以及张之洞之子张权等22人。其中有维新人士，也有帝党官僚。支持者则有翁同龢、孙家鼐、张荫桓、刘坤一、张之洞、王文韶以及李佳白、李提摩太等传教士，刘、张、王并各捐五千金。在《京师强学会序》中，康有为叙述了强邻环伺的危急形势，声称“学业以讲求而成，人才以磨砺而出”，呼吁“凡百君子”共同讲求“尊攘”之学。 [7]
强学会最初打算以翻译西方书籍为主，因此它一名“译书局”，又称“强学书局”或“强学局”。12月16日（十一月初一日），为避免重名，将《万国公报》改名《中外纪闻》，以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纪闻》仍为双日刊，内容有阁抄、照译路透电、选译西报、录各省报、译印西国格致有用书籍等栏。强学会成员复杂，内部意见分歧，除出版《纪闻》外，无力举办其他活动。
光绪帝亲政后，与慈禧太后不和，帝党与后党之间也多有矛盾。1895年12月3日（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光绪帝在慈禧压力下，以“信口妄言，迹近离间”的罪名革去吏部右侍郎汪鸣銮和户部侍郎长麟的职务，永不叙用。 [8] 汪、长在甲午战争期间都主战，对慈禧有微辞，其后台是李鸿藻和翁同龢。二人被革意味着李、翁失势。强学会初起时，李鸿章曾“以三千金入股”，为陈炽所拒，此际便怂恿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弹劾。1896年1月21日（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杨上书奏参“强学书院植党营私，请旨严禁”，一时间，与会诸人畏惧“党祸”，“纷纷匿遁”，翁同龢“默不一言”。 [9] 同日，光绪帝谕令都察院查明封禁，强学会被迫停止活动，《中外纪闻》发行仅一个月零五天，也被迫停刊。事后，李鸿藻向光绪帝力辩杨崇伊参奏之诬，光绪帝自悔处置不当。1896年1月29日（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李鸿藻将强学会改名为官书局，由孙家鼐管理，规定以“译刻各国书籍”为主，不准“渎乱宸听”。同年3月30日（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杨崇伊再次奏劾帝党官僚、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互相标榜，议论时事”。结果，文被革职永不叙用，驱逐回籍。 [10]
注释：
[1] 姜义华、吴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0页。
[2] 姜义华、吴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一册，第290页。
[3]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59页。
[4] 《军机处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133658；参见茅海建《康有为〈我史〉鉴注》，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5]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14—136页。关于此次上书的情况，参见茅海建《康有为〈我史〉鉴注》，第63—76页。
[6] 《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631页。
[7]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65—166页。
[8] 《清代起居注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2721—27213页。
[9]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10] 《清代起居注册》，第27889—27890页。
